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悲剧：无法阻止的崩盘

一剑飘尘按：

 

对于一心想建立帝国的君王来说，陈胜吴广在没有起义之前，就是走卒而已。但是，之所以会有陈胜吴广的起义，会有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是帝国这种集权体制的必然。帝国者，一人之国、一家之国也。除非愚民，否则，没有人会把这个国当作自己的国。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所谓的爱国者，如岳飞，如文天祥。但是，在今天看，即使是当今的政府，也更多地把这些爱国者所面临的战争当作是内战。既如此，这些人爱的又是谁的国？他们所爱的，不过当时掌握了国家权力的皇室而已。这恰恰是他们的悲剧。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可悲的，就是从秦始皇开始，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而且这个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辛亥革命曾经打破了那个传统，但是却只是在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激起了一朵浪花而已。到了今天，这个集权的体制愈发坚韧。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不是百姓的国，只是皇亲国戚之国，只是官僚权贵之国。这样的国愈强大，意味着百姓遭受的盘剥越深重。

 

我一直说，中国文化缺乏思想上的创新，也是缘于这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文化。政治对于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为秦始皇在政治上的统一，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那种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绝唱。想一想，这种诸子百家各有所长的时代，距今已经接近3000年了。而在这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政治体制只有一种：中央集权——即使有三国、五代，各国也是同样的中央集权的体制；中国的文化只有一种：儒教。这是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而历史没有同情的空间，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具有不可避免的崩盘属性。这种体制性的崩盘，是造成中国历史上，每隔几百年就要血流成河，社会产生大变动的根本原因。当这种崩盘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时候，社会前期积累的一切文明成就都会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

 

而今天，在地球村时代，因为各个国家紧密地联结，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出现崩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为一个开放、健康的外部坏境，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比如，通过贸易，转化国内生产力过剩的矛盾。但是这也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知道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而如何才能够真正让中国成为一个创新之国？不从政治上打破中央集权的模式，不从文化上打破既有的禁锢，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虽然这个结论很容易得出，但是最终的结果，我并不乐观。

下面的文章有点长，但是非常值得一读！！一剑飘尘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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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悲剧：无法阻止的崩盘

 

作者：黄卧云

来源：《炎黄春秋》2014年第7期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政治管理制度的变革，一次是秦始皇变革，他确立了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另一次是辛亥革命，目标是推翻秦始皇的集权制，代之以分权与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由于辛亥革命按照西方模式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主题便是对秦始皇确立的体制进行修补。

 

“始皇难题”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创立中央集权，是对国家管理体制的一次深刻变革。他的改革无疑是开创性的，但既成功又失败，既有益又有害。

 

秦始皇扫除六国，使天下归一，威震四海。此时他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采用周朝确立起来的分封制，把征服的领土分给家人，包括兄弟、儿孙和亲戚等，并让他们世代相袭。但这些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国家，随着代际推移，亲情关系疏淡，各成独立王国，不但置天子于不顾，而且相互撕杀，天下永无宁日。其二，采用战国时期各国为更能有效地集中资源进行战争而开始建立起来的集权制。秦始皇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他把全部领土划分为36郡，郡以下设县，由皇帝委派官员进行治理，官员都对皇帝负责，职位不能世袭。

 

秦始皇建立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而统一的国家，普天之下已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力量。只有他的中央政府才有能力集中和调动全国资源，并有能力把一切反对势力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对始皇帝来说，最大的政治就是全面加强皇权安全，确保天下万世不替。对外，他南征百越，北却匈奴，修筑长城，消除外敌入侵的威胁；对内，消除造反隐患，收缴和销毁民间所有武器，使百姓再无反抗之力，对六国旧的统治者除了杀一批，就是大强迫他们大量迁徙到首都咸阳，置他们于朝廷的直接监视之下。使用严刑峻法对付犯上作乱、作奸犯科者。帝国政府还大力加强军事设施建设，在修长城之外，努力修建以帝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公路，以利于迅速集散军队。他还夷平可能为反叛势力提供据守的军事要塞、工事、城墙、险阻。最后，通过焚书坑儒，将最有可能形成反叛思想的源头彻底根除。

 

帝国的一切部署、布置、准备，看起来周密细致，无隙可击：制度优越，国力雄厚，军事强大，强敌就范。皇帝毫不怀疑，千秋万代的基业已经奠定。

 

但是，再周密的计划，再挖空心思的设计，比起变幻莫测的世界来，都不过是挂一漏万。帝国政府在对未来和形势的种种研判中，肯定不会想到过大泽乡那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更无人知晓，也没有兴趣知晓陈胜、吴广为何许人也。帝国建国的第12个年头，也就是秦始皇死去的第二年，也就是二世元年，这里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陈胜、吴广两个农民带着900余人去今北京附近地区戍边，不想路上遇到暴雨，耽误了行程，按法律，这些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赶到的人都要被处死，于是他们抱着反正都是一死的想法起义暴动。这数百农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农民，敲响了史上最强帝国的丧钟。各种力量乘机而起，不但六国的旧贵族纷纷起事，如楚国的世家子弟项梁率部参战，这支部队后来在项羽的指挥下成为一支最大的打击力量，而且体制内的势力也应声而起，地方基层小吏刘邦刘亭长率一帮囚犯起于沛县，杀死县令，开始打天下的事业。反叛武装很快在各条战线上节节取胜。奇怪的是，不久前横扫六国、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帝国大军，仿佛已人间蒸发！命运沉浮，缘起缘灭，殊难预料。最煊赫的势力可能一朝垮台，而最不起眼的人物也可能横空出世，一切好象既是定数，又不可思议，既有悖常理，又实属必然。

 

刘亭长登上大位，国号汉，虽然仍然沿用了秦的郡县制，但他遇到了一个还将令今后的中国统治者始终纠结不已的两难问题：到底是血亲更能维系权力，还是用律法和利益连结起来的皇帝官员更能维系权力？二者各有利弊，无法协调。秦帝国二世而亡，如此短命的前朝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成为汉初官方讨论的热门话题。文帝时的大才子贾谊在《过秦论》里认为秦乃亡于自己的暴政，但在刘邦看来，秦失其鹿，是由于在面临强大的反叛势力时没有血亲即同姓诸侯做中央的屏障。汉朝建国伊始，皇帝分封了七个异姓功臣为王，那只不过是对战争中既成事实和有约在先的不得已承认。这些王占据王朝半壁江山的事实，使高祖如哽在喉。随后几年，皇帝使用各种招数基本摆平了异姓诸侯（让地处偏远、对刘氏江山不会产生威胁的长沙王继续保留其领地），将收回的大片土地分封同姓诸侯，并下令：“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在刘邦眼中，管理国家还是自家人最为可靠。儿子不会反老子，这是其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是其二；其三，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天下，本来就应该由子孙享受。因此分封制对王朝保持着长久的吸引力，直到唐朝建国时，唐太宗还认真考虑过分封皇子和功臣的问题。

 

确保刘家人掌控了全部的国土，刘邦心中的石头也就落地，但这块石头很快又会回来，其实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回来了，即血亲成为帝国动荡和分裂的源头。刘邦死后，经文帝、景帝两朝，诸侯王和皇帝的亲属关系渐行渐远，地方同中央愈加疏远，中央对诸侯愈加难以驾御。当中央设法要削弱诸侯实力的时候，各诸侯也在力求加强自身的独立性，景帝的削藩行动终于激起了吴、楚等七国的联合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央集权才又逐步加强。

 

朝廷必须依靠代理人即官员对国家进行实际管理，官员掌握着王朝的各种实权，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国家管理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管理和控制官僚，使他们既是皇帝的好管理者，又是安份守己的朝廷忠臣，于是一边要约束他们不能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毁掉皇帝的江山社稷，一边又要给他们经济实惠和甜头，激励他们尽心为皇帝的江山服务。在高级官员相互制约方面，汉代的制度经过改革比秦更加缜密。丞相在签发和下达命令时必须通过御史大夫，或者朝廷同时任命左、右两位丞相。对地方官的监督办法，是在全国设立监督区，它的长官刺史独立行使职权，负责监察郡守等地方官。

 

即使是最成功的统治述也仅能收一时之效，现实中的新情况随时会使过去的成功策略失效，汉王朝还是死在体制内的官员手里。西汉政权被大将军王莽所颠覆，东汉死得更加痛苦，王朝权力在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内部危机，如宦官、外戚专权，以及黄巾军叛乱给它造成的强烈危机，完全打乱了既有秩序。董卓、吕布、袁术、袁绍，曹操，刘表，孙坚等，或是朝廷掌兵重臣，或是地方要员，他们利用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机会，或作乱于上，或起兵于下，割据一方，征战讨伐。野心与阴谋，出卖与背叛，一直是最高权力争夺战中的基础内容，而在王权失控和军阀混战时代就更是政治常态。

 

统治者走进了一个永远也走不出的死局，无论是分封制——把国家直接交给自己的家人治理，还是集权制——把国家交给皇帝的代理人即官员负责具体治理，都不能解决政权万世不替的“始皇难题”。

 

晋室复辟分封制，速死。司马氏篡夺了曹魏政权，同时也鉴于汉朝失败的经验，司马氏建立晋朝后对秦始皇体制进行了改造，重新回到古老的分封制，大封宗室王，再次把王朝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自家人身上。晋建国仅21年后，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开始，统治集团内部的这场大混战是一次相当彻底的彼此毁灭，西北少数民族势力趁虚进攻，王朝寿终正寝，宗室王的一支在江左建立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才使晋朝香火勉强得以延续。

 

隋朝采用集权制，也速死。晋朝的失败，使隋朝把制度的钟摆再一次调回到中央集权，撤郡并州的改革结束了南北朝以来行政区划混乱的局面，在权力牵制、军民分治、建立监察体系等方面全面学习汉朝的制度，但像秦帝国一样，隋帝国亦二世而亡。

 

自秦至清，统治集团为谋求万年江山的长治久安，一直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包括行政改革、军事改革和财政赋税改革。这些改革是否真正延长了其统治时间都是个问题，有的改革与其说有利于统治，还不如说有害于统治。一个王朝可能有一百种死法，谁也不能事先预计它到底是以哪种方式结束自己。

 

秦始皇以为实现了中央集权，就能保证江山万世不易，但他对事情的考虑过于简单了。一统体制的确有利于集中最多的资源，最多的人力，形成最大的打击力量，最无敌于天下，但这些太过表面，两千年中，它屡陷失败。力量和强大的假象欺骗了统治者。垄断政权所引起的挑战和风险太多太大，它完全不可持续。秦始皇给中国只是带来一个中央集权体制，这个体制延续到二十一世纪，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是非常成功的；但集权制并没有给他和他所有的衣钵传人带来他们想要的江山万世流传，也从来没有给帝国带来过稳定，相反造成周期性的动荡和战争，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是完全失败的。

 

致命的贪婪

 

腐败深化和统治权威的衰微是王朝危机的开始，通常也是改革的开始。王朝每次遇到危机时，最高统治者近乎本能地采取的改革措施就是强化自己的权力。在帝国，官员的腐败是普遍的。从坏的方面看，腐败是官场的腐蚀剂，对帝国行政造成破坏，从好的方面看，它又是激励官员的手段。也就是说，腐败对于体制运转是一种必要，因而它不可能消除，但反腐却是皇帝挥向官员的利剑，特别是对于新继承大统的皇帝，反腐是他整肃大臣、扫除异己、为自己树立权威的极佳途径。但中国式政治是一场输不起的游戏，反腐过于较真，打击面太大，引起官员普遍反感，怕输；反腐动静太小，腐败日益猖獗，也怕输。正是由于必要的腐败存在，皇帝才一直可以反复运用反腐之剑。

 

中国围棋最富于智慧的技巧是弃子求胜，懂得放弃对获胜至关重要。极而言之，围棋乃是一门放弃的艺术，高手知道如何放弃，何时放弃，知道放弃和获取之间的交换，知道最大程度利用弃子的价值。高手的对弈，最后的生死对决往往在“打劫”之役。打劫，就是利用弃子攻击对手的薄弱地带。围棋技艺的极至，就是放弃的极至。相反，围棋新手不懂得放弃，虽然他也知道需要放弃，但一进入实际操作，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去尽力守住每一颗棋子，他怕输。越是怕输，越是要看紧自己的棋子，当然，他的结局只有一种，就是输掉整盘棋。即使是两个新手对弈，赢棋的一方也一定是更善于放弃的一方，双方棋艺的高低就体现在放弃上。

 

政治上把放弃的智慧发挥到极至的，非华盛顿莫属。英国古老的王室存续至今，也完全得益于它放弃的智慧。绝对占有，绝对危险，寻求安全的惟一之策就是放弃绝对占有。中国的统治者却从未表现出放弃的智慧，他们一直模仿秦始皇，但从未超越秦始皇。一次又一次地全盘输掉，一次又一次地建立新朝，后来者没有从前人失败中学到一点真知。他们依然象前代的帝王一样，尽最大努力把守每一个棋子，把任何一个棋子的丢失都看成是巨大损失。每当统治遇到危机时，他们的唯一应对方式，就是近乎本能地加强权力，追求更大的权力集中。他们从历代王朝失败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决心比以前的统治者更加努力地去死守棋子。结果是再次重蹈覆辙。

 

政治比围棋当然复杂得多。一盘围棋的对手只有一个人，但在一个政治棋盘上，则有很多对手。民主政府中，政治对手都在明处，双方都按照明确的规则博弈，彼此不会给对方造成不能承受的伤害。而专制政府中，政治却是一场毫无规则的游戏，出其不意，诡计和奇谋，在这里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对手通常都在暗处，即使在身边，他也可能浑然不觉，虽然也许隐约感觉到危险的迫近，但仍然不知道危险具体何在，这时，当然要做足种种准备应付可能的事变，结果很可能只是瞎忙一通，不得要领。在自以为危险会出现的地方大力加强戒备，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实际危险却完全在另一个地方出现，当它出现时，却猝不及防。花大价钱、大力气修筑的政治、军事工事，有如法国耗费巨资建成的马其诺防线，虽固若金汤，却根本派不上用场，原来德国军队绕过了法国的防线，突然从法国人意想不到的阿登高地突进。

 

统治的安全不取决于严防死守，而取决于对抗力量的发展。释放部分统治权力，是释放社会对抗性压力最有效的措施。世界历史上，凡在懂得放弃权力的地方都不会也没有发生过血腥的暴力革命，而死不放弃权力的，特别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必定会成为权力的牺牲品。

 

无穷的敌人

 

改革的目的就是消除政权面临的危险，可非常要命的事实是，统治者永远也不能准确判断危险来自何方。

 

政府必须在很多条战线上同时防范和进行作战，既要防民，又要防官；既要防范身边的危险，又要防范远处的危险；既要防止内乱颠覆，又要防止外敌入侵和吞并。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统治者又必须去完成不能完成的事，没有选择。他们把国家当家业，而家业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但这份家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从来就没有获得天下人的认可，毋宁说，它是一份无主的家业，所有人都可以去占有它，就看谁有占有它的实力。这样，中国政治的实质就是连续不断的武力赌博，每一个政权既是这种赌博的结果，又必须参与下一场赌博。赢只是暂时的，输却是绝对的。再强大的政权，智力、财力、人力总是有限，可挑战、危险、敌人则无穷尽。以有限应对无限，顾于此，必失于彼，严于内，必疏于外，这就是所有独揽天下大权的统治集团永远没有安全、永远不会长久、改革永远不会成功的原因，他们永远守不住本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家业，在他们自认为找到了可以长治久安的可靠制度保障时，却意想不到地埋下了灾难的种子，改革意在医治痼疾，却往往成为下一个危机的起点。

 

持续受到边境民族巨大压力的唐王朝，被迫对军事体制进行改革，去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防御体系。在北边和西边边境地区建成的九大藩镇，形成了庞大的军事能力，确实加强了应付外来挑战的力量，但不详的是，藩镇制度同时也形成了远离中央、难以制约、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的一个个力量中心。自安史之乱开始，藩镇演变为地方割据，决定性地改变了唐代的国内政治，动摇了王朝的权威。到了行伍出身的宋太祖，前有唐朝的教训，后有自身发动兵变的经历，不但深知军队的重要性，更深知军队的危险性，为了严防于内，新政权刚刚安定就对军队管理体制实行改革，强化皇帝对军队的领导权，削弱武官的地位。减少了内患，却增加了外忧。有宋一代对外虚弱不堪，它在同北方辽、夏、金的军事斗争中屡吃败仗，割地赔款，宋朝的两位皇帝徽宗、钦宗父子连同他们的女人、百官被金人虏获，终其一生都受尽凌辱。

 

世人都只看到皇帝无比风光的一面，看到他们权力无边，享尽荣华富贵，当代电视剧极力渲染帝王们的丰功伟绩和浪漫生涯，人们便以为每个皇帝都想再活五百年，何曾去想还有多少苦命的皇帝。秦二世屈服于宦官赵高指鹿为马的淫威，蜀汉后主、南唐李后主都成了敌国的俘虏，汉献帝作为军阀们争夺的目标，被反复劫持，以便后者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崇祯皇帝在李自成的队伍包围京城之际让皇后贵妃自尽，又挥刀砍杀15岁的长公主，埋怨她“何生帝王家”，最后自缢煤山。

 

不幸的皇帝何胜枚举。不幸的皇帝各有各的不幸，他们中虽然有秦二世胡亥这样残暴愚蠢、不堪造就者，但如果以为都特别无能特别昏庸，则不符合事实。刘禅与诸葛亮君臣融洽，可见既贤且识大体；崇祯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局良好。总的来说，他们的悲剧是他们自己无法逆转的，是形势所定，即使诸葛亮再世，也不能挽回蜀国的失败。当明王朝受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和充满锐气的清军两面夹击时，已然无回天之力。王朝自兴盛而没落，所呈现的轨迹是一条平滑向下的直线，而不是一条起伏有致的曲线。中兴只是虚幻的假象，是短暂的回光返照。一般情况下，他们在出生或继承大位时，时局已经紧张，危机正在到来，不但社会显现乱象，朝廷内部也变得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往往始于最高权力的继承危机。在特殊情况下（实际上屡见不鲜），比如帝位出缺，新皇帝要经过朝廷中主要实力派别的协商、斗争、甚至发动一场政变才能产生，而这可能只是随后更激烈的权力争夺战的序曲。皇帝位于权力体系的核心和中枢，身不由己，大权旁落，王朝危机深重的时刻已经到来。

 

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开始于农民起义，它如果不是直接把王朝送进坟墓，也是为王朝掘墓的第一批力量。农民起义一开始就直奔地方官府，杀死官吏，即使没有对王朝造成最致命的威胁，它也打开了致命的魔盒，那些原本处于蛰伏状态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各种势力此时乘机崛起，形成滚滚洪流扑向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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