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抗战之七大奇迹（7）
2015-08-24 中国将军政要网
国民党抗战奇迹之七：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竟然是因为表现太差
那些还在不断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相信自己还有一条底线：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仅存敌后战场；而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必然支撑不下去，那么中国就灭亡了。所以不管国民党有千般万般不是，保证了中国没有灭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
是这样吗？
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说过：“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
——《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357页（此书有大陆版本，这段话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版的《张发奎口述自传》中，在267页）
张发奎作为高级将领，这话说得让人很丧气。但是战后的史料显示，他这个感觉居然可能是真的。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过：“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为什么“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
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网上臆断敌后战场的中共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中共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对抗战期间的敌后抗战事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忧天。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军后共产党军队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共产党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共产党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比如日军在中条山会战后发现“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135页）
而那些地方如果日军不进攻，中共军本来碍于统一战线划界抗战的约定是不敢随便进入的。日军消灭或驱逐了当地国民党军，则刚好帮中共军打掉了负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扩张势力。如1942年华北日军进行的“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事后检讨作战缺陷时这样说：“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中共坐收渔翁之利。”（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2章第5节）
等到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无论国民党还是日伪要想把中共赶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而中共军队是怎么样一支军队呢？这支军队在日伪的后方活动嚣张到什么程度？嚣张到能让日军对一半以上的占领区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自1941年以来，逐渐好转的华北的治安，至1942年底又趋恶化。本年（1943）夏季以来，中共的活动再度激化，致使治安急剧显著变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四章第五节）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而日军对中共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
这就是中共在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共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除去白求恩等个把外国医生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军即有可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那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嚣张，如果再由外国人给他们机枪大炮，帮他们训练军队，对日军来说绝对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足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所说“极端危险的投机”绝非危言耸听。
这就是个对国民党而言极其可悲的现实：它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国民党所谓避免中国亡于日本的“功劳”的来源，竟然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国民党比较好对付，而且与日本侵略军“有能够共存的性质”；而 “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则“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这是否让大家想起一个军旅笑话？——
军官：“把敌人的狙击手找出来！”
士兵：“我们知道他在哪儿。”
军官：“那为什么不把他干掉？”
士兵：“几个星期来，他总是把子弹打在这个土堆上。如果干掉他，换一个枪法好的来，我们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个狙击手之所以没被干掉是因为枪法臭一样，国民党坚持到抗战胜利竟然是因为它菜，所以日本人舍不得干掉它，以免换上更令日军头痛的中共。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资料在那儿摆着，有什么办法？谁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响的国民党抗日功绩的来源竟会如此可悲呢？而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为汉奸伪军发军饷，把老百姓逼得帮助侵略军攻击自己国家的军队……这些对抗战的“负贡献”说起来倒是那么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会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雾来评价国民党可悲可怜的抗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