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遗体炸碎还称亲属情绪稳定——这是人话吗？
山东东营5日通报：山东滨源化学公司爆炸事故致13人死亡。部分死者遗体爆炸时形成碎片。通报最后强调：遇难者亲属情绪稳定。新华社痛批，通报措辞冷血，讲的是“官话”，不是“人话”，是典型的维稳思维。目前该通报已被删除。官话与人话，有何区别？中国人历来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个个都像“双面人”一般，很少说真话，究其原因又在何？
一、从“领导重视”到“情绪稳定”
亲人刚去世，部分遗体都被炸成了碎片，家属情绪怎能“稳定”？如果连这都能无动于衷，岂不是违背常识？如此冷血的措辞，倒更像是给上级领导的邀功通报，讲的是官话不是人话，典型的维稳思维在作怪。这个思维是如此：因为家属情绪稳定，所以当地社会就稳定。你看，这里发生如此重大安全事件，也没有出现一点乱子，说明我们治理有方，应对有效，实在是大功一件。如此一来，官员们的乌纱帽就“稳定”了。
现在官方的通报，越来越没有人味儿。这个“情绪稳定”的通报，不得不令人想起“领导重视”的通报。今年1月的哈尔滨通报火灾，全文共585字，“领导高度重视”竟然占258字，将近半数文字献给那些无所不能的领导们。一次火灾也能拍马溜须至此，实在让人佩服到五体飞天之境，想想都要醉了。问题是，既然领导如此重视，怎么可能频频发生火灾？怎么会造成5名消防员遇难、14人受伤的惨剧。重视有领导排排坐，那么问责会不会有领导分果果呢？想必这个时候大家都是避犹恐不及。
如今中国社会已走上快车道，而政府宣传部门包括传统媒体，他们的思维依旧停留在上世纪，各类新闻通稿，都是面目可憎：无不是领导指出、领导强调、领导要求……尽往领导脸上贴金，思维僵化，八股文章，官腔满篇，出现了社会关注度高的突发性事件，还是颐指气使的态度，不知廉耻地裸奔故我，往往不说人话，尽打官腔，说套话。就像这个东营官方通报，不知起草者和审稿者是否知道现在已是“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对任何新闻都可以品头评足了，发表自己的看法，你如此裸奔，必成靶子，引来大家打脸。
有人说，他们是不是脑子进水？怎么连说个人话的能力都不具备？其实，并不是他们智商堪忧，他们拿出文凭来，至少也是本科毕业的；也不是他们缺乏经验，他们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个个都已历练成人精了。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么做：一则为领导敷衍塞责；二则撇清自己的关系。这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他们所处的环境，就是唯权力是尊，一切都由领导说了算，而领导面对负面消息，总想轻描淡写，最好能由负转正。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没明白过来，怎么还能在体制内混？正因为如此，他们炮制出来的新闻通稿，压根就不是他们的心里话，而是在套“八股”的文字游戏。
无论作为“喉舌”的新闻媒体，还是作为“笔杆子”的宣传部门，其实都掌握在一个群体手中，而这个群体已掌控整个社会，并且取得绝对“话语权”。他们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为自己能有口饭吃，为自己能有远大前途，决定了他们必须得言不由衷，“只为领导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要不然，他们的结局比较悲凄：不是卷铺盖走人，就是永远原地踏步走。
二、替谁说话还真是个大问题
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说人话？要官方说人话难道会死？讲政治和讲人性是天然的死敌吗？无论是党员、官员、公务员，首先大家都是人啊，是人应该说人话才是。“理都懂，然并卵”，话是这么说，做却是另外一套。按照现行的话系，俨然有两套：一套是官方说法；一套是民间说法，诚如前几年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所言：“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替党说话，乖，有糖吃；替民说话，打，有棒吃！不管是官方的新闻通稿，还是媒体的新闻报道，都必须得替党说话，而且必须保证一切说法以官方发布为标准。
其实，建国以来，中国新闻界一直把党性作为最高原则。什么叫党性，理论上回答，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对于办报人来说，党性的具体体现就是严格按照各级党委的要求办报——发什么，不发什么，包括版面安排，一切都要听党委的：全国性新闻媒体，要听中央的；地方性新闻媒体，在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的前提下，就得听地方的。
过去几十年一直都这么做下来的，所以很多报纸，现在翻出一看，就显得非常荒唐：1955年的报纸，可以看到长篇累牍地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充满“阴谋论”的论调，到处在知识分子中找出“右派”；翻开1958年的报纸，可以看到对“大跃进”的齐声赞扬和放高产卫星的连连喜讯，实际上“大跃进”造成了许多人饥饿而死；至于文革期间的报纸，那更是不堪入目了，都变成一张张“大字报”了……可以说，自50年代到80年代的报纸，是真正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有良心的报人回头翻翻报纸，无不感到羞愧难当。也正因为如此，有人开始反思了：到底是人民性重要还是党性重要？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底哪个重要，在中国高层就开展过激烈地争论过。当时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就因为坚持“人民性”，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人民性高于党性”；二是“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三是“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
结果这一反思，竟成为被批判的靶子，引来党内著名“笔杆子”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痛加鞭挞，认为是在制造“精神污染”，是在否定党的领导。最终，胡绩伟被逼得从社长位子退了下来。但是，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想贯彻“宜将余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还不想善罢甘休，要扩大化，妄图掀起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幸亏那时人们深受文革之害，已不想再折腾了。
让历史照进现实，现在的新闻媒体是不是坚持人民性，开始说人话了吗？现实是骨感的，我们依然看到鬼话连篇，谎言成性。不要说是政府官员，也不要说新闻工作者，甚至连普通群众说真话、说人话也是件极其危险的事，一不小心就会触到国家痛经，或惹恼权贵，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禁言、关黑屋子，甚至有人身安全之虞。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乖乖的，自我阉割喉结，宁可生活在像《皇帝的新装》的童话里，都在无关痛痒地说鬼话，或歌功颂德地说假话。
诚如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所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人话，说真话，这是要出人命的，所以三思而后言，尽量不说真话，尽量不要言为心声。
官员也是人，是人都想说人话，但又不敢说真话，于是，必须会陷入内心的痛苦。为什么官员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在中国当官，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是一副人格分裂的内心世界。“一入体制深似海，从此人话成以往”，体制之内，官僚之间没有健康的人际关系，纷纷异化为“双面人”，人格已经严重撕裂：在私下场合，把各种弊端说得头头是道；而在公开场合，他们被迫一本正经的扮演卫道士的角色。久而久之，就抑郁了，抑郁严重，就纵身一跃成千古。
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不说真话”已然成为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而这种社会心理往往是很难改变的。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大家不说人话、不说真话？笔者认为，这种社会心理属于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论是在医学范畴，还是在政治学、历史学范畴内，都存在一个生理学上的条件反射原则，即面对外部强大的压力，尤其是死亡威胁，所有生物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服从。这造成的结果是，每一种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有被驯养的可能，可以这么说，只要是动物，就有被驯养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这个藩篱。
人的基本需求是有一个底线的，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续，面临暴力的强权，只有低头才能获得延续生命的可能，这或许是源于本能反应。就像人类在驯化狗的时候，常常以食物为引诱，辅之以鞭子，让它做什么，它才会做什么。同时，随着这个驯化过程，狗对主人也形成依赖的习惯与情感。
表现在我们人类社会中，统治者对其治下的臣民也是如此驯化的：就是通过各种暴力的体罚（如一整套诛连九族的惩戒性机制）、规范化的思想洗脑（如儒家三纲五常等统治思想）以及适时的小恩小惠（如加官进爵等笼络人心的奖励机制）而实现的，久而久之，就培养出大量“为绑匪打掩护”的顺民、良民，他们比谁都需要一个皇帝，没有皇帝也要创造出一个新皇帝来。
拿个例子来说明吧，汉朝时，司马迁因为在朝堂之上为李陵说了句人话，结果惹恼了汉武帝，“你真是个不知趣的家伙，不老老实实自我阉割掉喉结，竟敢直言不讳，好，我就是阉割你的小丁丁，让你从生理上彻底告别喉结！”其他臣民见状，哎呀，挺身而出说人话，风险如此巨大，教训是深刻的，从此以后就两股颤颤地“护着卵子”说话，都很知趣地从精神上阉割掉自己的喉结，最好能背上一个刀枪不入的乌龟壳，围绕着像汉武帝一样的权力者唱赞歌了，即“只为君王唱赞歌，不为苍生说人话。”
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对臣民驯化可谓孜孜不倦，久而久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越来越深，人们对拥有生杀予夺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倾慕与崇拜，他们是“圣上”，是“主子”，是“真龙天子”，是全民偶像，是万千女性想要得到垂幸的“男神”。在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心目中，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等君王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既然一直都是这么唱赞歌的，高呼着“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么唱到上世纪，就很习惯地将“皇上”换成了“主席”。直到现在，我们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未有丝毫减轻，依然会情不自禁地齐声喊“好支威有”，依然很自然地喊大大叫麻麻，依然很自然地感动得声泪俱下。
中国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其实就是为了一个生存，他们仰承权力，获得个人的生存权，这是一种“求生”技能，也是一种“生存哲学”。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谎言识别也具有超强的禀赋，中国人早已熟习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化的谎言（情话）、礼节性的谎言（鼓励话）和废话性的谎言（官话），谎言与反谎言是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博弈，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
问题是，权力者为显示自己永远正确，不惜制造假话谎言；而仰承权力鼻息的民众为了生存，都加入到说假话、鬼话的行列中来，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谁还会进行个人思考？谁还会说真心话？谁还会替老百姓说人话？全国都浸淫在这样一种语言环境里，扼杀了民族的智慧，混淆了民众的价值标准，导致整个民族的人格分裂。中国，变成了一个不敢说真话，也不能听真话的国家。
结语：其实，在权力面前，我们都是一群可怜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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