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蜀萍（瓶儿）·
（上）
到古巴去是想再次体会社会主义。记忆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很穷，不过能裹腹挡寒，但没有现在为比吃比穿比谁的腰包鼓比谁的“小蜜”多而带来的种种烦恼。记忆中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没有机会为什么发愁，反正愁也得不到，倒落得个无忧无虑。
二ＯＯ一年的感恩节我瞅了空就去了古巴。本来想找个旅伴，但是有钱的没时间，有时间的没钱。大多数对那个共产主义（其实是社会主义，而西方国家总喜欢用“共产主义”）穷国不感兴趣。美国和古巴之间没有直航，我以飞行路线最短为原则找了巴哈马的ＮＡＳＳＡＵ作为中转站。在古巴航空公司的签证代办处顺利地拿到为期一周的旅游签证。
当那架也许是全世界仍在工作着的最高辈分的曾祖奶奶级的小客机颤巍巍地离开地面的时候，我不由一阵激动，好像是要去一个久别的家园。漂亮的航空小姐含着一丝纯洁的笑容讲解注意事项，使我想起第一次到北京的火车上的年轻女列车员。现在中国鲜见如此纯洁的笑容，连三岁小女孩都会翘个二郎腿扮着个媚笑说：“我要给大款当二奶。”我把摄像机对准她。她有些腼腆起来。
曾祖奶奶颤巍巍地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国际机场落地的时候，正好夕阳西下。旅游公司的人员把我送上出租车。一路驶来，房屋渐渐密集起来，最后进了城区。我好奇地寻找革命标语，原以为到处都是，事实上也只有三、四处。是用大字写在墙上或布告板上，大意是继续革命之类。原也以为到处都是卡斯特罗的像，一周下来只在两处看到，一处在政府首脑办公区前，另一处是少年宫前。倒是到处可见切·格瓦拉的头像。其中一幅头像足足占了政府办公中心革命广场的国务院大楼的半边，使得一旁的普通大小的布告板上的卡斯特罗显得很谦卑。司机向我介绍一些名胜，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他的西班牙语。我用英语说我听不懂，他好像没听见，自顾自地继续介绍。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破落的城市。之所以说“破落”而不是“破旧”，是因为构成这个城市的主体西班牙式建筑的坚实和大家子气在提醒你她曾经的辉煌。楼前高大的廊柱们在原地挺立了至少一百年，在他们身边生生死死了几代人，发生过几次战争，包括一九五九年的惊心动魄的革命。至少有半个世纪他们没有得到过粉饰，把岁月的痕迹大方地昭示各方来客。昏暗的街灯下男女老少或在门前纳凉，或在街上闲逛。时光好似倒流了三十年，使我想起七十年代的游手好闲的中国。
司机殷勤地把我的小行李箱提进旅馆，他要我给他小费（车费已由旅游公司付过）。这出乎我意料，以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不收小费的。我不知道车费多少，所以不知道该给多少，就通过旅馆的接待员问他，接待员翻译回来说他要五美金，我心想从曼哈顿到肯尼迪机场也不过这个数，而刚才的路程显然要近得多，但看到他恳切的眼光，我就给了他五美元。后来得知古巴人民的平均月工资为二十至三十美元。这只能买得起国家配给的生活必需品，若想稍微“奢侈”一下，那得另谋“财”路。
司机刚把小箱子放下，侍应生就把手按在上面了。我从来旅游时轻装，这只箱子我一个手指就能提起来，实在用不着麻烦别人。但是我想他也一定期待我的小费，所以就请他提这只箱子。
进了房间，好高的天花板！足有三人高。如果不是房间有点显小（宽度小于高度），简直太气派了。我打量这个四星级房间：两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两个床头柜，一个茶几，两张藤椅，一部电话，一个冰箱，一台大约２５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衣柜里还有个保险箱。卫生间有洗手池，抽水马桶和淋浴间，没有浴缸。应有的现代化设备都有了，有无浴缸不是大事。地板是大理石的，没铺地毯。侍应生打开阳台的门，招呼我过去看。我看到楼下来来往往的人们，对面的商店，还有右前方的中央公园。他问：“对古巴的第一印象如何？”我说：“很好。”他笑笑，认为我在说客气话。他个子很高，有一米九十，长着一张善意的脸，头发黑黑的。是那种典型的什么血统都有的让很多法国女人着迷的拉丁美洲人。“我真的很喜欢这里。”我强调了一下。“为什么？”他问。“看起来很熟悉。我是从中国来的。”我说。“真的？中国怎么样？”“很难概括。”他也不勉强追问我。我们后来闲聊了一会，得知他三十来岁，和我差不多，彼此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最后约好他下班后领我逛老城区。
当年哥伦布踏着大西洋的水路而来，以为他到了东方的印度，实际上却是今天的古巴。古巴岛上和美洲其它地方的土著都被他称为“印度人“，后来我们为了将他们和货真价实的印度人区分开来，就翻译为“印第安人“。据历史考证，哥伦布一行到达古巴是在１４９２年１０月２８日。以此说起来古巴的“西方文明”是南北美洲各国最老资格的。为了报答他的赞助人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哥伦布将这个岛用他们的女儿凰娜（ＪＵＡＮＡ）命名。但最终它还是回到它原来的土著名字Ｃｕｂａｎａｓｃｎａｎ的缩写Ｃｕｂａ，即古巴。１５１１年，西班牙正式殖民古巴，１５１５年在哈瓦那建立了聚居地。１５１９年殖民者们选了这个港口，把从墨西哥和秘鲁掠夺来的财富先堆积在这里，然后再集中运往本土。从此哈瓦那成为西班牙殖民地的重镇，在１６０７年正式成为古巴的首都，直到今天。算一算哈瓦那也是有四百年历史的古都了。由于众所周知的殖民者的野蛮行径，到了１６世纪中叶，土著民族几乎绝种。殖民者只好从非洲输进黑奴做劳工。尽管不时地有海盗和敌对国的骚扰，岛上的经济在１６世纪和１７世纪还是不断繁荣。岛民们不顾西班牙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种种限制，与过往船只和邻国进行非法贸易。
美国一直对古巴这一宝岛垂涎三尺，曾想购买古巴，但西班牙始终没有放手。１８６８年古巴爆发独立战争，十年后以政府和革命军双方的一个停战协议告终。奴隶制在１８８６年得以终止。１８９３年颁布了黑白同权的法令。但是西班牙政府的压迫并没有消失。１８９５年，在作家何西·马提（Ｊｏｓｅ Ｍａｒｔｉ）和Ｍａｘｉｍｏ Ｇｏｍｅｚｙ Ｂａｅｚ将军领导下又爆发了一场革命。美国政府趁机插手，于１８９８年卷入这场战争，引发了美西战争。西班牙不敌，不得不在当年年底放弃对古巴的君权。美国军队接管古巴，直到１９０２年古巴共和国正式成立。共和国的宪法增加了一个修正案Ｐｌａｔｔ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委托美国政府保护古巴的独立，若有必要美国可以购买或租借古巴的领地用以屯兵。日前美国向古巴的南端Ｇｕａｎｔａｎａｍｏ Ｂａｙ遣送了塔里班战俘，这个Ｇｕａｎｔａｎａｍｏ Ｂａｙ就是当年美国从古巴租来的，并一直租着，看来美国是要永远租下去的。这１１６平方公里的土地租金只有少得可怜的五千美金。（为了表示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抗议，卡斯特罗执政后一直没有兑现美国每年寄来的支票。）此后十多年间，虽然古巴的独立没有受到过威胁，但美国确实在帮助古巴共和国的保守政府镇压叛民维持安定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美国对古巴金融、农业和工业的全面控制对古巴的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自由党领袖Ｇｅｒａｒｄｏ Ｍａｃｈａｄｏｙ Ｍｏｒａｌｅｓ趁机在人民的怨声载道下推出一套改革方案，由此顺利地在１９２４年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但是经济情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加剧衰退。他一看情势不好，干脆抛开议会自己做起独裁者，血腥镇压反对他的民众，直到１９３３年军方倒戈迫使他流放。此后数十年，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府频繁更换，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和期间二次世界大战对糖价的冲击，古巴人民的生活条件没能得到改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为了平息岛上的骚乱，采取了各种措施，甚至不惜取消了Ｐｌａｔｔ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１９５２年前总统Ｂａｔｉｓｔａ在军方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他废弃宪法，解散议会，成立了临时政府，答应次年大选。在１９５３年镇压了由年轻的律师卡斯特罗领导的一次反抗运动后，Ｂａｔｉｓｔａ宣布将在１９５４年大选。他多年的对手Ｇｒａｕ Ｓ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在选举在即时退出竞选，声称其支持者受到恐吓，Ｂａｔｉｓｔａ因此轻而易举地连任总统。在他１９５５年宣誓就职时，他恢复了宪法，大赦了政治犯，包括卡斯特罗。后者选择自我放逐到美国，后来又去了墨西哥。
开始人们对Ｂａｔｉｓｔａ寄托着希望，认为他会带来民主和正义。但是Ｂａｔｉｓｔａ政府很快蜕变为一个黑手党：动辄谋杀政敌；军方领袖居然以保护商人为名，从中牟取暴利。在该“黑手党”的帮助之下，贩淫业和赌博业在哈瓦那兴旺发达。而普通民众对Ｂａｔｉｓｔａ越来越不满意。卡斯特罗利用这一时机和格瓦拉一起领着８０勇士杀回古巴。在一系列成功的游击战后，在广大民众的支持下，１９５８年卡斯特罗号召全民起义。一年后，Ｂａｔｉｓｔａ被迫辞职，逃离古巴。又一个临时政府成立了。许多Ｂａｔｉｓｔａ的人受到镇压。卡斯特罗先是推卸政府职务，后来还是当了总理。在１９７６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家主席。
由于古巴推行社会主义制度，不许外国人拥有企业，严重地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尤其１９６０年古巴政府没收了美国人拥有的巨额财产后，美国以禁止与古巴的贸易进行报复。１９６１年１月两国绝交。同年四月，美国导演了著名的“猪湾事件”。由美国支持和训练的一群古巴流亡者在古巴南部的猪湾入侵，结果是９０人被击毙，一千多人被俘。最后美国还不得不花重金将这些人赎回来，真叫“偷鸡不成蚀把米”。美古关系在１９６２年秋天更加恶化，美国发现苏联在古巴安置导弹。后来美国和苏联交涉终使得问题和平解决。整个６０年代美古关系是敌意的。古巴一心想通过联合国把美国兵从Ｇｕａｎｔａｎａｍｏ Ｂａｙ赶走，但没成功。
１９７０年代中期，美古关系才开始改善，两国在对方的首都设了办事处。但美国警告在古巴解决美国的财产纠纷和停止在非洲的活动之前关系不会正常化。古巴插手非洲从１９６０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到１９８０年甚至把手伸到了中东（南也门）。它的活动主要受苏联指使。作为回报，苏联每天向古巴提供三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１９８９年４月访问哈瓦那时与卡斯特罗签订了苏古２５年友好条约，但是卡斯特罗毅然拒绝在他的国家进行苏联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随着苏联在１９９０年代初的解体，苏联对古巴的援助也跟着结束了，苏联的军队也逐渐撤出（到１９９３年时一个也不剩）。美国见此机会落井下石，加剧对古巴的贸易制裁，虽然联合国代表大会在１９９２年通过一个议案，呼吁美国终止对古巴的制裁，美国却置之不理。１９９３年古巴的蔗糖产量降至３０年间最底点，次年情况更坏。很多古巴人忍受不了贫困，想方设法逃离。有一群人劫持了一艘渡船试图逃跑，却被海岸卫队击沉，这一事件引发了一连串暴力反政府示威，最后卡斯特罗不得不允许那些愿意前往美国的人出境。这时，一直谴责古巴没有自由，怂恿古巴公民叛逃的美国见人潮纷纷涌来，很快意识到这是个负担，遂借口他们的逃亡因经济原因而非政治原因不构成避难的理由。在美国人眼中，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比一个将要饿死的人更值得同情。他们将那些不合格的难民遣送到Ｇｕａｎｔａｎａｍｏ Ｂａｙ（就是今天塔利班战俘被关的地方）和巴拿马的难民营。最后美国以每年向古巴颁发二万个签证的许诺才缓和了这个局势。
正在人们希望美古关系好转的时候，１９９６年２月底，古巴战斗机以侵犯领空为由打下两架民用飞机。这两架飞机是根据地在美国的古巴流亡人士组织用来在海上搜寻偷渡难民的。美国和联合国同声谴责这一事件。古巴解释这两架飞机所属组织曾经飞到古巴领空散发反政府传单。但是古巴的解释没人理会。
后果是，克林顿总统不再反对对古巴施加更严厉的制裁。三月份他正式签署一项法案，使得非美国人都不容易到古巴投资或经商。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原来是每年要审核一次，现在成了永久性的，并且威胁外国公司如果从被古巴没收的美国公民的财产上“赚取利益”将会被起诉。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都不满意美国的这项法案，认为美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法律条文强加给别国。
１９９８年１月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访问了古巴。他批评美国的贸易制裁政策，同时也敦促卡斯特罗政府容忍不同的政治声音。不久后古巴当局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
（下）
晚上八点，侍应生，他的名字叫米盖尔，来到我的房间。他已脱下工作服，换上一件白色衬衣。他性感的躯体很好地表现出来。我愉快地跟着他出门。我们的路从ＰＲＡＤＯ林荫大道开始。这条道数百米长，路面是光洁的大理石，建于１８５２年。两旁的椅子上是成双成对地抱着的缠着的情侣，还能听到咂咂的亲嘴声。在这热带的夜晚，有海风从港口吹来。多么罗曼谛克！我不由瞟了米盖尔一眼。我说我多么羡慕你们古巴人的生活，还有兴致在公共场所谈情说爱，不象我们纽约，在酒吧或夜总会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勾搭上了就上床，一点情调都没有。还是社会主义好，有的是时间谈恋爱。
ＰＲＡＤＯ的尽头有一块围起来的空地，米盖尔指给我说：“有一家中国公司将在这里建旅馆。”“真的？我下次来就住在这里。”那真是一块宝地，位于哈瓦那的中心地带，又一览著名的Ｍａｌｅｃｏｎ防洪长堤和对面耸立了两百多年的Ｍｏｒｒｏ和Ｃａｂａｎａｓ两要塞的雄姿，将来财源一定滚滚而来，不禁佩服中国生意人的聪明和敏捷。过马路时米盖尔拉着我的手，到了对面的Ｍａｌｅｃｏｎ又把它放了。他和我在防洪堤上坐下，问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你为什么想到来古巴？”
我见他问得很认真，就不厌其烦地把我的心路从头道来。最后我说，我真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好象又回到我青少年时候的中国，我是多么怀念那种没有机会为钱发愁，无忧无虑的生活。“你真的觉得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更好吗？”他问。“你知道有一本书的名字叫《逃避自由》吗？有了太多的自由就失去安全感了，人就活得比较累了。”我说。他还是将信将疑的样子。我以一个什么盐巴都尝过什么桥都走过的过来人的姿态向他“启示真理”：“你应该珍惜你现在的生活，你其实比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活得有意义。”他不说话了，大概在考虑我说的话。也许还没有人跟他说过他们居然活得比别人好。这时，一声炮响，他说：“九点了。每晚九点在Ｃａｂａｎａｓ要塞都有一次放炮仪式，然后那里有唱歌跳舞。”我心想古巴人多快乐呀。我们沿着长堤走了一会儿，他把我领到海明威当年写就《丧钟为谁而鸣》的旅馆。一路上有很多露天的餐厅，每个餐厅都有一个民族小乐队伴奏助兴，而顾客们也手舞足蹈地随音乐又唱又跳。我被他们的快乐感染得也想歌唱。我邀米盖尔吃饭，他说已经吃过了。但我还是好奇地看了看菜单。一看我吓了一跳，饭菜的价格和纽约中档的餐馆差不多，全是以美元计价的。怎么会是这样呢？一顿饭就吃去古巴人一个月的工资。米盖尔回答我的问题说：“在这里吃饭的人全是游客。”他的局外人的态度把我刚才的兴奋打消了一半。原来米盖尔跟这种快乐没有多少关系。后来得知每晚在Ｃａｂａｎａｓ要塞快乐逍遥的人也都是游客。我想起当年的北京饭店，那是外国人自由出入的地方，而我们中国人即使有能耐进去，也消费不起，记得我还是托一个外国人的福有幸消受了一下。现在米盖尔跟我的关系就象我当年跟那个外国人的关系，多么不平等。将心比心，我为自己比他的优越而不安，但愿他把我当成一个在人格上是和他平等的一个朋友。不知是否他敏感到足以阅读我的思想，他的手挽住我的腰，给我一个笑容，我为他的自信而感到欣慰。
走过哈瓦那的老街，穿过中央公园，议会山，那里有一个中国牌楼，上写“华人街”。据说是几年前中国政府捐助的以示中古友好。走过牌楼，是黑灯瞎火的一个地段，然后柳暗花明，一条几十米长的被大红灯笼映得通红的街展现在眼前。“这就是中国城，”米盖尔说。我象走进一个古装戏的舞台。“演员们”身着各种朝代的服装，他们是饭店的侍者，在热情地招呼着顾客。饭店的名字取得很有中国文化，诸如“东坡阁”，“黄鹤楼”之类。每家餐馆装饰得比中国还中国，大约在中国本土都不大容易找得到这么传统的场景。如果不是因为演员们的肤色不真实，你真要以为这个场面是从哪个古装戏里搬来的。我看遍所有的面孔，没有哪个长得象中国人，初以为他们是中国老板从大街上找来的伙计，细一打听，方知他们的父亲们是中国人。这些年轻人面孔黑黑，但一举一动都承袭了中国人的谦恭。想着他们和我一样都有一个中国姓氏，不禁一乐。我再次邀米盖尔吃一些东西，他还是说吃过了。我估计是在单位食堂吃的。
回旅馆的路上，米盖尔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我虽然不否认自己的魅力，也不怀疑他动机不纯，但我俗气地想他要不是个侍应生就好了。我毅然地把一段中古人民之间的爱情佳话扼杀在尚未萌芽之中。他恋恋不舍地将我刚洗的头发亲了又亲，又在我的额上留了一个吻。送到旅馆门口，他躲在暗处说：“我最好别让我的同事们看见。”多么耳熟，就象当年约外国留学生出去，也怕看门的老头撞见。我一笑，挥手道别。
第二天，是旅游公司安排的市内游。主要是昨晚米盖尔陪我走过的那一段加上第五大道的使馆区和中央政府办公区。使馆区在革命前是贵族们住的所谓“高尚区”（借用美国华人词汇）。革命胜利前夕，贵族们纷纷逃亡，连细软都来不及带，剩下的一切连同漂亮的花园洋房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财产，后来陆续地租给各个友邦作使馆。导游特地指给我们看俄国的大使馆，中央的塔楼高耸，宛若威严的城堡，很反映俄罗斯的性格。
在海明威当年经常会见年轻艺术家的地方我们喝到了他最爱喝的酒Ｍｏｊｉｔｏ。它的内容有新鲜薄荷叶，柠檬汁，ＲＵＭ，糖和水。我一喝钟情，直喝得头重脚轻。以后每天早中晚都要喝上好几杯，回到纽约之后还自己每天兑着喝。此行还使我迷上了压缩浓咖啡，一杯振奋神经的浓咖啡加上一杯麻醉神经的Ｍｏｊｉｔｏ，喝了之后感觉就象生活在白日梦里。
古巴的必需品商店物品种类少得可怜，凭供应卡可以以非常底的官价买到定量的豆，米，面粉，肥皂，牙膏，卫生纸之类的必需品。每一居民区设有这样一个店，居民们必须到自己所在区的店去购买。虽然工资底，但人们是饿不死的。但人们总想吃得更好一些，穿得更考究一些。有些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或投机取巧也能挣到更多的钱，他们可以在其它市场以高价买到东西，这样的市场有农贸市场，美元市场和黑市。公开的美元市场开始于１９９３年。古巴政府规定美元只能用于一些指定的商店。这些商店的价格与Ｋ—ＭＡＲＴ差不多，而商品却匮乏得不好于以前中国公社一级的供销社。它们只接受美元和外汇券。官方的比价是一Ｐｅｓｏ等于一美元，但黑市价格是２０Ｐｅｓｏｓ才换一美元。所以就产生了外汇券（我好奇是不是向中国学来的），只有外汇券的一Ｐｅｓｏ才值一美元。因此美元市场也是外汇券市场。
到了古巴，少不了与雪茄打交道。每一个导游都要带你去雪茄商店。我们先观看雪茄加工程序，然后就被推荐各种档次的雪茄。导游先是起劲地帮忙推荐，说着说着干脆自己站到柜台后卖起来了。大概他可以拿到回扣吧。所有的游客都带雪茄送人，好象来一趟古巴不可不带雪茄，除了我。我听说那里四美元一支雪茄我可以在美国轻而易举地以四百美元卖掉，但慑于美国政府的针对古巴的法令，我一支都没敢往回带，如果被逮住，罚款可远远不止四百美元。导游看着可观的销售量，满面笑容地宣告今天旅游节目的最后一出：送大家回旅馆。
回到旅馆，才下午二点钟。我冲洗和休息了一下，决定到附近走走。才走出旅馆几十步远，从旁边跳出来一个黑不溜湫的小青年。“你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礼貌地纠正他。“中国人！”他兴奋地睁大一对上下乱闪的眼睛。我对那一双停不住的眼珠子有些反感，拔腿就走。他追上来：“到我家吃晚饭吧。”我又打量了一下这个人，对自己说人不可貌相，也许是个很友善的人呢。我们那时不也对外国人很热情吗？我想着自己反正也要吃晚饭的，利用这个机会见识见识古巴人真正的生活情形不是很好吗？我问：“你做饭吗？”他笑着摇头：“我不做。我妈妈做。”太好了，有个妈妈，这我就放心了。我说：“谢谢你的邀请，我会付你们饭钱的。”“哪里？我是请你做客，不要你付钱。”他还挺客气。但我当然会付费的，因为他们穷呀。为了表示感谢，我先请他到一个可以俯视海岸风光的楼顶听Ｓａｌｓａ，喝Ｍｏｊｉｔｏ。等到晚饭时分，我们便到他家去。他说的二十分钟路程变成了四十分钟。先是坐人力车，然后转乘古巴土的士，它相当于浙江几年前较流行的那种机动三轮车，带蓬子的车斗里面对面有两排座，可坐八人，后来的人可以蹲在中间。据说这种车是不许拉外国人的，因为是黑夜，他们就让我混过去了。我开始为能够体验古巴人的生活而兴奋。
在街口的小卖部化２．５美元买了一瓶非法进口的可口可乐。刚才一路上看他们都是用美元和外汇券交易，发现政府想把美元限制在特定商店的做法没有行得通，倒是古巴人自觉地把Ｐｅｓｏ限制在凭卡供应商店，在其它地方全部使用美元或外汇券。这个叫拉吉的小伙子又是从哪里搞到美元的呢？他说自己在一个私人餐馆当厨子（原来古巴也有私人企业了），一个月有一百美元的收入。他向我炫耀他那双值一百美元的皮鞋，确实质地式样都不错。他那件Ｔ恤衫是化三十美元买的。好象穷地方的人都很懂得包装自己。
拉吉的父母看上去很厚道，他还有个哥哥，也象他一样坐不住，象个耗子一样窜来窜去。家里是独门独户的，虽然不大。二室一厅。家里象样的东西全放在厅里，包括他爸当海员的时候从中国带来的一些工艺品。卧室非常简陋。有一个彩电，两个冰箱，和一套音响，看上去都有些年头。相当于我们１９８０年代的生活。卫生间没有浴缸，只有淋浴设备。抽水马桶上没有厕板。我要上厕所，找不到卫生纸，幸好我有备而来，自带了一些纸巾。
他妈招呼我们吃饭。各人盘子里一块舌头大小的牛排和一些米饭。桌子中间放了一碗大豆煮的汤，没有几颗豆。我一口就把牛排消灭了，剩下的米饭难以下咽。想起了小时候没菜吃时的情形。饭后，拉吉说要给我看一样东西，我就跟进他父母的卧室。他迅速插上门拴，一把将我推倒在床上。我一急，一个爆发力把他推开，站了起来。我声色严厉地说：“我不是来干这个的。”他笑嘻嘻地：“你在古巴呀，放松一些吧。”我去开门，他把我推开，说：“你站到那边去。”“你想干什么？”“你就站到那边去。我不会伤害你的。”我退到一边，只见他掏出自己的生殖器，当着我手淫起来。我感到一阵恶心。但我尽量保持镇静，不让他感到我可能举报他。据说古巴极其重视游客的安全，如果骚扰游客，情节严重者可能被判无期徒刑。如果他狗急跳墙，可能会加害于我。他满足了自己之后，随手把手上的精液用他妈的衣服擦掉，又照旧把它挂回到壁橱里，然后笑嘻嘻地开了门。我没有兴趣按我原来的想法留一些钱给他们，拿起包就走。他父母非常热情地和我道别，又是拥抱又是亲吻。我好奇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回到旅馆，付钱给司机的时候，发现钱包里几十元不见了。原来“垃圾”已经趁我和他父母说话的时候偷走了。
第三天，我随一个旅游团去了游客必至的Ｖｉｎａｌｅｓ Ｖａｌｌｅｙ。那是个景色迷人的山谷，多溶洞，离哈瓦那１８０公里。沿古巴式高速公路（相当于中国的国道线）大约三个多小时。由于一路上有很多景致，不觉得路远。一路上经常看到在天桥下等车的人群。导游说古巴运输业极其落后，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可能需要排上一天一夜的队。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学生更愿意在路上搭车。那些敞蓬的大卡车上都载满了人。一路上是连绵不断的甘蔗地。导游小姐出了个题目给大家猜：“古巴收入第一好的产业是什么？”我想当然地：“糖。”“错。”“是雪茄吗？”另有人猜。“错。”导游说，古巴收入最好的产业是旅游业。现在的古巴基本上是靠旅游业活着的。其次才是糖的出口。
我们到一个农民家里参观。我无法确定这一家有没有代表性，看来他们的生活不太差。他们有汽车，冰箱，养着羊和鸡，还种了雪茄卖给游客。房子虽然不大，也有卧室，起坐间和厨房。因为此地游客多（有的会在这里住上一、二个星期），所以生活条件可能比其它地区要好些。我看到有很多的“私人旅店”的招牌。
然后我们到当地的一家雪茄工厂参观。叫我眼界大开，居然有工人和游客进行私下交易，把公家的雪茄塞给游客，把美钞塞进自己的口袋。旁边的人好象没有这回事，似乎这是公开的秘密。
第四天，我和前一天认识的国籍南非的犹太小伙子丹尼一起去参观国家艺术馆。也是令我惊讶，馆里陈列了不少讽刺红色政权的绘画和装置艺术。有些这样的绘画创作于上一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当时不敢拿出来公开展出。虽然古巴人仍对卡斯特罗充满了敌意，在公开场合也不敢批评政府，但这类艺术品的公开展出似乎表示政府变得比较开明了。怪不得米盖尔信心十足地说：“我们的国家会变的，这是必然趋势。”
一路上有很多年轻人过来打招呼。其中一位说自己的父亲曾是９０年代的奥运会拳击冠军，现在北京当教练。第一个问题总会是“你们从那里来的？”丹尼总是很可气地眨眨眼：“我是非洲来的。”那些正宗的非洲后裔当他在开玩笑。
到旅游品市场买了些纪念品，我们来到防洪长堤。有三三两两的人们在垂钓。他们都很友好地招呼我们。一个长得象埃里安（Ｅｌｉａｎ）似的小男孩拿着一个缠渔线的家伙要卖给我们。我不禁想到埃里安。如果他没有得到古巴政府的特别照顾，那他也会象这个孩子一样眼馋地盯着我们的钱包，希望得到一元买糖果的钱。
晚上去观看古巴最著名的歌舞团Ｔｒｏｐｉｃａｎａ。演出露天进行，舞台就在丛林之中。上有星星，下有美酒，微风习习。男女演员们性感的身体奔放热烈地舞蹈，将美丽的情调尽情快乐地展现。午夜演员们离开之后，音乐还在继续，观众们流连忘返，上台随音乐起舞。我深深地被这午夜星光和热带丛林浪漫音乐感染，爱上了那位和我跳舞的英国青年。
第五天，我和陆珂（我送给那位英国青年的名字）和爱西玲（另一位昨夜认识的爱尔兰姑娘）结成三人行，参观了港口对面的两个炮台：Ｍｏｒｒｏ和Ｃａｂａｎａｓ。Ｍｏｒｒｏ是１５８９年建立的，据说是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建的第一个炮台。在Ｍｏｒｒｏ炮台里我惊喜地发现一个中国风光摄影展览。Ｃａｂａｎａｓ炮台现在作了军人的营房。这两处古迹保存得非常完好。当夜，我们在一家露天的花园餐厅吃饭。又去海明威住过的旅馆Ａｍｂｏｓ Ｍｕｎｄｏｓ（“两个世界”）喝酒。然后，沿着老街回旅馆的路上，碰见那位著名的浑身挂满针饰的怪人。后来我们又遇见一位据说其父曾上过吉尼斯记录的年轻魔术师。他就当着我们的面演变种种把戏，把我们惊叹得直拍手叫好。
第六天，爱西玲去Ｖｉｎａｌｅｓ Ｖａｌｌｅｙ作为期一周的旅行和休闲。我与陆珂去丹尼极力推荐的圣玛丽亚海滩，乘坐一辆古巴特有的小巧玲珑的甲壳虫式的两人座的三轮机车。我们昵称之为Ｂｕｇｇｉｅ（“虫虫”）。该车不能上那条专走旅游车的漂亮的林荫大道，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落后的工业区。海滩极其漂亮，没有被过度使用，遮阳伞是棕榈叶子做的。有按摩师在阳光下给一位着红色比基尼的女子按摩。周围每隔十几步就有一名警察。我们叫了Ｍｏｊｉｔｏｓ喝着。水有些凉，游泳的人不多，大多数的人在晒日光浴。几个小时后，我想上厕所，却得悉海滩上没有厕所。只好求助于警察，这位警察带我到附近小卖部的卫生间。我发现所有古巴人自己使用的抽水马桶都没有厕板，不知道是因为买不起还是不需要，抑或是要节约闹革命。我看见门闩也是坏的，但也顾不上。出来一看，警察在十步之远为我放着哨呢。
晚上在露天餐厅看到一位美丽的黑少女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抚弄着。老头又是送花又是献殷勤，黑少女咯咯直乐。此地的卖淫业死灰复燃。很多欧洲和南美的嫖客们来寻芳采花。把美国的同乐此道者羡慕得眼红。古巴对卖淫业也加强打击，规定女性不许进夜总会。当然外国女性是可以进去的。虽然这样，如果古巴女性有外国人陪着，警察照样奈何不得。
第七天，是我回程的日子。旅馆门口很热闹，一支乐队在演奏，原来是某著名人士的纪念日。街上一对新人的彩车驶过。新娘一袭传统的洁白的婚纱。我再一次打量这个城市，这个一百年来没有什么变化的“迟暮美人”。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西班牙殖民地建筑群。年近半百仍发挥着余热的造于１９５０年代的美国产老车们。一辆样子象骆驼的庞大的公共汽车拖着满车的乘客笨拙地赶着路。对面中央公园三三两两闲逛的人们。
我突然有些伤感，想着世界上竟有这么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是活生生的人和不用复制的原汁原味的实物。我们这些外国人就象是一批批访客，参观完了就走了。而博物馆里的人仍旧日复一日地生活在馆里，等着下一批访客来。
我体会到了米盖尔淡淡的幽怨。我的少年时代也是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活标本。虽然我们可以自得其乐，但毕竟是被关在笼子里的。
当曾祖奶奶吭哧吭哧地把我们背离地面，向着Ｎａｓｓａｕ吃力地飞去的时候，我想，纵然自由的世界有多么可怕，我还是会选择做一个自由人的。米盖尔，我希望你的自由也会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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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的作者是我的朋友瓶儿，她是中文网络的第一代写手，文章写于2002年，最早发表在2002年3月间的“华夏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