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家人的一个世纪看一个国家的变迁
母亲去世了。她的逝去，是这个家族那一代人最后的凋零。
从飞机场直接去医院到监护室看望完回家。第二天凌晨就接到医院通知赶快到场，到那里的时候，看到显示器上的心律一点点下降，不一会降到零。
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啊，你这个家伙来了。。。
四十年前，我妈坐了一天的火车赶回老家，见到外婆，外婆也是说，ＸＸ（我妈的小名），你来了。。。当夜，老人就去世了。
做父母的，总是挣扎着想见到儿女一面，再见一面。。。
我的外公，小的时候从乡下到上海滩来学生意。因为人比较机灵，做事可靠，虽然没上过什么洋学堂，却得以被外国航运公司录用，迁升至管理阶层，用现在的话叫做买办。我的外婆，是个勤劳一生的妇女，我见到她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还是裹过小脚，仍然整天在家里转来转去。擦这个抹那个。
他们有五个孩子，我妈是最小的，岁数差的比较大，所以我跟我的大表哥表姐们差了快有一代人，见到那些跟我差不多大的表侄们未免称呼上有些难堪。
大舅舅一辈子做财会工作，平平安安一生。两个儿子，一个参军服役并被提干（解放后），退伍后在工厂里当个支部书记之类的干部，现在退休了。另一个在文革时被打成落后学生批斗，年轻人不能忍受，从自己家窗户里跳出自杀。我不能想象这老两口子此后的几十年怎样在这所房子里生活，每天打开和关上那扇窗户。。。
二舅舅和小舅舅念书的时候鬼子来了，不能忍受做刺刀下的亡国奴，他们像小说“围城”里的青年一样，徒步千里到大后方去找国府。在大后方读书的期间，不满政治的腐败跟共产党的组织发生来往而被追捕，只好又流落回上海。（他们的一位同学被捉住后受到拷打后死在牢里）回到上海后二舅舅参加地下党到电话局工作，解放时参加电话局的接收并任领导。五七年的时候成了右派，被送农场劳改了若干年，回来当钳工直到改开后平反退休。他和舅妈有继子继女，他待他们如同己出。一个是享受国家津贴的专家，某型号飞机总工程师，另一个在长江大坝工程干了一辈子。
小舅舅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出国，伊利诺大学博士毕业后做了一辈子教授，到中美建交以后才得已再返故乡，但是老人都已经不在了。
大姨和姨夫在铁路系统工作，姨夫也是在五七年被当成右派，而且被人挖出抗日年代以小贩的身分为国军搜集情报，被打成军统特务历史反革命送劳改二十年。我姨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好不辛苦。等他被放出来，已经像变了个人，跟狄更斯“双城记”里的老囚犯一样，整天做木工活不说话。表哥表姐们继承了父母的行业，见到他们时领我去看，说这座长江桥是他们盖的，那座长江桥也是他们盖的。。。
最后讲讲我妈（在前几天的文章里已经说过），在学校里参加了地下党，解放后到大连工学院工作的时候遇到父亲，作为军属难免随部队调动东迁西移，后来都调到北京院校工作，直到退休。孩子么，都在国外生活，每念及这一家的前辈们在那个民族危亡的年代吃的苦做的事除了惭愧还是惭愧。。。
好了，这一家的故事讲到这里，中间不知多少次停下来揩眼泪。中国现在的富强和向上，一定会令前辈们九泉之下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