歌德曾怀著敬意，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 ……但是（这个作坊）往往只是作为编年史家，漠然而不懈地罗列一个个事实，一环又一环地套上那纵贯数千年的巨大链条。因为绷紧链条也要有准备的时间，真正的时间均有待于发展。
--- 茨威格 (奥地利）
人类的历史长河，总积淀有一些文明重器，譬如那沉稳厚重的后母戊方鼎，坚毅挺拔的大卫雕像，神致恢弘的《清明上河图》。这些重器，仿佛崖岸边的礁石，迎风碎浪，卷起千堆雪，让瞻仰的人们不仅为器物本身而陶醉，更感叹人类智识之巅峰，文明如光风霁月。
到加拿大历史博物馆参观Magna Carta，即英国《大宪章》的纪念特展，我心中便充满这样的期待。
1215年6月15日，水草丰美的泰晤士河南畔，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英格兰国王King John被一群反叛的男爵（贵族）们裹胁着，在一张写满条款的羊皮纸下蜡封处盖上他的玺章。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国王权力，保障贵族和自由民的权利。这就是《大宪章》，又称《自由大宪章》的发源。后来的历史演进中，《大宪章》中的核心理念不仅成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石，也被公认为人类民主宪政的源头。
为了纪念《大宪章》800周年，世界各地今年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2015年6月15日，迄今仅存的4份1215年版《大宪章》原件聚首伦敦大英博物馆，公示一天。展方收到来自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四万余人次的观展申请，但最终只有1215人被抽中，有幸目睹这一历史性的画面。好在有关方面经过努力，延请到英国达赫姆大教堂（Durham Cathedral）珍藏的《大宪章》和《森林宪章》原件，到加拿大进行为期半年的巡展，加拿大历史博物馆正是此次巡展的第一站【注1】。
（雨雾中的Canadian Museum of History, 远处为国会山）
（1864年木刻：King John 签署《大宪章》场景）
（网络图片：迄今仅存的四份1215年《大宪章》原件聚首800周年纪念特展）
读了介绍，才知道这里展出的《大宪章》和《森林宪章》都是1300年由国王爱德华一世授权颁布的版本。原来所谓的《大宪章》真件，并非只有一件孤品。自1215年约翰王首度签署《大宪章》，此后近一个世纪里，继位的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需要，又几度重新颁布《大宪章》，每一次都对内容进行增删调整，其中1217年，涉及国王森林权利限制的条款被分出来，成为一部独立的《森林宪章》，先前文件的主体部分，因此被称为“大”宪章。1300年是由国王最后一次正式向全国刊发这两个宪章文件。迄今为止，世间发现的《大宪章》真品，仅存24件，《森林宪章》的真品更是少得可怜。
（网络图片：巡展的1300年《大宪章》原件）
（陈列着1300年《森林宪章》的展柜，展品不让拍照）
（网络图片：国王-贵族-农奴，不同的社会阶层）
《大宪章》在西方社会家喻户晓，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法律文件之一，在西方社会家喻户晓，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法律文件之一。然而，我眼前这份《大宪章》原件，泛黄的羊皮纸显得十分低调，看不出多少“文明重器”的轩宇不凡。事实上，确实也有不少人对纪念《大宪章》表示不以为然，认为它“不过是一些男爵们为了少交税，跟国王之间的一场撕扯，大家坐下来谈条件。”那么，历史真相的确如此吗？
的确，历史上的《大宪章》本身，并非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一份宪政性的制度设计。最初的《大宪章》只是一份城下之盟，是为了解决当时国王与贵族臣民之间激化的矛盾，而达成的一份政治契约。欧洲的封建体制下，国王与贵族阶层相对平等，契约关系约定俗成，早已有之，但是，《大宪章》以公开法律契约的形式，把契约关系的原则、内容、约束以明确的法律文字记载下来，公示于众，这还是人类史上的第一次。
《大宪章》的内容，总共63条、4000多字，50%以上的内容是规定国王不可以任意地侵犯臣民的财产；另一类条款是关于国王不可以任意处置臣民的人身，大约占40%。例如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一条款影响最为深远，至今仍然是普通法系的一项重要原则，有人将之称为现代司法制度的“基因性条款”，“一切暴政和司法不公的天敌”。
《大宪章》的第61条更加关键。该条款授权二十五名男爵（贵族）成立委员会以监督国王的权利，倘若国王违反《大宪章》，“即可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权力，以一切方法向余(国王)等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余等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等”。这一条款被有些学者形容为后来议会制度的先导；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以公开契约的形式，确立了一条根本性的法治原则，即“the Rule of Law”，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
保护民众权利与自由，拒绝“绝对王权”，强调法律至上和正当程序，这些《大宪章》的核心内容，蕴涵着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所依赖的一些最根本的原则，凝结着巨大的历史价值。遥想《大宪章》订立之时，欧洲上处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专制横行，人类理性缺失，《大宪章》能提出这样纲领性的基本原则，似长夜明灯熠熠，引领后世践行800年，不能不令人慨叹再三！
然而，有哪一种权力会俯首帖耳被关进笼子呢？1215年的《大宪章》订立不久，很快就被本不情愿的约翰王单方面废止了。此后历任英格兰国王或出于传统，或迫于贵族阶层的压力，曾反复重颁或表态要恪守《大宪章》，但是到了15、16世纪的都铎王朝时期，王权专制强化，《大宪章》沉寂了200多年，几乎无人提及。
历史的车轮行进到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和英国议会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从《大宪章》中为反抗君主专制找到了历史的依据，《大宪章》的内容被重新解释，“自由”的权利被赋予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全体英国人，《大宪章》由此成为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一面旗帜。1688年，英国完成“光荣革命”；次年，议会通过《权利法案》，确立“法律至上”和“议会主权”两大原则，以议会立法的方式，奠定了法治的崇高地位，而法治又为向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过渡提供了前提保障。英国纪念《大宪章》800周年委员会主席Robert Worcester爵士这样评价道，“《大宪章》是自由的基石，也可认为是民主的基石。”
电子展板的世界地图上，标记着一个个红点，隐隐似星火燎原。我的目光停在亚洲大陆的东端，那里一片空白。其实，在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上，也有几多灵光闪现。早在殷商初年，即有贤臣伊尹将残暴的殷王太甲流放到桐之宫，直到七年后他改过自新后才还政于他。秦以后，郡县取代封建，皇权大一统，历代的儒生士大夫，唯有从人治的角度，期待“君权天授”的帝王懂得克己复礼，以天下苍生为重，却总是失望大过希望，郁郁而毫无作为。到了传统专制集权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石破天惊，出现黄宗羲这样的学者，对“绝对王权”发起强有力的挑战，指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必须以“天下之法”代替“一家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梁启超曾评论说，“在卢骚《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黄宗羲）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令人叹息的是，以小自耕农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完全没有这些先进思想付诸实践的土壤。黄宗羲的杰出著作《明夷待访录》自清乾隆始便长期列为禁书，直至清末，康、梁等人推动变法改良，为开启民智，才“节抄印书万本，秘密散布”。专制政权的本能，一要禁锢思想，二要贬抑法治，概莫能外。光阴迅忽，世事流转，黄宗羲光辉的思想注定如流星一般，隐入黑漆漆的夜空。我又一次低头，端详展柜中的《大宪章》，它静静躺在那里，泛着幽幽的光泽。800年，从一纸羊皮卷到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之圭臬，个中传承，草蛇灰线，若有似无。《大宪章》真正的意义，也许并不限于那张羊皮纸上的字里行间，更在于它作为一种理念的图腾，如何被人根据现实的需要而解读，然后努力付诸实践。理念的引导和制度的设计固然重要，而践行的结果却必然取决于每个历史阶段中，各种矛盾的碰撞妥协，各个社会阶层的博弈平衡，在时间轴上积累、盘旋、走向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宪章》800周年，值得纪念的岂止是最初那一个点，更是这800年来人类的奋斗历程。
（网络图片：雨过天晴天青色，夜幕下的博物馆）
Magna Carta Canada Exhibitions
June 12, 2015 to July 26, 2015
Canadian Museum of History，Ottawa
October 4, 2015 - November 7, 2015
Fort York National Historic Site, Toronto
August 15, 2015 to September 18, 2015
Canadian Museum for Human Rights, Winnipeg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Alberta Visitor Centre, Edmont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