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林彪研究里， 这也是一家之言吧--转载者
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主要包含二个问题：一是，1970 年九届二中全会上开始引发的“论天才”问题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另一件，则是企图杀害毛泽东主席并搞武装政变的阴谋。
虽然，现在还有很多有关林彪事件的资料没有解密，但是，从目前已能看到的若干关键性资料中，我们还是基本能大致推想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了。本文则是从历史轨迹的角度，对林彪问题所作的若干思考。自然，既尚属推断，就不一定正确，仅仅以此求教于读者与方家。
（一）九一三前，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
总体认为，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是：
（1）钦敬；
（2）不盲从，有自己坚定的主见，但又在组织上服从；
（3）当不同意毛泽东的指示时，他一般采取“拖”的软办法，直到或是毛泽东纠正，或是他自己认识了后改正。
（4）对毛泽东，似无“取而代之”的反骨。
（二）历史的回顾
例（1）
人们都知道林彪会打仗，其实，在解放军的众多高级将帅中，林彪也是最早就敢于拥戴毛泽东的一员战将。
说他是“敢于拥戴”，其证明，就是开初毛泽东的领导，在陷于困难之际，林彪却能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与拥护毛泽东。
1929年6月间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前后，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受到了包括朱德、陈毅、陈安恭（时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在内的部分高层领导人的批评压力，指责以他为首的“前委”（党的前敌委员会）对红四军军事干预过多，由此，毛泽东愤而被迫离职，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红四军，并提出要去苏联学习。而作为红四军所属四个纵队之一的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则不仅认为，仍应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为首来直接领导红四军，这样确易于军事指挥的集中与敏捷，有利于作战。同时，他还认为，不让“前委”管军事，也就是向党分权，是错误的。在红四军的“七大”前后，林彪都在会上多次发言，旗帜鲜明地说出自己支持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甚至还敢公然当面指责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
期间，林彪还请“前委”秘书江华，给毛泽东转送一封信，希望毛泽东不要离开“前委”，而能留下来纠正那些错误思想。
毛泽东则在1929年6月24日回复林彪的来信中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那时林彪拥护毛泽东，显然不会有什么拍马屁之嫌，因为，当时从井冈山出来的工农红军第四军尚只有几千人，而毛泽东领导红军究竟能不能革命成功而打出一个天下，都是极微的未定之数。同样，林彪之所以拥毛，也不是什么稀里糊涂，而确是从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他初步认识到了毛泽东不凡的领导水平。
林彪能正确地判断与认识明主的事实证明，也来得很快。自毛泽东一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先后派出入闽入粤的二、三纵队，就接连打了几个败仗。这一来，在上海的党中央又发出指示信，将毛泽东派回了红四军再任“前委”书记，并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红四军党的“九大”（古田会议）。
林彪在这个阶段所表现的政治立场与鲜明坚定态度，无疑对毛泽东一生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否则，林彪在解放后并无什么特别功劳，也没去领军抗美援朝，还一身病恹恹的，不管什么具体事，但为何在1958年5月突然给林彪发了一份大大的“转业费”（毛泽东语）——这既不是1959 年的庐山会议后，更不是文革的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而是在1958 年举行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呢？如果，将当时已是怕光怕风怕水怕出汗、还无法象常人一样入睡的林彪，无端提升为中央常委、副主席，可以看成是毛泽东与党中央给基本不管事了的林彪的一种政治待遇，一份荣誉“转业费”，那么，之中，无疑会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对林彪在1929年红四军时的表现所作的奖励。
例（2）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开始也是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对打南昌、夺江西也很有兴趣。而林彪则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红军力量还小，而中国革命的高潮不会很快到来，故认为建立根据地与打南昌夺江西的战略很难实现，而建议采取灵活的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及其的政治影响。所以，在1930年初对毛泽东写了那封后来被称为悲观主义的《新年贺信》，而毛泽东则给他写了后来改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回信。
对此，当时林彪是取何种态度，无记载可考。
但从二件事尚可揣测。
在1948年中央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拟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时，林彪则提出不要在文中刊出回信收信者的名字，即林彪本人。此事，应视为林彪对毛泽东的尊敬与服从。
因为，不论是以1930年初当时的情况（作为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是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的鼎力助手），还是1948年的现状（林彪是毛泽东任命的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的总司令），毛泽东都绝不可能来公布明显于林彪不利的东西，而仅只是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是个同志间理论讨论问题的历史文献。林彪则认为他在那信中说的是军事，与毛泽东回信说的革命高潮理论问题，不是一回事，因此，不希望由此被人误解。
实际上，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中，也承认了“我知道你（即林彪）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只是“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只赞成闽粤赣三区域的游击……”。
这里，确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悲观问题。
至于这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时间是多长？是十年，十五年，还是多少年？这问题，则是由历史学家们去界定回答的事了。但是，历史已表明，在毛泽东告诉林彪这革命高潮已是“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时的1930年之际，距人民解放军展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而对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反攻的1948年，尚还有18 年之遥。
因而，林彪始终认为自己写的《新年贺信》，说的是军事，不是政治。
所以，有了后来1969 年8 月，他上井冈山时写出“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的诗句。林彪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公开发表，所造成的一些对他的政治立场曾可能有过的误解，虽心有不平，但他总体上还是以服从而不公开辩护为主，只偶尔吐吐心中想法。
例（3）
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后，由于毛泽东复出指挥军事后的首战——土城战役失利，而后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又带着部队不断来来回回的辛苦流动，以避强敌并择战机，此举更为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解。因而，林彪便从军事指挥的角度，写信给中央，要求毛只掌军事战略大计，具体指挥改由行伍出身的彭德怀来干。对此，毛泽东在其后的会理会议上，虽批评了林彪，但，毛却没有怨林彪，他认为林彪还年轻不懂事，而将换帅的主意，怪罪到比林彪年长的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头上。
实际上，当时的林彪已是28岁、并是久经战场磨炼的主力红军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了，而不是什么“娃娃”（毛泽东语）！明明是他提出了要毛泽东将具体军事指挥权转交给彭德怀的，可是毛泽东为何却不记他林彪的帐，反而却将愤怒全部发到了并不知情的彭德怀头上？
这看来是，因为经过数年上下级关系的磨合，毛泽东已深知林彪虽然常常爱执有不同意见，但却没有什么反对他毛泽东的个人成见；而且，他林彪的意见，相对毛泽东的战略性指示，也常常只是具体战术级的不同看法。因此，他认为林彪的想法只是错误，而无反骨。
但毛泽东对比林彪年长、经历过旧军队长官生涯的彭老总的想法，显然就不一样了。发生于1930年的红二十军富田事变时，事变领导人曾发出过“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也许也曾使毛泽东心中总留下了些对彭的疑虑。所以，同一个意见，毛泽东对林、彭二人的动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猜想。
在并不怪罪林彪的同时，毛泽东也认为林彪尚还年轻，看问题过于单纯，不知这个意见后面可能会有的其他潜台词，因此，他便说林彪“你还是个娃娃，懂什么？！”——而这话的本质，看来应是教诲大于指责。
当时，林彪对此，自己也不以为然，从不以为自己是有什么组织错误，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从当时不利的军事形势考虑而已。
所以，当1959 年批判彭德怀时，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再次又将这件事抖了出来，以证明彭是历来反毛之时。林彪却站了出来，庄严申明，为此事真相承担了责任，说明那次政治错误是他林彪犯的，与彭无关。
当然，林彪只承认了是政治认识错误，而不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错误问题。
例（4）
在解放战争期间的东北战场及辽沈战役中，林彪也是数次用软磨硬拖的态度，对待过他认为毛泽东不正确的指示。
1946年4、5月间的四平街防守战，林彪、黄克诚等都认为在当时那种部队战斗力尚弱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不宜守城，而应灵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但毛泽东却一再电示，要“死守四平”，对守四平，不惜“准备数万人的伤亡”、“化四平为马德里”。对此，林彪不主张孤守，但他却不公开顶毛泽东，只是一而再、再而三由自己以及黄克诚电告中央与毛泽东，诉说部队的不利情况与自己的主张。只到5月18日，伤亡实在太大，杀敌一万，自损竟达八千时，林彪则不得不一方面电告中央，请求撤兵，同时一方面就先行采取了撤离战场的部署，待毛泽东来电同意撤退时，林彪的部队则已撤离完结。
后来的辽沈战役中，许多情况下，也是这样。
1948年的辽沈战役，共打了53天。而毛泽东与林彪两人，对此战役的部署意见之来往的“电报大战”，也往复各自多达七、八十封，时间跨度长达半年之久。
当然，毛泽东多是从权衡全国战场状况的战略高度发指示，而林彪则主要是从东北战场的具体局面考虑战役的打法。电报大战中，双方在对具体打法上，无疑总会有些想法不同之处。
例如，毛泽东曾要林彪“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专打锦州，以实现关门打狗的局面，待“长，沈之敌倾巢来援”再消灭之。毛泽东此举，自然是属雄才巨略的大手笔。
但林彪在具体施实中，却没有全按毛的指示办，并屡屡向毛申述他的不同意见。之中，他采取一方面多次报告请示，一方面围困长春，使长春敌人出不来，另外派了三个纵队牵制沈阳之敌，使沈阳敌人不敢全出，然后，才全力无后顾之忧时去攻的锦州。甚至，直至在发兵进军锦州中途，又因出现新情况（敌侯镜如指挥4个军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从葫芦岛出发东进援锦来了，同时，还有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十万大军，也在向西开进欲援锦州），使林彪认为“预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便又拟改变攻锦州而重回师打长春，并向毛泽东发电请示。不过，在毛泽东尚未回电之际，林彪经再三审思权衡，又复而重去电毛泽东，表示不再犹豫，横下心来还是先打锦州之敌。
在这场“电报大战”中，作为统帅的毛泽东，有指示，有批评，有告诫，但却无强迫命令：“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而前方林总的电报，则有照办，有反驳，有否决，也有软顶与妥协，但在实行中，却基本服从毛泽东的战略大计。
这场“电报大战”之所以能和谐发生，而不会在毛、林二人心中产生什么芥蒂，是因为毛泽东与林彪，都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道理；也都明白，这并不是什么对抗毛泽东的举动。
“九一三”后批林时，将打锦州等军事问题也曾拿出来批判，以证明林彪在东北的反毛行为。后来，有关方面奉命停止了这些批判。因为，离开具体的情况，说林彪哪项作战计划是错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实在只会让人看笑话。
例（5）
林彪在1959 年批判彭德怀的中央常委会上说：在我们党，在中国，谁也不要以为自己是英雄，谁也不要做什么英雄，而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我们都只有跟着毛主席，才会取得胜利。
林彪的这些话，虽是批彭，也顺便敲打了朱老总，但确实，这也是他自己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之原则的一次内心真实表白。显然，他认为，有毛主席在世，包括他在内，就谁都不要有想做大英雄的念头。既已有亮，绝不可又再生瑜。
虽然林彪在一些具体军事问题上，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指示，但他知道，那是一方面因最高统帅部着重考虑的是全国战场，很多指示是必须要从全局角度提出的；另一方面，则又因前方随时变化不定的战局，对后方统帅决策造成的滞后效应所致，而并非是统帅部的水平低下。对毛泽东从井冈山始，尤其在长征中显示的力挽狂浪的雄才大略，林彪无疑是看到了的。
而毛泽东本人，对林彪经常在作战中拖磨软顶他的指示，显然也不以为然，也从没有过就此对林彪发出过实质性批评，或撤消对林彪的信任。
很多人没有注意过，1947年成立的新东北局（在四平街防守战之后），之中先后有四人是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而东北局的书记、一把手，却是还只是中央委员的林彪！这个显然不合党的组织规则常例的局面，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极大信任，而对林彪经常与他持不同具体军事意见一类事，显然概是不以为然的。
例（6）
解放后，林彪基本不工作了。从现在所知的资料看，林彪的身体的确很糟，他那些怪病，放在谁的身上，也会难受的。因此，从人之常情分析，一个因疾病折磨而已经享受不到多少人生乐趣的人，对权力的诱惑，究竟还能有多大的欲望呢？
实际上，1959 年的出山，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实际也基本是虚席而已。军队的事，上有统帅毛泽东，具体做事有军委秘书长罗长子（罗瑞卿）顶着，他夹在中间，正好可以不管事，只做做应景的文章。
而文革开始，毛泽东又将他搬出来，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林彪虽不想上马，却也只好听从安排。
但是，从现在所知的材料中，林彪在文革中对刘少奇、邓小平，对周恩来，对那些老帅们，除了一些例行公事般的指责外，似并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可视为首先发难、直接发动与下令整肃的内容之证据。而文革高潮中，谭震林还曾视林彪为挚友为裁判，写信向林控告江青等人。
至于比他林彪地位低的罗瑞卿、杨成武的被整，与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的被提拔，这等高层人事大事，相信也都只可能是毛泽东的意思，林彪绝对是没有这个本事的。
否则，林彪于1971年“九一三”时早就飞灰烟灭了，为何罗瑞卿、杨成武却还须被囚禁二年多，到1974年才获自由呢？还有贺龙元帅，也是到1974年九月才获初步平反的。
实际上，毛泽东也知道林彪有多大的能耐。1971年9月3日 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南萍、陈励耘等人时谈话中说：“（军队）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
当然，在那场几乎所有的党政官员们都被搅进去的文革运动中，是很少有人会不说不做一些或批判或攻击或指责他人犯有“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之类罪名的话与事。现在回过头来看种情况，不足为怪，也不足都视其为错。区别的关键是，说那些话，做那些事，是有个人私利动机的主动而为，还是被动违心所做，是仅只能随潮流而已？
那林彪 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又是属什么性质呢？
林彪在文革中，虽已贵为中央副主席、副统帅了，但他在中央究竟能作些什么主、能有多大的实权呢？
现在看来，当时林彪的实际地位，确是远不如原来的刘少奇。因为，作为中央的第二把手、分工一线领导工作的主帅，刘少奇是经常召集与主持中央常委、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会议，商讨党和国家的大事，拿方案定决策，再报毛泽东的。除毛泽东外，中央各部门的人与事，大多首先是得须汇集汇报到刘少奇处的，而在毛泽东作最后决定之前，刘少奇对任何事也都是有处置之权的。
而林彪呢？不要说他根本没有象刘少奇那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是由一个莫名其妙的“中央碰头会”在领导中央的工作；就是平日中央文革那帮人做什么说什么，也更不须经过他林副主席知晓或批准，而是直接就上报毛泽东的；甚至有时国务院周总理、军委杨成武代总长，办事也是直接通天。能让“林副主席”做的事，并不是需要他做决定后向毛泽东汇报什么，而往往只不过是毛泽东批阅过后，再转发给“林、周、康”批阅的文件；那些需林彪主持的政治局与军委会议，也往往是讨论事先毛泽东已知道或已早有主意并批转下来，却并不需他林彪作决断的事；之中，林彪即便有过的批示，也往往是“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之类程序形式。
甚至，作为一个副统帅兼国防部长，边斩边奏地发布一个简单的一号战备命令，也就惹得毛泽东大为反感。
对此，林彪似乎也并无什么大的意见或想法。也许，他自己早就知道，他这个被亿万人民天天在高呼着“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林副统帅”，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质上会个什么模样？
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说，林彪他们“为了打鬼”，就借助他这个“钟馗”。实际上，恐怕在文革中做了“钟馗”的，不是毛泽东，而恰恰是林彪。
至于让叶群当政治局委员一事，从林彪平日对叶群的威严甚至有些蔑视的态度，就可以推断，决不会是林彪主动而为，实际他也确让叶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可是，毛泽东可能是为了平衡江青做政治局委员一事，还是要叶进了政治局。这，就不是林彪的责任了。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我在林彪身边工作了四年多，因为要‘讲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见他一面，所以可以说，我对文革中的林彪并不缺乏了解。然而我亲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动乱中要么是遇事不表态，要么讲些＇绝＇话，要么就是对他份内之责‘大撒手’。”
张云生所写的林彪在文革中的行踪，其特点，往往就是：经常天天一个人坐在那个黑房子里，凭心情好与否，而在一天中的上午下午各一次，各花二十来分钟时间，听听秘书选读一些文件什么的，基本不会客不见人，也无法过常人有的舒心生活。
已是这样一个人，究竟还会有多大的篡党夺权的心思与精力呢？
（三）对结局过程的猜想
九届二中全会的庐山会议，一个天才问题，一个设国家主席问题，却将林彪卷进了万劫不复的政治旋涡。
人们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往往会为一些小事，大动平常不轻易动的肝火，为一些小问题与他人顶牛，发生与他人细细计较的事。其实，真是遇了大事，人们可能还冷静些，会前思后想考虑清楚。
也许当时在林彪看来，什么天才问题，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这不都是些说说话的小事吗？你毛主席为何这么揪住不放，小题大作，非得让人又是检讨，又是认错认罪什么的？
是不是林彪觉得：
不论陈伯达、还是黄吴叶李邱，还是汪东兴陈毅李雪峰等人，在会上说毛泽东是天才，说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他们这样做，也不都是向你毛泽东表忠心吗？原来大家称你是天才，你也没有反对过啊？为何，却一棍子将陈伯达打了下去，还说三十多年来从没有与陈配合好过！文革中陈伯达不是出了不少力吗？“九大”上还让他做了中央常委。
而现在，又追究起黄吴叶李邱！
追究就追究吧，让检讨就检讨吧。
可是，要让我也认错，让我也做检讨，这，却不干。
一，我没有什么错，我也不认为陈伯达、黄吴叶李邱他们说说那些有什么大错，只是你要让他们做检讨，那就做吧。
二，我这个病号，本来就不想出来做这个什么副主席副统帅，是你要我出来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我就不想参加，也请了病假在大连休养，但你硬是让秘书打电话要我回京与会的。现在，你就撤了我这些算了，我也无所谓。
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的那篇讲话，会前我不是已向你主席讲过了吗？你不是没提什么意见吗？而且，会后，还是经你主席同意，全会各小组也才重新学习我那讲话录音，并由中央将讲话印发全会的嘛。
设国家主席一事，是中央五个常委，四个同意的。此事，开初我们确都以为是你谦虚（“九大”开幕时，你不是也曾谦虚的不当大会主席，而提议让我来做吗？），你既硬不同意，那就不设吧。可，这怎么能算一个什么原则大问题呢？
或许怀疑是我林彪想做国家主席？想提前接班？
不要说我根本没有体力精力，做那个经常要接见这个那个国家来宾的“国家主席”。
也不说我在出任这个党中央排第二位的副主席时，我就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白说过：“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还不说，这个国家主席，虽说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还得服从党中央主席的，那政治地位与我现在的中央副主席并无实质提升，这是什么要“提前接班”？
就是退一步说，我真有想当这个什么国家主席的念头，也不是什么错误，也符合人之常情吧？你说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职务，也许包含了不要我做国家主席的示意，那，就顺从你主席的猜测、想法，不设这个职务吧。
然而，你要让我在这件事上也作个检讨，好象我真犯了个大错误。对这，我不同意。
三，本来认认错也没多大关系，就是为了顾全你主席的面子，也应该认认错，可是，你现在也许真是斯大林晚年了，谁知你还要做什么文章啊？彭德怀一封明明是写给你个人的信，你却可以将它做反党文件大批人家，当事后彭听从叶剑英、聂荣臻二位老帅的劝告：“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便被迫违心作了检讨，然而，一作检讨，没完没了的事却就都来了；刘少奇也做了检讨，还向中央办公厅交了他写的《检查书》，可是，不还是没完没了的追究人家？
还有最近的，陈伯达怎么了，不就是吹了一下天才论、搞了一份马恩列毛论天才的语录吗？不就是他这个老夫子与张春桥姚文元那几个秀才关系合不来吗？你主席写了那么一大篇意见，说他错了，他就赶忙认错还认罪，也连忙大作检讨，可是，结果怎么样？他不还是落了个被撤职审查并被扣上了反党分子的大帽子？
所以，还是老办法，软抗。不说反对的话，但也绝不检讨。
可是，林彪如果真是如此心理，这一次，那他就想错了。
天才问题，国家主席问题，在毛泽东的眼中，已越来越不是什么小事了。
首先，在毛泽东放眼看去，林彪已是唯一可以与他几乎平坐的人，而远不是当年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与“四野”总司令那样仅为自己手下的一个方面大员了。现在，在林彪宦途的前面，已没有了朱老总、刘主席，也没有了彭大将军，甚至也没有了周总理他们的遮挡，因而，在毛泽东的视野里，此时林彪的任何问题，都不可避免会受到他的特别关注。
庐山会议前一年的1969年10月18日的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事件，即林彪同意、由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的命令下达后，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的。这件事，就已显然令毛泽东很为不快（他当汪东兴的面将那报告烧了），更是埋下了毛泽东对林彪的第一个重大的猜疑理由。
林彪的这次先下令后报告的做法，不知是不是他曾有过的作风重演？还是确认为他作为副统帅可以先行下这样的命令？或者还是毛泽东曾授权给他过？
对这些疑问，不知有没有明确的肯定或否定证据？
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他的《毛家湾纪事》一书中，则说了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是同时由叶群向毛泽东报告、而由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达的。并且，叶群当时还说过，战争时期，林彪经常就是这种作风，遇到紧急情况，先当机立断，然后再报告毛泽东的。
只是，战争期间有过的先斩后奏或边斩边奏的那些指挥战役的作法，这次肯定是不适当了。因为，有“此一时与彼一时”之区别那千古道理在摆着。
18日之所以下这个一号战备令，是因为10月20日，苏联政府会谈中苏边界纠纷的代表团将乘机到北京，来参加谈判。而林彪则担心苏联方面会借谈判做烟幕，而发动实质性大规模侵略。因此，20日那天，林彪一反平日中午12时前就要睡觉的习惯，而一直在房间内听取关于苏联代表团的飞机行程报告，直到确知苏方代表团飞机是和平到达了北京时，他才安下心来。
由此可见，这个什么“林副主席主席一号命令”，确是军事问题。。
但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这是政治。
庐山会议上的什么天才问题，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开始本来也不怎么在意，可是，当他发现陈伯达与林彪有联系，而起哄人中的黄吴叶李邱，又都是林彪的部下，显然，这就不能不使他神经紧张起来。
于是，不管林彪有没有想法，先拿陈伯达开刀，拿黄吴叶李邱开刀，逼林彪能象周恩来那样立马顺从地认错服输再说。
林彪不是周恩来，他不认错，但也不争辩、或公开反对。
对此，毛泽东则采取了老办法，从基层做起，向基层先吹风，或多或少地透露了林彪的问题。战术上可以称之为“围点打援”。先将你这个副统帅的威信在下面打下来，到时侯，看你这个副统帅还怎么能够“直接指挥”！看你认不认错！
不等毛泽东在打完“援”后来正面攻坚，林彪的老婆、儿子，却自我引爆，发生了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对此，毛泽东则认为是“最好的结局”，以免批林及林外逃惹来的麻烦与很多解释不清的尴尬。
现在尚不知道的是，林立果的那些所作所为，是不是林彪事先已知道？
按林彪的历史性格分析推断，林彪应不可能同意林立果的那些主张。
现在能证明林彪参与知道林立果的那些事的证据，就是1971年9月8日写的那张纸条：“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但仅仅凭这样一张存在有无数种意义解释的纸条，显然还不可能就得出是“林彪指示林立果要谋害毛泽东”的结论。
而林彪“九一三”出逃那天的详情，现在虽有许多说法，但都没有直接的证据，明了说清楚当时林彪究竟是什么态度、而又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表示？因为，对林立衡所说其父亲，是被其母亲与弟弟强行裹上飞机的讲法，绝对是不能当成虚妄之言而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也应予以证实真伪。
（四）假设的结局
有人说，如果林彪能在九一三事件前，向毛泽东认错并作出检讨，那么，他的下场，便远不会有后来发生的折戟沉沙、尸焚骨散、魂坠异域之惨境，至少，他还能做个政治局委员什么的，象其他老帅那样，获得一个平安的晚年。
这话，应该说，是有道理，也有依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对林彪这个人，截止“九一三”前，他还是埋怨多于愤恨的。除了一个九届二中全会风波上的问题，毛泽东尚还没有指责林彪有什么其他错误。
确实，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不同于彭德怀，也不同于刘少奇，更不同于陈伯达。
先说彭德怀。
彭德怀秉性耿直，脾气暴躁，因此，不要说与其他老帅们关系不甚融洽——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叶剑英批判他时说：老彭啊，除了主席，其他人都有些怕你，那主席百年之后，你还会听谁的话？！———更重要的是，虽然他在内心也是佩服毛泽东的，但在平日表面上，他却不能象其他中央领导与老帅那样显示出对毛泽东应有的尊敬。在毛泽东面前，人家开口闭口都是称“主席”，而唯彭大将军经常张口的却是“老毛！老毛！”。
除了表面的作风，在毛泽东的心中上，彭德怀更是有着不少历史纠葛的旧帐，也始终未能让毛泽东释怀。例如，长征途中因林彪的信引出的会理会议及对彭的误解，自此以后的24年中，毛泽东就此事四次敲打过彭德怀。庐山会议批彭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更是清楚地历数了从井冈山时期开始与彭德怀有过的一系列争执，之中，使彭德怀也不能不对此诚恳检讨说明：“1934年一、二月后，我已转了，认为仍由主席领导好。”毛泽东尤其指责了彭在延安时期支持了王明，让彭任书记的华北局，竟然接受王明为首的长江局领导，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隔岸观火搞投机。毛泽东甚至对他与彭德怀共事三十一年的合作性质评价，是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三成融洽，七成搞不来。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7月26日中央常委会上，开初还有过一次顶撞毛泽东的举动，其间，他更气愤地说过一句著名的粗痞话：“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我操你二十天娘还不行吗？”
对此，毛泽东会如何想？
在庐山，却说出反感延安整风期间的事，这不是记仇吗？这不是说明你彭德怀还在对延安挨批评而耿耿于怀吗？
对此，毛泽东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很多人都以为彭德怀挨整，就吃亏在不该写那封批评大跃进的信。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单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单纯！
顺便说说，1967年二月老帅们在怀仁堂，对中央文革表现的愤怒一事，毛泽东本来也是不以为然的，甚至，开始他听汇报时还发出过宽容的笑声。然而，当得知会上陈毅说出“延安整风不是抬出了一个刘少奇吗？后来又怎么样？”这些话时，毛泽东便刹时态度大变，气怒万分。结果，搞出了个什么“二月逆流”的问题。
陈毅那番话之所以触怒了毛泽东，就是因为它使毛泽东认为，陈毅他们是在翻最终名正言顺地确立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延安整风的铁案，而这，毛泽东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此，陈毅便不大不小地的跌入了一次彭德怀的覆辙。
再回到林彪。
林彪可没有彭德怀的这些旧帐。在毛泽东的记忆中，林彪虽也常常做些不全符合他想法的事，也曾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将。可是，在历史上，他却没有做过本性有“反骨”事。相反，贴心支持毛泽东的言行，从井冈山时便就开始有了。从感情上说，也许，在毛泽东的眼中，彭德怀是一个经常可以与毛泽东发生平起平坐争执的年长“大人”，而林彪则还是一个虽有些顽皮，但只要家长一指责，他就能收敛的“娃娃”。
小孩子犯错了，轻轻打他一下，就行了，而绝不须重罚。
所以，1956年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主席时，毛泽东自己的那一票，竟然会投给林彪。毛泽东的这一票，虽然对林彪当选没有实质意义，但是，从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出毛泽东心中的感情天平，偏向谁人。
再说刘少奇。
的确，刘少奇是毛泽东在延安期间极力推崇出来的领袖，从那时起，刘少奇就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所以，刘少奇能从普通的政治局委员提升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直至在1959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受毛泽东委托，作为中央第二把手，主持中央全面的工作，并接替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
应该说，毛、刘二人之间并没有不和的历史旧帐。在1955年的高饶事件中，毛泽东甚至不惜排开他曾看重过的高岗，而毫无保留地支持了刘少奇。尔后，毛泽东甚至还发出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赞扬。
文革中，毛泽东之所以坚决打倒刘少奇，完全是1959年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后，毛、刘二人关系之间出现的新问题所致。
这些新问题，有二个方面。
一是中央的“一线”“二线”体制必然产生的对问题思考不同步的矛盾；二是，刘少奇未能体察出“一线、二线”体制必然带来的矛盾后，不可避免会做出众多不合毛泽东意见的事情，而刘却又未能在体制与人事（毛泽东）二者之间，取着重偏向人事的想法与态度。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央先后出台了什么“前十条”与“后十条”，还又再出“二十三条”一事，便是典型例子。都是中央文件，都是用于四清运动的，可是，文件的政策指导却有分岐，因为，它们分别是由中央的“一线”与“二线”制定。
“一线”“二线”体制另外带来的一件事，便是刘少奇为了有效的主持中央工作，则不可避免会形成他的工作体系，使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与各部委、各地省市委，都会与他发生逐渐紧密的直接联系。显然，这一切，必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毛泽东对他的猜疑与对大权旁落的担心。而1965年底，姚文元遵照毛泽东指示在上海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竟没能在北京等地被转载一事，更加重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的负面疑虑，使他认定刘少奇另搞了一个他毛泽东竟“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却包括了邓小平在内的中央众多领导人都参入了的“司令部”。
因此，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对文革运动搞法心中无数而导致的种种举动，则更不可避免地最终使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极端政策。
林彪呢？
虽然高居中央副主席、副统帅，可是，他却并没有刘少奇所曾拥有的权力，中央及中央各部委与各省市，包括军队系统，也都已直接向毛泽东负责。林彪在之中的作用，顶多是个“二传手”而已。对此，毛泽东无疑是深深明白的，在1971年他南巡前，就说过：“我不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跟别人走的。”这个别人，就是指林彪。
再则，刘少奇曾有一个相对独立负责的工作体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另有一个“司令部”，并且，刘在其中也很有权威。
但林彪没有什么体系，没有实质意义的他个人的“司令部”。
黄、吴、李、邱虽是他的旧部，但更是毛泽东的兵，他们向上汇报工作的对象，不仅有林彪，而还有周总理，当然，更有毛泽东。而林彪个人在整个文革期间，也极少与黄、吴、李、邱单独会面，至于黄、吴、李、邱上林彪住所的次数，就更是只能用“罕见”一词说明了。因此，黄、吴、李、邱确并非是林彪控制的亲兵干将，相反，在黄、吴、李、邱的心中，无疑懂得其权力的来源，决不仅仅是“林副主席”，而主要是毛泽东。所以，当“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吴法宪、李作鹏仍卖力协助周总理工作，指挥实施制空。
至于那些个如空四军空五军陈励云、江腾蛟等人，则更谈不上是什么林彪司令部的人了，也仅仅是尊敬“林副主席”而已，甚至只到毛泽东南巡时，才能猜测到林彪“也许出了问题”，事前却根本得不到林彪的半点信息。而当毛泽东一声令下时，他们则更是连忙投降检讨。
没有实际的中央权力，又没有一个会听命于他的从上到下的“司令部”，虽然林彪对“政变经”读过不少，但现实中的病夫林彪，又会有多大的造反能量呢？对此，相信毛泽东会有清晰的判断。
陈伯达的突然倒台，虽然给林彪带来了不安，但是，事情的实质，恰恰却正是因为与林彪有关，陈伯达才跌了这个永远爬不起来了的大跟头，而不是陈伯达的倒霉，影响牵连了林彪。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陈伯达的份量，显然是不可能与林彪等量齐观的。
然而，当发现陈伯达这个秀才竟然与林彪元帅以及“四野”那班大将，有着密切的联系时，毛泽东便不会无视陈伯达可能有的潜在危险了。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常常喜欢同秀才们文化人们往来，甚至还交朋友。但这其间，他也有个潜规则，那就是：他身边的秀才要始终安于做秀才，文化人要潜心只是谈文化；即便论及文化之外的事，也应与他知晓通气，否则，他便会毫不犹豫地撇开他。
这点，前已有周小舟、田家英、李锐，后有胡乔木，再又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命运，予以证明。
奇怪的是，跟随毛泽东几十年的陈伯达，到头来竟然还要犯这个规！这，不知究竟是因陈伯达确属书呆子气过重所致，还是他做了中央常委后，真有了些利令智昏。
在中央文革，陈伯达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产生了矛盾，并且几年中又发展而日益加深，这并不很要紧。重要的是，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不是向毛泽东倾诉与申诉，以求公平，而却向林彪及黄吴叶李邱去寻找支持。这 一来，毛泽东对林彪他们犯疑的头一棒，便不可避免地要打在这个老夫子身上了。
如果说，对其他党政领导人或党外知识分子名人的处罚，毛泽东还需权衡再三，才会下决心。那么，惩处他认为犯了大错的党内秀才，毛泽东则就会无多顾及，想到即办。
1959年庐山会议前段的“神仙会”，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秀才，尚还是一身轻快的谈笑风生，论天说地。然而，没过几天，当发现秀才们居然与彭德怀有共呜时，他便毫不犹疑地将周小舟打入反党集团成员的行列，将李锐痛斥后交与水电部批判。
文革中期，对王、关、戚也是如此。1967年的7月25日还让在天安门广场开百万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视谢、王为文革英雄。可是，过了十天，毛泽东在上海看了一些文革形势与状况的材料后，却又突然指示杨成武回北京，将中央文革的几大秀才王力、关锋、戚本禹，毫不留情地给抓了起来（戚本禹稍后才抓）。
1970年，这厄运，则轮到了陈伯达的头上。
但是，林彪是战将，不是秀才。
当然，在毛泽东心目中，林彪也不是彭德怀，不是刘少奇。
如果，没有“九一三”，对林彪的处理，毛泽东显然会要再三权衡，也显然会考虑到林彪对革命及对他毛泽东有过的历史功劳。何况，在毛泽东内心深处，还永远深深的感激着一个人，那就是张浩。当年，在党中央与手握红四方面军几万重兵的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径作斗争之时，就是这个从苏联回国的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坚决地指责了张国焘，也震慑了张国焘，使张国焘不得不撤消了他的“中央”，回归延安，从而有力的支持了党中央与毛泽东。所以，张浩病逝于延安时，毛泽东亲自为其抬棺并奠土入穴。
而这位在毛泽东心中，对党与他毛泽东功重于山的张浩，就是林彪的亲密堂兄，本名林育英。
可以相信，中国人常有的“爱屋及乌”情结，也不会不对毛泽东的心理，发生些许的影响。
而如果林彪能在适当时侯，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做了检讨，向毛泽东认了错，适时“下毛泽东给他的台阶”，纵观历史上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应该说，林彪不至于重蹈彭德怀、刘少奇与陈伯达的命运覆辙，至少，能保有一个平安的晚年。
只是，不知性格貌似恭顺实则内倔的林彪，会愿意下毛泽东为他铺就的那个“台阶”吗？
1971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的一幕，似乎已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林彪在勉强接受周恩来的安排，到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等人坐到了同一桌旁，然而，他却不同毛泽东讲一句话，一言不发，敷衍默坐了数分钟，尔后，竟当着西哈努克亲王的面，不辞而别，拂袖离去。
的确，在亿万中国人天天都还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当时，这是史无前例的。
而顺便说说，回过头来看，一个若是心存大阴谋大诡计的人，在天安门城楼的这个晚上，因需要“克己复礼”，那他的所作所为，尽可以假象层层花样百出，而唯独似乎不应做的，便是露出一付怨气冲冲的公开不满之态。
可是，离“九一三”只有四个半月不到之时，林彪却的确以这个形象定格在了历史的那一页中。
另外，这个假设结局的前提，是要没有那个崇拜“江田岛”法西斯精神的林立果所搞的那些名堂。
还有，要不发生“九一三”出逃事件。
当然，历史，并没有“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