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砸坛:我的深圳户口的故事

Being an American is not a patent of privilege but an invitation to adven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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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是一种很有趣的制度,基本上它就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区域分化,限制人员流动的制度。

       根据百科介绍,户口制度在中国来源已久,周宣王时就有官吏负责“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后来,管仲提出“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的政策,限制人口的流动,以及自行分家。而商鞅的《商君书·垦令》中则提出“使民无得擅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1958年-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

        所有个体被普遍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大类。个人试图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业工作则必须向相关部门申请,而这种申请的批准限额是被严格控制的。到本省外工作则需要有6种许可证。离开本人户口所在地的人则没有粮食配额,单位住房,或者公费医疗。.科教、卫生、医疗、就业,结婚等等方面是也是被根据户口来管理控制的。但有一种方法可农转非,就是申请自愿去西藏工作。

        改革开放后,一些大城市因为面临大量的外来人口,开始实施”蓝印户口“制度,但人口的自由流动依然受到一些限制。

 

        好了,简单介绍完我们的户口制度,来讲一讲我的深圳户口的艰难故事。

        我是九一年大学毕业,就满怀憧憬地奔向了深圳,和当年很多的大学生一样,我们对于户口的限制都满不在乎,从九一年到九三年,跳槽两次,终于想要安家立命了,发现原来还没有深圳户口,当年,深圳户口指标对于私企和民企是不多的,而国营企业相对容易很多,不可免俗的,我也进入一家区级的城建公司下的科技公司,指标多,排队快是一个重要考虑。

 

        94年,我得到了第一次的入户机会,当年的深圳户口是要考试的,有政治和专业两门课,我因为常年出差在外,临考试前一个星期才回深圳,匆忙准备后,政治没有考过关,当时的深圳户口指标是奇货可居,总公司人事部很不高兴,认为我浪费了一个当年的指标,好在我们科技公司的老总很够意思,极力替我辩护。

 

        95年,公司给了我第二次入户考试的机会,老总让我提前一个月从外地回来准备,记得最重要的就是当时去市政府礼堂上政治辅导课,大教室里可以坐一千多人,满满的都是各个行业的人才(或是我这样的木材),有的是小公司老总(当时好像有人去买黑市指标的),手提大砖头,上课前电话不停,有的是大公司员工,神情轻松,摇头晃脑的听歌(随身听)。当然,老师的一声令下,大家都关机(BB机为主,少数是手机),两个小时的政治课,其实就是变相的把考题过一遍。当年考得不错,小公司的老总很高兴,特意给我摆酒庆祝,拿到深圳户口前,有好多想法,感觉世界会从此与众不同,但真正拿到了,又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有人说,你可以找个好的女朋友了,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有人说,你可以有资本跳槽加薪了,公司老总和我是患难兄弟,做人不能忘本。最后,这个好不容易到手的户口好像是鱼翅,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套用现在的流行语,其实也是”然并卵“。

        好了,故事的主线写完了,但故事没有结束。

 

        从93年我就开始准备出国,到94年,已经考完TOFEL,联系了不下五十所美国的大学,终于收到了I-20,可是94年去签证被拒,95年又接连被拒签两次,我当时也是对于出国这条路心灰意冷了,想着深圳也是机会遍地,而且我也有了五年的基础,何苦去洋插队,从头开始。但命运就在我的深圳户口到手后给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96年初春节前夕,我没有抱任何希望去广州领事馆办签证,居然给我签过了,当时,因为不抱指望,连取签证的钱都是临时向广州的同学借的。

 

         这时,深圳户口就更是一个鸡肋,那时,我们要交两万的城市建设增容费,其中一万是总公司出,一万是自己出,当时小挣扎了几分钟,还很为那一万人民币可惜,总公司人事部在我出国时也大为光火。后来听说入户深圳的条件宽松了很多,只要是大学毕业,在深圳有正式工作,符合一定条件就可以入户。

        94年时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的湖南外贸深圳办的人事主任是我们总公司人事办副主任的亲戚,因为办深圳户口要求把有关转户口人员的人事记录都电子化,用的是DBase(一种当时很流行的数据库软件),他们几天都搞不定,把我找去,我用常规的办法也是搞不好,当时已经是最后的截止日前一夜,耽误的话会很严重,没有办法,我问他们,如果我用非常规办法改可不可以,人事主任大喜,只要能完事都行,我就用ASSEMBLY 把DBase的数据直接改好,完全没有用DBase的界面,只是最后用DBASE核实了一下,perfect,皆大欢喜,当时记得是给五个湖南兄弟姐妹做的记录,拿了三百的辛苦费,不知道那五个人现在在深圳混得怎样(还是像我一样又漂洋过海,身处异邦)。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做完事,从五光十色的阳光大酒店前走过,深深地呼吸了一口这个年轻城市深夜清新的空气,又有五个幸运儿加入了深圳户口的行列,而自己当时是前途未卜,又多少有几分凄凉。

        多年以后,当我从2000年把H1B办好,到2002年拿到美国绿卡,拿到美国洋插队的正式身份比我想像的要快很多(以后有机会再写这个过程),但回想起当年办深圳户口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我们从父辈开始一直在为了追求安定富足的生活而在迁徙,我的父辈从湖南的乡下艰难的走出来,来到省城,而我又从湖南来到深圳,接着又从深圳来到美国,是在努力追求什么吗?还是在极力逃避什么?

        但愿我们的下一代不用再因为追求人生命运的改变,而去到异国他乡从头开始打拼,也许,他们会有自己追求的心灵归宿,再次迁徙到一个最适合他们的地方,而那时我们也老了,就成了候鸟,飞来飞去,只是我们是自由的飞翔,没有了担忧和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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