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家(三)
买汽车是在买房子以后，大约是48年吧。其实，听说在此之前大舅也曾买过一次汽车，是在天津进口的，但是被当时派驻天津办事的伙计朱耀堂因填补其在当地吃喝嫖赌所造成的亏空而自作主张卖掉了，大舅也拿他没有办法。第二次买的只是一辆老式福特，和当时已经流行的头尾形状相似的车型相比，显得没有气派，尤其和这豪华的房子实在不十分相配。住在隔壁2号的（康乐村全弄以临街的两栋最大，一排两户，其他都是一排三户）是美国大通银行的华经理，家里是两辆最新式的汽车。以大舅爱面子的性格，买这样的车恐非本意。估计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在房子上花费太多，财力上有些紧张；二是考虑到当时的局势，不想在上海作更多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汽车司机叫“兰生”，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反应不很灵敏，技术也不怎么样，记得有一次还把车开到人行道上，差一点出事。此车一般都是随大舅去上班，其他人很少乘坐。大舅去香港后不久，这辆汽车就处理卖掉了。
至于大舅何时娶的小老婆，就搞不大清楚了，推算起来大概也就是在47年以后的事吧。小老婆姓陆，也是常州人，本来是妓女。妓女也有高低档之分，她大概算是比较高档的。那时商人之间的交际，有时就约在“堂子”（比较高级的妓院）里。所谓吃“花酒”。可能就是这样，日久生情，大舅花钱为她赎身，从了良。此人我没有见过，听说长得并不是很漂亮，但待人接物总使人非常愿意接近她。大舅将“金屋”设在威海卫路人民广场附近的“马律师”公寓的一套很小的住房内，解放后，我曾随母亲去过那里，一室一厅，前面带一个临街的阳台，卫生间在门外的半楼梯处。电话则由大舅的一个叫彭德顺的朋友的家中分接过来，所以尽管明明大舅是在小老婆处，却总是能够在彭德顺家里接电话，由此可见，彭德顺这个小丑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了。大舅娶小老婆的事，除了舅婆和大舅母之外，其他的人逐渐都知道了。大舅每天早上从家中出去，总是先到小老婆处，每天下班后也是先到小老婆处，然后到深夜才回家。那时，我工作的国信银行正好和大舅上班的地方很近，外婆不知就里，非要大舅汽车每天顺便带我，大舅没有办法，只能每次到小老婆住处附近，就说有事在这里下车，叫兰生送我到银行，使我十分尴尬，不得不每天趁外婆不发觉就先偷偷地溜走，免得大舅为难。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大舅也考虑重心的转移。第一步是在广州设立了一个点，并派原来在江苏省农民银行工作的朱永润和失业在家的父亲去那边。江苏省农民银行在上海是一家数得上的大银行，朱为什么会离开而到大舅店里来，我也说不清楚。在形势进一步对国民党不利时，大舅曾找母亲商量，准备全家（包括我们）迁往香港，母亲以不能丢下年老的祖父母为由，表示不能走。母亲的表态，加上也许大舅也考虑到这样一大帮子人去香港后的生计，所以最后没有实行这个全家搬迁香港的计划，而是他带着大儿子泽民和大女儿美霞先去，大舅母则是到五十年代中期去的（我学校毕业，56年初分配去芜湖时，她还到码头送我），而表弟寿民和荣民两兄弟则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才去那边。大舅去香港后，这边就由二舅负责，当时，光是存布就有一万多匹，但是临解放前，商家都急于将手中的货物脱手，换取现金，所以这些并非果腹之物，反而价格大跌。我记得曾随着店中的店员一起到西藏路人民广场（当时叫跑马厅）边上摆过地摊，每匹布只卖一块银元，买者仍然很少。解放后布是国家控制物资，带有投机性质的棉布批发号，当然是没有生意可做的，而店里一二十人的场面，开支却实在不小，不久便只能宣布歇业。为了争取“遣散费”，店员团结起来，宣称要用绳子把二舅捆起来，最后以每人发三十几匹布作为遣散费而解决。空出来的店房和所有设备如办公桌、椅，货架等，以极低的价格租给以前有业务往来的打包行。当初一个是风云际会的大商行，一个只不过是呼之即来的小作坊，真是令人有沧海桑田之感。二舅后来又和隔壁邻居合伙成立了一个没有雇员的字号，地点就在原来店的隔壁。工商业改造时，二舅以私方人员的身份进入花纱布公司工作，一直到退休。天津路的房子，在表弟寿民和荣民去香港后，也和“马律师”公寓的房子一样，都无偿退给了房管处。这些房子当年都是用大把的金条去“顶”来的，结果就这样一分钱也收不回来白白地交出去了，想来真有些可惜，如果放到现在，这两处黄金地段房子的价值，应该在几百万元这个数目。
大舅到香港初期，过得还可以。开始是住在繁华的英皇德辅道上（好像是这个路名），也多次寄来衣物，据说有一次乡亲徐朗星资金周转困难时，还曾向他借过钱，这说明那时大舅的经济情况还是可以的。在此期间，他一定力图重振旗鼓。在寄给舅婆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在日本拍的，当然不会是去旅游，估计是想向日本方面发展吧。但是，时运不济，屡屡受挫，甚至一下子被骗走两万美元，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终于使他一蹶不振。幸好大儿子泽民在新加坡小有所成，将父母亲接去养老。但是过多的打击，使大舅晚年精神失常，只能雇佣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来照顾。八十年代隆弟出差到香港，大舅母还专门从新加坡赶来会面，如今恐怕大舅和大舅母都已经不在的了。
大舅生有五子两女。大儿子泽民，大女儿美霞，老三寿民，老四荣民，老五盘民（幼年夭折），都是解放前在上海出生的，儿时一起嬉戏，情景犹历历在目，我至今还保留着隆弟和这几位表弟妹一起照的相，童趣可掬。如今天各一方，音讯不通，想来总有些伤感。至于小表妹丽霞和小表弟钟民，都是到香港以后所生，从未见过，就毫无印象了。泽民和美霞受传统教育比较多，忠厚老实。泽民在香港唸完了大学，在新加坡结婚，岳父的条件比较好，在其资助下，开了一家玩具厂，大舅老两口的养老送终，就由这位长子尽责了。美霞是表弟妹中最老实的一个，好像没有唸大学，一直在香港当小学老师。男方也是从上海去香港的 。寿民和荣民也是生性老实的人，寿民在小时候就有一个外号叫“老法人”，说明其老实程度。但是，解放后在上海十几年，眼看着家境的衰落，以及以资产阶级子女的身份所受到的社会歧视，其心情的压抑是可想而知的。当六十年代初期他们决定去香港时，尽管当时自己也已经受尽了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烘烤，但是因为不了解外面世界的真实情况，还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因而劝他们不要去香港，说：“去那里没有前途”。幸亏他们没有听我的话留下来，否则凭他们的出身，恐怕是只有“上山下乡的”的份，而且随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也饶不了他们。据说。他们去香港后，寿民进入一家企业办的大学，荣民好像去了美国念书，估计如今的境遇都应该不错的，至少不会遭受到国内像他们这样年龄的人所遭受的苦难。至于另外两位丽霞和钟民，则不知详情，只是好像听说丽霞的情况比美霞要好，其丈夫有时和国内做生意，还曾到过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