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是一个仅有641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宗教信仰。在那里，宗教是较为敏感的话题。或许已逝总理李光耀的观点最能代表新加坡民众对宗教的态度：与其什么都不信，不如有个宗教信仰。
李光耀本人在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成长。87岁生日之前，李光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他坦言宗教可以帮助他人，也承认宗教的力量影响他的价值观念，比如，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他和夫人践行教会的婚姻价值观。
在李光耀的政治生涯中，至少有两件事令他意识到，宗教的力量是如何帮助到人的。第一件是他当年目睹身为天主教徒的前财政部长韩瑞生二度心脏病发，当神父正在为他进行临终祷告时，即使他知道自己就要离世，却始终保持一副安详无惧的神情。
第二件事是他两三年前经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首席投资官黄国松介绍，开始向静坐导师学习每天静坐20分钟，并在心中诵念经文，以寻求内心的平静。黄国松和同为天主教徒的妻子因每日静坐日久有功，李资政从黄国松给他看过的妻子患癌病逝前度过的最后几个星期的录像中，可以见到他们都表现得极为平静。
李光耀的宗教政策
实际上，新加坡多种民族杂居，多种宗教共存。佛教、道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均有极大影响，各类信徒涵盖了全国人口的86%。
由于教派林立，新加坡政治的核心就相应转到宗教政策上来。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制定了周密的宗教政策。长期以来，各教派相互尊重、和睦共处，这都归功于李光耀政府多元一体的宗教政策。
新加坡政府对宗教几乎没有限制。政府鼓励国民信教，并且相信宗教能在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福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和国民造福。
但宗教是新加坡较敏感的问题．因而政府在宗教事务管理上历来谨慎。早在60年代，李光耀政府就为宗教政策定下基调，即既发展又约束，这是李光耀宗教思想首次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在社会实践当中的尝试。新加坡官方坚持认为，宗教作为一种天赋神力，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
新加坡人普遍认识到，一方面，神的启示对一个人有道德感化作用。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新加坡人，或许李光耀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多次说道：“与其什么都不信，不如有个宗教信仰。政府希望人民有个宗教信仰，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或印度教徒，总比一个无所不为的无神论者可靠。新加坡的天主教在教育科学和福利方面贡献很大。”
在几年后，当李光耀再次谈起新加坡政府同宗教的关系时又说，“……我一向尊重教会，…我鼓励人们要有信仰，因为不管是信神或是信仰别的宗教，都有助于抗拒不良风气和使人产生回归惑。”
作为一项政策，新加坡政府于1989年10月把李光耀的这种官方普遍认同的宗教观写进了《维持宗教和谐白皮书》里，表明了政府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
《维持宗教和谐白皮书》指出：新加坡有不同的种族、语言和宗教。在新加坡，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锡克教以及各种原始宗教都拥有不少的信徒。在这种前提下，宗教和种族和谐，就不单只是理想的目标，而且也是一个国家能否团结生存的必须条件。
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宗教、多民族的小国，除去处理复杂外交关系外，民族和宗教问题算是最棘手的了。李光耀和他的后继者都认识到，宗教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焦点问题”。他们深知，宗教和民族问题处理不当，不但会引起种族和教派冲突，导致社会恐慌和政局动荡，还可能把全国人民辛辛苦苦取得的建设成就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根据多年来的执政实践，他们认识到这种隐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各种宗教之间的力量失去平衡，导致冲突；二是教团势力干预政治，左右世俗意志，使新加坡成为宗教国家。鉴于以上忧虑，政府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平衡各教派势力和维护政教分离上。
新加坡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宪法》中明确规定：“宗教团体不应该卷入政治。”它们不能超越教育、社会与慈善事业的范围，进行涉及所谓改造社会的激进行动。“宗教与政治必须有严格的区分”。
注：本文部分内容引自新加坡文献馆《试论李光耀的宗教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