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上初中一年级。临近三个大队（仁厚，白兔，郑塔）的学生也转到了我所在的公社中心校。初一有四个班，每个班50来个学生。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个退伍军人军老师。除了喜欢吸啦鼻子外，军老师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下毛毛雨”。他每天放学前一定要全班训话。训话时，没有一点军人的干脆利落。虽然一脸的严肃，还是说一句，鼻子就要吸啦一下。训话的最后一句话，通常是：“今天先给你们下点毛毛雨”。害得我们老是好奇，大雨暴雨是怎么个样。
一天下午的例行训话就要结束时，军老师突然高声说道，“我们班里居然出了个“司令””。说完，就定定地看着坐在第一排的我。“今天先给你们下点毛毛雨”。
我一惊。他怎么知道了？
看来，退伍军人出身的军老师对“司令”很不满啊。
小学四五年级的三年里，班主任巢老师对我放任自流，父母亲也从来不“干涉”我的学习和在学校的活动，我渐渐养成了些娇气傲气和霸气，成了村里的“孩子王”。虽然个小体弱，单打独斗不免吃亏，但我打起架来，也是一副拼命的样子，而且擅长借力打力。几个同村的表哥，和隔壁一个年龄比我大好几岁的小伙子，成了我的“保镖”。“孩子王”的任务，包括决定并带领小伙伴们放学后到哪里去割猪草；远征途中，碰到邻村的小孩们，如何组织进攻和安全撤退；晚上去看电影，要通知大伙儿什么时间在哪集合，然后要带领大家，有去有回。
到了初中，临近几个大队的学生闯到了我们的地盘。我们本地的学生，也不得不与时俱进，团结起来，以便一致对外。我把我们村北边的街南头村，和东边的五桂墩村的部分同学联合起来，组成了三村联军。我自任“司令”，并任命街南头村的潘同学为“副司令”兼该村的孩子王，任命五桂墩的朱同学为“通讯员”和我的“马”，兼该村的孩子王（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职称啊）。
“潘副司令”大我一岁，长得高大方正。他父亲是我们大队的老书记，老革命。在我父亲20岁时，潘老书记终于把他的死对头，也是老革命的董大队长赶下了台。潘老书记就一手把我父亲从大队会计提拔为大队长。潘老书记退休时，为了防止董大队长复辟，又把书记的职位让我父亲兼着。所以，我家一直和潘老书记家交情不错。我们上初一时，“潘副司令”的大哥正在海军服役，风华正茂；他比我们大四五岁的二哥，已经是我们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官途正红。
五桂墩的朱同学，老是眯细着眼睛。其实他是因为遗传，眼睛近视。但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也不戴眼镜。朱同学说话快，跑得也快，整天乐呵呵的。所以我就让他当“通讯员”，和我的“马”。他也不见怪，兴冲冲地跑前跑后。
“三村联军”在学校的主要活动，就是抱团后进，与先进分子作对，不时捉弄一下先进分子。区分先进还是后进，以是否积极向组织靠拢为标准。本来，“潘副司令”和我都被内定为首批入团的“发展对象”。毕竟，学校就在我家和潘老书记家的地盘上吗。况且，时任学校团委书记的朱书记，还是潘副司令的远房表亲。所以，学校团委要求我们放学后去上团课。
我小学时，就已经对政府和组织空口说谎话和反反复复的小人行径十分反感。我不想入团，所以每次都逃团课。“潘副司令”为了和我步调一致，也逃。逃了几次，我们就堕落进了后进队伍。团委认为我们是朽木不可雕，也不再勉强我们。而从白兔大队来的几位，成绩不咋的却积极要求进步，终于成了我们年级的第一批团员。就这样，在我们的地盘上，我和“潘副司令”把政治上的制高点，拱手让给了外大队来的。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和这些先进分子作对，找机会捉弄这些先进分子（我坦白交代，前篇那个“东尾氮”的小故事里，我是领头起哄的主将之一。吕书记就来自白兔大队）。
当然，“三村联军”的主要活动，是在课后和学校以外，譬如割猪草，看电影之类。但我记忆中的联军作战史，败多胜少。主要是平时训练无素，再加上敌军比较狡猾。
先说一次失败的割猪草行动。
我们家里常年养着的三四头猪，全靠我们小孩割猪草来养活。可到哪里去割草啊？生产队的地，都派专人看守。路边沟塘边，也被大家清理得寸草难寻。
我们当然有对付的办法。办法之一，就是“奇袭”生产队里的大田。我们村东边是50年代拓宽的新浦河。因为是沙质土地，容易塌方，为了固堤，政府就在新浦河两岸栽上了四五排我们叫“洋刺树”的树。不知道这树的真名是什么。它树干枝干上长着刺，铜钱大小椭圆形型的小树叶，整齐地排列在叶杆两侧。这种树叶嫩的时候，猪和羊都喜欢吃。树林的外边，因为是沙质土地，生产队就种了山芋花生一类的庄稼。
这天，我和我大弟弟华，还有东边邻居峰，三人一行到新浦河边集合割草。转来转去，也没割到什么草。于是，我们把目标瞄准了生产队里的山芋田。已经到了秋天，山芋也长得不小了，山芋藤更是猪的最爱。我们的作战计划是，我们利用河边树林作掩护，观察看山芋地的人。等看地的人走远，或乘看地人不注意时，我们就悄悄地从树林里匍匐爬出，突袭山芋地。把山芋和藤一起拔起，然后在看地人转回来以前，迅速爬回树林。我一再交代华和峰，爬出去时，不要带镰刀，要用手拔拉，我们三人要分散开。
我们钻进河边的树林里。在树林里，我们一边轻声说笑，一边采摘树叶，把草篮子的缝隙用树叶串起来。这样，从外面看，篮子里是满满的树叶，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们又用树枝树叶编个伪装帽带在头上。我们在树林里侦察着，等待着。
天渐渐暗了起来。看地的人也转出了我们的视野。我一点头，我们三个就迅速匍匐爬出树林，爬在山芋地里，两手左右开弓，哗啦哗啦地扒拉着，连山芋带山芋藤一起拔出。因为是细沙地，很容易拔。
突然，我弟弟华爬到了我身边。我还没反应过来，我伸出去的左手就被砍了一刀。食指靠大拇指一侧露出了两公分长白花花的骨头，肉皮耷拉到了一边。我傻傻地看着，也没觉着疼。一眨眼，白花花变成血红红了。我这才“啊呀”大叫一声，痛得一下子就站了起来。鲜血已经流了一掌。
原来，弟弟作战经验不足，有些心慌。慌忙中把镰刀也带上了，而且乱挥乱砍。
看到鲜血，弟弟也大叫着慌忙站了起来。我们的目标全部暴露了。
“谁啊？干啥呢？”。那边传来了看地人的高声责问。看地人边说边往我们这边快步跑过来。
我和弟弟一听，喜出望外。原来，那天看地的是我们的姑妈。
姑妈走过来，看明白了，就抓起一把土，按在我的伤口上，又掏出手绢，把我的手绑好。姑妈把那些已经拔起的山芋藤给了我们，就让我们回家了。
这次，怪我平时训练无素，害得弟弟一上阵就慌了手脚乱了套。好在运气不错，那天正好轮到姑妈看地。今天，我左手上十来个伤疤中，这个疤最光鲜明亮，好像在炫耀，我这个“司令”好歹也上过战场挂过彩。
再说说一次“联军”远征看电影的经历。
电影通常是在我们中心校或公社的大会堂等有围墙的地方放映，要收3 - 5分钱的门票。这可把我们害苦了。好不容易盼来一场电影，可我们小孩哪里有这样的闲钱？我们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跳能爬的，就爬到靠近围墙的树上往围墙里跳。能躲的，就在放学后躲到学校的厕所里碰运气。如果认识看门的和收门票的，就更好了。我没这些能耐，而且还常常拖着弟弟拉着妹妹。我们就守在大门口，看到有村里来的大人，打个招呼，就钻到他们的大衣下面，希望趁着大家乱哄哄地围在门口的时候，挤进电影场。大部分时间，都会被收门票的给揪出来。最后只好在站围墙外听电影。等电影放过一半，就免费开放了。
但逢年过节，有的村里会放包场。就在打谷场上，对人人都免费开放。人们会扛着桌子椅子板凳，早早就到打谷场上占座位。
初冬的一天，我们打听到仁厚村有一场电影。大家兴奋不已。仁厚村在我们村的北面，有两里多路。我让我们村的小伙伴们晚上六点钟在我家门口集合，然后一路向北，先到街南头和潘副司令他们汇合，再北上去仁厚村。
天黑后，我们村的七八个小伙伴就在门口等着我。我和弟弟妹妹匆匆吃过饭，喂完猪洗过锅碗后，就兴冲冲地领着我们的大军，沿着大路北上。路上没灯，还好月光明亮。走了不到三百米，就到了街南头村。潘副司令已经率领他手下的五六个人马在路边等我们了。
潘副司令不愧是军人的弟弟。他把这十三四个人分成两排，走在大路两边。我，七岁的妹妹，和潘副司令我们三个走在路中间。连我九岁的小弟弟也被安排走在左侧队伍的最后。潘副司令高喊着“一，一二一”，我们就踩着点，跺着脚，就着明晃晃的月亮，向北进发。
大路是土路，我们穿的又是布鞋或胶水鞋，无论潘副司令怎么努力，我们怎么用力跺脚，这十几个虾兵蟹将，还是踢里踏拉，走不出电影里军人的整齐步伐，和“咵”“咵”“咵”的踏步声来。我心生一计，随着脚步，就“啪”“啪”“啪”地拍起手来。于是，大家跟进，一边使劲跺脚，一边“啪”“啪”“啪”地拍手前进。步伐整齐起来了，气势也宏大起来。
穿过罗妃桥村，我们就进入万绥老街了。
这条老街有半里路长，一丈多宽。老街青石铺路，两边是两层高的排屋。街的中心地带，饭店，茶馆，百货店，信用社，邮政局，中药店，兽医站，等，一个挨着一个。一般是一楼做生意，二楼住人。一楼朝街的一面，门和墙是一片片可以活动的木板。白天营业时把木板卸下，门庭大开。晚上把木板插好，就成了墙。我们的中心校就坐落在街的北头。校门口是农贸小市场。紧挨着中心校的，是公社政府的所在地，由千年古寺“东岳庙”改建而成。
我们的队伍保持着队形，跺脚拍手，“啪啪啪”地开进老街。街上的店家都已收工打烊。门板缝里透出些昏黄的灯光。老街的青皮石头在月光下冒着清凉。石板的路，加上两边的回音，跺脚拍手的“啪啪”声一下子猛烈起来。我们也兴奋起来，终于找到点大军进城的感觉了。
拍手久了，有人手痛起来。突然，一个小孩把拍手改成了双手拍屁股。而且效果非常好。我们一看，就全都改成了双手拍屁股。每跨一步，就跺一下脚，双手“咵”的一下拍在自己的屁股上。响亮，又好玩。“啪啪啪”变成了“咵咵咵”，声音起码高了一倍。这真是大军进城了！大家兴高采烈，跺脚拍屁股，“咵咵咵”地沿着老街向北挺近。
背后传来开门的声音。有人出来想看个究竟。有人骂几句粗话，又把们关上。
我们也不理睬。在潘副司令“一，一二一”的口令声中，照样“咵咵咵”地前进。也许街上的老乡们以为是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吧。
出了老街，离仁厚村还有一里来路。仁厚村和街上的中间，横躺着公社的灌溉总渠。渠道和大路交接处是翻水闸。翻水闸呈“凹”字型，大路从中间穿过，水从路下面的涵洞穿过。大路两边是高高的闸口。
穿过老街后，我们又回到了土路上。队伍跺脚拍屁股的劲头也小了许多。大家正有些散漫，走在前边的几个突然停了下来。他们返回来，告诉我和潘副司令，前边发现了敌情。
原来，街上的一帮小孩，占领了翻水闸。他们分成两拨，或坐或站，占领了大路两边翻水闸的制高点。月光下看不清他们有多少人，但我们知道，街上有两个孩子王，叫建新建成的，在学校以打架出名。看上去，他们手里都拿着自制的水枪。所谓水枪，就是一节灌满水的竹筒，一头开个小孔，另一头塞进用棉布绑在筷子上做成的活塞。猛推活塞就可以把水喷远。
我们的队伍完全停了下来。大家很想继续前进去看电影，可这翻水闸是唯一通路。过翻水闸又恐怕要和这帮人打架。我和潘副司令商量一番，决定改变队形，继续前进。于是，我们十几个人走成一个球形，我左手拉着小弟弟右手牵着小妹妹走在最中间。大家小心翼翼，慢慢向前移动。
离翻水闸不到十米了，我们都很紧张，但闸上的人好像没什么动响。我想，我们和他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也许他们不会惹我们吧？我们还是慢慢往前挪动着。
突然，闸上的一个人高喊一声，“打啊”。几个人跳下闸门，手拿水枪，向我们冲过来，边冲边喷水。
我们的队伍反应也非常迅速。“哗啦”一声，大伙儿转身就跑。潘副司令也跟着大家，撒腿就跑。整个队伍，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我呢，左手小弟弟，右手小妹妹，根本就跑不快。我和弟弟妹妹被喷了个水灵灵。
还好，他们喷完竹筒里的水，就又回到水闸那里灌水去了，没打人，也没再追上来。
我拉着弟弟妹妹往回走。走出不到100米，潘副司令领着队伍在路边等我们。我又气又怒，气急败坏地发起火来：这算啥子联军啊？你们怎么能丢下司令，自己跑了？
潘副司令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大家都太害怕了。
我说，好吧，别看电影了，大家回家吧。
于是，我们全都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声无息，垂头丧气地走回家了。
前几天和小妹在微信上聊天，小妹还说我，你小时候出去看个电影，怎么还又拍屁股又跺脚？看来，这个事，留给小妹的印象很深。所以记之。
至于军老师，他的“毛毛雨”下得太多了，他自己也记不住。说过一次后，就再也没提起了。
到了高中一年级，全公社350多个高中生都到了一起。潘同学很快入了团。朱同学也要求上进入团了。我成了“光杆司令”。“三村联军”也销声匿迹了。高中毕业的前几个星期，经过一番让人哭笑不得的折腾后我也入了团（以前写过）。潘同学高中毕业后参军，在武警晋升到上校。朱同学没上大学也没参军，后来当了我们大队的书记。邻居峰，参军复员后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大队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