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25日电／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祝捷，日前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华文化复兴论坛”发表论文《台湾地区“国族认同”剖析》，内容如下：
摘要：台湾地区“国族认同”是支撑“台独”的诸多理论之一。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台湾国族认同”从理论体系，到实践运作显然都是错误的。但“台湾国族认同”在台湾地区流行多年，必定有其理论上的特性。对于台湾国族认同的理论体系，应当进行仔细梳理，“民族国家”理论、“台湾人”意识、“外来政权”认识和政治反抗文化，构成“台湾国族认同”的支柱。论证台湾国族认同的理论，以误用、变造或使用不科学的民族学观点的方式，强化两岸政治对立，其本质是一套为“台独分子”所用的、以“民族”面目出现的政治说词。
主题词：台湾地区“国族认同”；“台独”理论；台湾意识；“政治反抗文化”
一、“台湾国族认同”的理论要点
“台湾国族认同”的理论体系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民族国家理论、“四大族群”的划分、“台湾人”的塑造和所谓“政治反抗文化”。
（一）“台湾国族认同”的基础：民族国家理论
（二）“台湾国族认同”的前提：“四大族群”
（三）“台湾国族认同”的基石：“台湾人”
（四）“台湾国族认同”的核心：“政治反抗文化”
二、“台湾国族认同”的理论批判
“台湾国族认同”在基础、前提、基石和核心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主张“台湾国族认同”的学者和政治人物运用偷换概念、张冠李戴、历史重述等手法，误用了民族国家理论，借助本不科学的“四大族群”划分，变造了“台湾人”的概念，并篡改了台湾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民主精神，因而不仅在立场上，而且在观点上和逻辑上，都是完全错误的。
（一）被误用的民族国家理论
“台湾国族认同”推崇民族国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借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题，为其提供理论基础。然而，主张“台湾国族认同”的学者和政治人物虽然没有过多地篡改民族国家理论，但对民族国家理论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并由此导致了对民族国家理论的误用。
第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典命题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
第二，民族国家理论是一套“统一”理论，而不是“分裂”理论，其理论目的与“台湾国族认同”背道而驰。
第三，主权在民族国家的生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没有主权支撑的“台湾国族认同”无法套用民族国家理论。
（二）不科学的“四大族群”
“四大族群”的划分是台湾地区的一种民俗现象，而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命题，因为“四大族群”实际上是依着不同的标准所进行的分类。
对“四大族群”不科学性的论证，对于批判“台湾国族认同”有着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四大族群”的不科学性，在相当程度上消解了“台湾国族”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台湾国族”因缺乏相应的支撑而沦为无本之木。第二，对“四大族群”划分标准的澄清，否定了将原住民排除出中华民族的观点，使“台湾国族认同”试图借助原住民将台湾地区拉出中华文化圈的企图落空。第三，揭示了1949年后台湾地区所谓“省籍矛盾”、“族群矛盾”的实质，削弱了“台湾国族认同”的实证基础。当然，本文对“四大族群”的批判仅仅是在理论意义上，对于已经获得普遍认同的“四大族群”，本文无意也不赞同对之加以否定。
（三）被变造的台湾人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到底有没有“台湾人”？答案是肯定的：的确有“台湾人”的概念，但这里的“台湾人”并不是“台湾国族认同”所称的“台湾人”。所谓“台湾国族认同”不过是借助了“台湾人”的外壳，而篡改了它的灵魂。
对“台湾人”观念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在同日本殖民当局进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台湾人民对自身定位进行了思考，逐渐形成了“台湾人”观念，福佬、客家和原住民等族群放下彼此之间的争执，统一于“台湾人”的名号下，第一次在台湾地区形成了民族观念。由此可见，此时存在台湾人观念和台湾意识，仍然是中国所属下的地方观念和地方意识，“台湾人”的观念，因而是“中国人”观念的一部分，它强调的不是与中国大陆的区别，而恰恰是与中国大陆的亲缘关系。从此意义而言，“台湾人”毋宁是相对于“日本人”而言的。因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人”观念除了地方意识的一层含义外，还具有民族反抗主义的政治意识。
由此可见，“台湾国族认同”即便不是臆造了台湾人民的历史，也是歪曲了台湾人民的历史，它臆造出一个有着“国家”意义的“台湾人”概念，将“台湾人”本来具有的“中国”意义加以变造。对“台湾人”真实含义的澄清，足以动摇“台湾国族认同”的理论基石，既然“台湾人”从其根源上而言是一个具有浓厚“中国”意义的概念，那么，依赖于“台湾人”所构建的一套“台独建国”理论自然没有了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依托。
（四）模糊的“政治反抗文化”
“政治反抗文化”是“台湾国族认同”理论的核心，但作为一个理论的“核心”部分，“政治反抗文化”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含义。从语词构成上来看，“政治反抗文化”是由“政治”和“反抗文化”所构成的偏正短语，其中“政治”是“反抗文化”的修饰词。“政治反抗文化”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台湾国族认同”用概念极为宽泛的“政治”，模糊了“反抗文化”的属性，为自己重述台湾历史提供了理论依据。
“台湾民主国”被认为是“政治反抗文化”的先声，但如果考察“台湾民主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台湾民主国”是台湾人民在寻求清政府保护无果情况下的自救权宜之计。台湾的知识分子与统治官僚成立“台湾民主国”的意图，并不是使台湾永久脱离中国，而毋宁是一种自救自保的过渡办法。因此，“台湾民主国”决不是所谓台湾人民反抗“外来政权”的先驱，反而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殖民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在台参与“台湾民主国”的官员和士绅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内地，如“台湾民主国”的“总统”唐景菘系广西灌阳人，后期主要领袖、“大将军”刘永福系广东钦州人（今属广西），著名抗日义士吴彭年系浙江余姚人等，台湾“民主国”檄文中也吁请大陆人士来台共谋保台大计。若按“台湾国族认同”的理论，被其引为范例的“台湾民主国”岂不成了“外来政权”？西来庵事件是台湾反日义士在日本强迫中国签订21条、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的背景下，配合大陆反日运动的一次武装暴动。台湾岛内抗日武装也多坚信或宣称大陆将派员收复台湾或给予军事援助。上述事实表明，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民“反抗文化”所针对的“敌”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所“反抗”的对象是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台湾人民从来都是将自己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其“政治反抗文化”的实质是“民族反抗文化”。
1946年“二二八”事件常常被“台湾国族认同”理论当作“政治反抗文化”的例证。但是，60余年的“二二八”研究表明，“二二八”事件在本质上是两岸隔阂太久又因吏治腐败和民生凋敝所引发的民乱事件。台湾地区1949年后的“党外”运动也被认为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来“政治反抗文化”的延续，但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虽然“党外”运动中也偶有“台独”的声音，但其主流是要求改变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威权统治，实现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尤其是要求开放民意代表的选举。“中国”甚至被一些“党外”杂志和组织嵌入了自己的名称中，如《自由中国》杂志、“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等等。由此可见，“党外”运动主要针对的对象也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是台湾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1946年后的几个历史事件中，台湾人民所反抗的对象都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这里的“政治反抗文化”实际上是“民主反抗文化”。
“台湾国族认同”用“政治”将“反抗文化”模糊化，然后将“民族反抗文化”和“民主反抗文化”两种“反抗文化”都装入“政治反抗文化”的口袋中。由此可见，“政治反抗文化”是一种理论上的主观构造和想象，它模糊了“敌”的含义和界限，最终的目的是将“敌”的概念指向了祖国大陆。
随着“台湾国族认同”诸理论的澄清，“台湾国族认同”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台湾国族认同”并没有立论的基础，也可以作为论据的事实，所谓的论证，不过是主张“台湾国族认同”的学者和政治人物的自我想象。
三、结语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对立关系，台湾问题的解决是两岸政治对立的消除。两岸人民同属一个中华民族，台湾问题的论域内不存在所谓“民族问题”。但是，由于台湾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主张“台独”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创造了“台湾国族认同”，意图通过这套充满虚构、臆造和想象的理论，将“台独”从一种政治主张，转变为对“民族独立”的诉求，而后者本不应存在于台湾问题的论域。从表面上，“台湾国族认同”有着若干民族学上的特征，如民族国家、族群、“台湾人”等，但这些特征要么是被误用的、要么是被变造了的，要么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而且这些观点目的都在于牵引出“政治反抗文化”，以强化两岸的政治对立关系。从此意义而言，“台湾国族认同”不过是一套以“民族”面目出现的政治说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