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虹
1月1日 星期六凌晨。
寒夜。上海的隆冬。
窗外，凄清的月色，亮在寂寞的夜空中。
窗内，无眠的我，孤独在守岁的枯坐里。
没有任何的陪伴，只有我一个人，独自送走旧年，迎来新年。在这安静的没有一丝生气的黑夜里，我想守住的仅仅是从我们身畔悄然流逝的岁月。
零点。一个最特殊的时刻。它既属于前一夜，又属于后一夜。它既不属于前一夜，又不属于后一夜。
尴尬如我。
阳光下的我，是别人眼中灿烂的辉煌。一个23岁就出名，27岁得全国大奖，29岁得国际大奖，32岁获“世界十大影星”称号的命运的宠儿。
月色中的我，是自己心里空洞的失落。一个从小遭人白眼的右派的女儿，一个10岁父亲就自杀的小姑娘，一个24岁结婚、32岁离婚的独身女子。
这样的命运，这样的生活。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两的手里，握着无限的幸福。只有我知道，那里面一无所有，连最起码该拥有的也没有。还有什么样的误会比这样的错觉更叫人黯然神伤？
我不能解释，我无从开口。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只好转开头，把我的倾诉藏在我悲伤的微笑后。
我这个活在银幕上的女人，已经在角色里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在我为我能比别人多活几十倍而感到庆幸感到满足时，我也为我比别人多几十倍地触摸着人生的无奈和伤痛而倍感凄凉。
因为，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所以在自己的故事里就只好三缄其口，欲说还休。
因为我已一无所有，所以我只好说我一无所求。
我不是坚强，我只是努力使自己顽强。
从十岁起，我就知道，我的顽强是我唯一的依靠。当我追着那个骂我是反动右派的小崽子，吐我满脸唾沫的男孩，拽着他的胳膊，用他的袖管擦干净我的脸时，我不是勇敢。我只是明白，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没有资格哭泣。因为再也没有一个胸怀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再也没有一双大手可以为我擦干泪滴。我只有自己打点自己。
曾经渴望能有一个男人的肩膀，让我靠着憩息。我得到过。
曾经期盼能有一方自己的屋顶，让我避过风雨。我拥有过。
可是，这世间总有那么多的不被预料的安排，还有那么多的琐碎的错误，命运，终于又将我们隔开。
太多的事情已经发生，走过的路都已不能再更改。这样的缘起缘灭呵，踏尽夕阳荒草，我依旧只能在这世间独自往来。
这个世界是属于男人的。
只是作为女人的我，在这个男人的社会里，无法忍受丧失独立的依附，也无意丢失属于女人的本质。无论是那样一种张牙舞爪的失去，还是这样一种软弱卑怯的失去。
我从没有想过，要超出一个女人的范围去和天下的男人一争高低。
做一个女强人，不是我的梦想。从来不是。我只是非常由衷地想做男人后面的那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前面的那一个女人。
可生活由不得我们。
当命运一再地把我们单独推到了社会的前沿，为了站稳，为了能纯粹女人样地生存，我们只有顽强。三毛说，如果能让她再选择一次人生，她想去做一个平常的女子，生一大堆的孩子，并和他们做朋友。
我的要求比她更微小。我本来就是一个平常的女子，我只想做一次母亲，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这样，至少我不会再在夜半时分，为逃避无边的孤寂，而打开一扇窗，倾听一次陌生人热热闹闹的争执。
梦太深，夜太长，太过寂寞的人生呵，我只想要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
夜，一点一点过去了。窗外曙色渐明，东方欲晓。
没有一分岁月是可以被守住的，一如我们身后所有走过的道路，没有哪一条允许我们重新回头。
那一份错失的忧伤，只能沉淀在我们的心里，越积越浓，越积越惆怅。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开始，所有的故事也总有一个结束。我所能的，只是在每一个故事的尽头，一次又一次地用孤独将自己锁住。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月2日 星期日
昨天是元旦。1994年。
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了。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希望的无非是过去的日子没有什么缺憾，将来的日子充满希望。
新的一年，总该有一些新的开端。
今年的开端不能说不好。
元旦，《股疯》一片在上海的大光明、曹杨、天山、永安和国泰五家电影院同时首映。可以说是场面热烈，盛况空前。在大光明做首映式的时候，听说外面黑市的票价居然卖到50元一张，真不可想象。这是不是预示着《股疯》能在今年电影市场上走运呢？但愿吧。从1992年到1994年，一部《股疯》耗时近两年。应该说我对这部片子是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的。从最初的酝酿、到我自己写故事大纲、找编剧、报批、直至开机拍摄，我几乎介入了它走过的每一步，同悲同喜同忧。现在，它终于公映了。我此刻的心情，不仅仅是激动，真的相当复杂。
饰演范莉对我来说不单是又一个人物的挑战，也是我演艺事业上的一次转折。这倒不是什么单纯的由演悲剧人物到演喜剧人物的戏路改变的问题，我一直以为范莉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喜剧人物，《股疯》也不是一部纯粹搞笑的喜剧片，倒有点像卓别林的那些喜剧。剥开它的喜剧外表，里面全是辛酸，全是眼泪。
像范莉这样一个普通的女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平凡勤俭地生活着，对生活的要求那么低、那么简单，就盼望着能从石库门的阁楼搬进新公房，能用上煤气和抽水马桶。她去炒股，目的也很单纯，无非是想发点财，活得过瘾一点。可最后呢？大起大落的快感有了，往日的宁静没有了，性格又发生了一系列裂变，还是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很累。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小人物在社会大潮面前的无可奈何，对自己命运的无从把握，是最真实最普遍的悲剧。
要说转折，不再那么铺张地从影片一开始就用全副身心去营造忧郁，去表现悲剧，去打动观众；而是以外在的轻松去表达内在的沉重，去演绎笑声后面的泪水，这里面渗透了三十多年来我对生活的体会，这才是真正的转折。
如果说当年我演《人到中年》、《井》这些片子时，我是以我本身的忧郁气质去贴近陆文婷、徐丽莎的话，那么今天我演《股疯》，是一步一步走进范莉的心灵的。而且，越是向她靠拢，就越是觉得她悲剧的深刻。
不错，陆文婷、徐丽莎的生活是个悲剧，她们的悲剧被观众认可，而且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们是好女人，就特别同情她们。而范莉，虽然不至于人人都认为她是个坏女人，但肯定不会人人都认为她是个好女人。她是个小女人。她的悲剧不是人人都认可的，也不是人人都同情的。相反倒可能有很多人认为她是自作自受，活该。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里，人们不把这样一种生活看成悲剧，认为它理该如此；而生活在这样的悲剧中的人也浑然不觉，毫无异议。这其实才是一出最大的悲剧呵。
不过《股疯》在形式上毕竟是一部轻喜剧，我也毕竟是第一次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从影片开拍起，外界就一直议论纷纷。不少朋友听说后都为我捏了把汗，担心我演不好反而砸牌子。用他们的话来说：潘虹平时就有点云里雾里、神神秘秘的，总给人一种距离感。以这种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演一个成天和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庸俗女人，悬。
朋友们是很爱护我的。尤其在《独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这两部片子反响不佳，受到比较多的批评之后，他们不希望看到我再栽了。在世界影坛上因改变戏路不当，演员从此一蹶不振的事例也是比比皆是。
可我更相信“不破不立”这个朴素的道理。必须破掉一些东西，特别是扔掉一些已被认可已被框定的东西，才能立起新的，才可能出现一些更好的东西。而且还不能小破小立，一定要大破大立。
小打小闹是成不了气候的。《独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就是两个最现成的例子。我想改变一点，融进一点我自己的东西，可是没有成功。原因当然很多，但和原来的表演距离拉开得不大，也是问题。
这次范莉的形象和以往的形象是个高反差了，能不能成，能不能被圈内人和大众都接受，我也不敢断言。一切都要在今年见分晓。
还有和寇世勋、张国柱、金士杰等一起演的《地久天长》，已定于1月3日在台湾上映。这部长达三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是我第一次演电视剧，又是第一次直接和台湾影视圈合作，首先在台湾上映，能不能得到海峡那边的观众的认可，我没有完全的把握，也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只是，不管一切如何，我都会保护心态的平稳。
夜，又深了。窗外的世界一片静谧。每到这样的时刻，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1989年的那个新年，纽约的新年。
在这之前，纽约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城市。可在这一天，它却让我看到了它疯狂的背面，它的冷静，它的寂寞。
1989年，我们在美国拍《最后的贵族》。新年来临的那一夜，我们在时代广场和纽约市民们一起守岁。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硕大的金苹果从天而降，广场上一片欢腾。所有的人都在亲吻，所有的人都在拥抱，所有的人都在相互祝福，都在尽情地享受狂欢。他们是那样地投入，那样地忘我，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会被感染。仿佛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欢乐都集中在这里了，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天堂。沸腾，并且激动人心。
可是，仅仅二三个小时后，当我们休息了一下，起来化妆，准备拍摄时，却陡地发现城市是死一般地寂静。
人都在沉睡，大楼都在沉睡，街道都在沉睡。那种天堂的感觉没有了，世界中心的感觉没有了。有的只是和中国那些偏僻的农村荒天野地里没有什么两样的荒凉与寂静。而且城市的荒凉更让人受不了。野地里的荒凉是有生命的，至少还有小草还有树木；而城市的荒凉是没有生命的，是一种真正的死寂。
从狂欢到死寂，这种反差太强烈了。我被震撼了。我突然领悟到，万事都有起有落，而人一定要经得起这种起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要经得住。两者都是生命的一种给予，都应该坦然接受。关键在经历的同时要有所得到，有所想、有所思、有所悟，这就是收获。
这种感受后来帮助我度过了很多困难的时刻，使我面对挫折时，能够从容平静。所以无论这次《股疯》会得到怎样的评价，我都会坦然接受的。重要的是我努力过了。
新的一年，愿世界每一天都是新的，我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
1月14日 星期五
从欧洲回来一直忙着为《股疯》的上映做宣传，也没有时间去重温一下在欧洲的那些时光。
今天有些空，稍稍写几笔。这次去欧洲度假，最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是威尼斯。
第一次去威尼斯是为了拍《最后的贵族》。在威尼斯我一下子就被这座城市迷上了。那些纵横的水道，古朴的gondola，典雅的城市气息，都令我陶醉。
我一直以为《最后的贵族》最后这部分是拍得很棒的。那句流浪艺人说的：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不仅打在了李彤的心上，也打在了我的心上。我真心地希望大千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能够相互沟通，相互亲爱。
圣诞前夜，我又回到了威尼斯。威尼斯依然是那样。迷宫般的街巷，望不到头的水道，gon-dola在河中飘荡，一群群海鸥在寻找夕阳。
我也在寻找。那一次，我也是在这么寂寥的黄昏上船的。我曾对谢晋导演说在开拍《最后的贵族》最后一场戏中我需要有一个进入角色的过程，在威尼斯黄昏的寂寞中去寻找一个女人的孤独、失意和无助，他同意了。
这次陪我周游水城的是一个满头金发的意大利电影人。他一只手帮我提着手袋，另一只手不时地调整着照相机的焦距。闪光灯的亮斑在静寂的黄昏中跳动。从此我看到的威尼斯水城居然是一片空白。我看到我的脸投映在船舱的窗玻璃上，我看到美丽的威尼斯投影在我的脸上。我突发奇想，如果我把我的脸移开，这座美丽的城市，会不会就在转瞬间轰然倒塌？世界总是如此的无常。
我坐靠在船头上晃晃悠悠，仰头望着一家家濒临河边的餐馆旁边那一片片高耸的桅杆。单个儿地看一根桅杆，使我突然就品味到了一种雄浑的孤独。每一根桅杆你都不忍心仔细地推敲下去，木舟在睡觉比木舟在航行更令人惊心动魄。在喧嚣的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安静的一角。照相机的闪光折射出辉煌的瞬间，抚平了我莫名的烦恼，我突然悟到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珍惜这份充实的孤独。
我终于来到了上一次我住过的那家饭店，在它大厅右侧依旧摊放着那本十分精致的签名簿，依顺着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的签名，我找到了那次我自己留下的签名。我摸了摸尚可称为流畅的笔迹而感到一份安逸的满足，为此我暗暗地感谢这家饭店的主人。金发的意大利人拎着照相机迈着大步向我走来，他认真翻完了签名簿后回过头来向我会心地微笑。影圈里人毕竟知道影圈里人的需要。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名小小漂泊者。当我摒除职业的纷呈表象，我会入定于一只照相机，一本旅游手册，一张世界地图。从现实世界中去比较文化，比较人生。让自己脚步所经之处碾出一道爱的路途，从中去感悟生命的定义，明白自己在这世界上不是空空的白走一趟，有更多的理由来祝福自己。
中央空调的暖气湿漉漉的，懒懒地在我脸上徜徉。大堂酒吧的尽头，站着一个被圣诞烛光勾勒得格外立体感的小提琴的乐手。我掏出司机找给我的全部零钱投进他面前的盘子。当一首“时光流逝”的曲子流泄出来时，我缓缓地随着音乐向门外走去。
夜幕垂降后，天上飘起了雪花、白茫茫的隐去了一切，只可闻琴声、人语、笛鸣、威尼斯被净化着……
真想再回一次威尼斯。
在那个别人的城市里，在那个远离我生活的地方，我才真正地不感觉生存的压力。天空是如此的澄澈，生命是如此的自由，这样的时刻，我就完完全全地回归为一个恬静的女人。
1月30日 星期日
我是一直怕说永远的。一说永远，就觉得一定有什么东西要从我的指缝间流走了。那必是我最爱的，最不愿失去的。
当我们说希望什么永远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预感着它的终将失去。我们说愿爱到永远，因为我们知道爱情很难永远；我们希望亲人健康永远，其实我们清楚没有一个人能够万寿无疆；我们期望自己永远成功，可我们明白幸运不会永远照拂我们。
永远，是条可怕的鸿沟，横亘在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与事之间。
可外婆毕竟是永永远远地去了。留给我的遗憾，也就永永远远地无可弥补，永永远远地刺痛着我愧疚的心。
我的新房子终于装修完，可以人住了。这也是今年的一件大事。这两天只要有便，就陆陆续续地从妈妈这边把东西搬过去。下午在这边整理要搬走的东西，不知怎么的就翻出了外婆用过的一堆大大小小的手炉脚炉。还有这一双双外婆亲手给我做的，我还没穿就再也穿不下的新鞋子。我的脚长得太快。耳边又响起了外婆的话：“大脚女孩，将来要走很多的路，走很远的路……”
握着这些一针一线纳成的鞋子，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我的泪就流下来了。闭起眼，就是外婆的脸。就是那座青砖，黑瓦，灰石铺地的老房子。
那是苏州。那是外婆的家。那是我童年无忧的伊甸园。
记忆中的江南深宅大院，像一张褪色的老照片，总是灰灰旧旧的，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就连门前那株四季常青的香樟树也因此透出了严肃。
还是那些晴朗的午后；还是那一方阳光泼洒的天井；还是那个挽着针线筐，迈着一双谨慎而矜持的半小脚，走进阳光的外婆；还是那个怀里抱着一小罐拷扁橄榄，蹲在外婆膝前，一边吃橄榄一边用吃剩的橄榄核玩着“钉橄榄”的我。
那是些我和外婆共同生活的日子。那是些年幼的我还不懂得要珍惜的日子。外婆最爱做的事，便是坐在暖暖的大太阳地里，看着我在她跟前玩，给我做鞋。从满月的软底鞋，压邪的虎头鞋，过新年与新衣裤同色的小花鞋，一直到我中学毕业分配去农场时脚上穿的背包里带的方口黑布鞋，都是外婆亲手做给我的。
外婆做的鞋穿在脚上，又轻又软又合脚。外婆过世后，每当成年的我为买一双合我这双大脚尺寸的中意的鞋，满街乱转的时候，就格外地怀念外婆的布鞋。
我的脚大，长得又快，外婆做鞋的速度总赶不上我脚长的速度。有的时候新鞋子才做好，就小了。外婆只好再做新的。
重做的时候，外婆就总爱嘟嚷：“唉——，大脚女孩，将来要走很多的路，很远的路。”话语里有疼爱，有隐忧，却没有嗔怪。仿佛她很早就知道我将来会过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会走一条崎岖不平的人生路。只是年幼如当初的我，是绝对无法体会老人那颗温暖而又苍凉的心。
“容儿，如果你长大了，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你会想外婆吗？”她总是把我搂进怀里，在阳光下眯起眼，问我。
年幼的我，虽然分不清外婆眼里有没有泪花，也读不懂她慈祥面容后面的忧伤，却一样可以感觉她从心里流泻出来的留恋与失落。我小小的心中，也因此有了莫名的悲伤。
我于是一转身，躲到她的身后，把小脸贴在她的脊背上，双手扳着她的肩，前前后后，一摇一晃，嘴里念着：想。不想。想。不想。……直把外婆摇得头晕眼花，回手打我一屁股，笑出声来，才作罢。
我于是转回到外婆跟前，在那一方灰石大砖上，继续钉我的橄榄核。
想必那时候我以为我是会永远蹲在为我做鞋的外婆膝前钉我的橄榄核的吧。我竟一次也没有满足过她，对她说一声，“会的，外婆。我会想你的。”
等到我想起来该对她这么说的时候，一切都已太晚。
外婆是再也听不到了。可今天的我还是要对她说一声：阿婆，每次我走很远的时候，我不仅是想你的，我都是带着你的。就如同每次的你，走得很远很远的时候，总是想着我，带着我一样。
外婆是不会计较我的，我知道。她从没计较过我什么，也没要求过我什么。她唯一向我要求过的只是一双尼龙袜子。
那还是我第一次在农场拿到18元工资时我问的她：阿婆，你想我给你买点什么？她说，现在人家都在穿尼龙补，尼龙袜子穿起来很舒服，是不是？
她想要我给她买一双尼龙袜子。可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我也没能满足她。直到她生病住院，躺在床上，再也不需要任何一双袜子了，我才知道大错已经铸成。
阿婆，我不是没听进你的要求，也不是听过就忘记，更不是不想买给你，我只是不上心。那时我太年轻，总以为日子会永远过下去。不知道这一个不上心，会给我一个终生的遗憾，让我悔恨到永远。悔恨到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悔恨在我的指缝间一点一点地堆积，流走。
总是外婆为我付出。从我出生起，带给她的就是伤痛。
外婆的右手腕有病，错位性骨折，一直没能复原。永远的浮肿。永远的稍一不慎就内部挫伤，就淤血，就青紫。永远的一到阴雨天，就疼得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这全是因为我。就在我出生的第一个月里，为了到冰天雪地的户外晾我的“万国旗”，脚下一滑，外婆的手撑在一堆残雪上，骨折了。接骨以后，又因为不忍看我常常没完没了的啼哭，外婆只好忍着痛，日夜把我抱在臂弯里。
冬天过去了。我长大了，也长胖了。而外婆的手再也不能复原了。后来，我越长越大了，外婆也越来越衰老了。
我长得越大，外婆忍受伤痛的历史就越长，伤痛的程度就越深。可她从没有抱怨过我。她只是忍着痛用她这双受伤的手为我做了一双又一双的新鞋子，每一针里都缝进了她的坚韧她的慈爱。
阿婆，我从你这儿得到的太多，还你的太少。我唯一欣慰的是，我是一直握着你的这只为我摔断而又从未复原的手，替你送终的。
阿婆，我知道，你唯一欣慰的是，临终前，你看到了我从农场回来，考进了大学。我还知道，我去农场的时候，你是又骄傲又失落的。你骄傲，我终于长大了，可以独立了。可你也失落，我终于还是要离开你了。
其实，阿婆，不管我这个大脚女孩走过了多少路，不管我走了多么遥远，我都是你膝下的容儿呵。
2月8日 星期二
把七个小矮人依次放在楼梯的拐角处，白雪公主和她的小矮人们的家就终于在这都市的森林里安了下来。
虽然，这不是那座童话里森林中的小木屋，远离着尘嚣；虽然，用来买房的钱是借着银行的贷款，肩上有七年的债背着要还。可是，还有什么抵得过这样的喜悦，我们，我和我最爱的玩具们，我们有自己的家了。
从房子装修完，到今天的正式入住，这家，断断续续地搬了两个星期。因为我不肯用搬场公司一下子把东西从妈妈那里搬过来，而一定坚持每一样东西都要在自己手里过一遍。
看着每一件东西由自己选择了带过来，再一一安放到合适的地方，心里就极安稳，极妥贴。
这是一个最完整意义上的我自己的家。我愿意这样燕子衔泥筑巢般垒我的小窝，仿佛一种仪式，一种自己给自己做的，又一个独立的仪式。
以前我有过各种各样的家，外婆的家，父母的家，婆婆的家，丈夫的家，剧组的“家”，但都不是今天这一个家。这是我的家，就住着我一个，单身女子。这是完完全全的我的天地。
妈妈的家里也有我的一个小天地，可那毕竟是妈妈的家，不是我的。
不是说妈妈的家有什么不好。记得那一年离了婚，就提了一个皮箱离开了成都，回到上海，站在妈妈的门口。是妈妈一家接纳了我，一住就是五年半。
从娘家嫁出去的女儿，在结婚八年后，又孑然一身搬回了娘家。这样的变故，做妈妈的虽然什么也不说，就这样接受了，但做女儿的知道，总是在她心里伤了她一道。
这样一种伤害，不是让妈妈怨了我，而是迫得她更加爱了我。因为知道我必须用自己的一双手去撑天下了，知道再没有一个人来呵护我了，她对我就倾注了全部的关怀。
常常在早晨，只要一听到我的房里有我起床的动静，妈妈一定会也跟着跳下床，给我做早餐。每当这时，我就特别自责。让已经为我操劳了前半生的母亲，又跟着为我操劳后半生，我心难安。
有自己的一个家，也是给妈妈一个交代。我要她知道，我还能站起来，我还能独立。我希望她能安心。
今天临过来的时候，妈妈又说：那里要是一个人太冷清，住不惯，就回来。这里总是你的家。
我点头，笑一笑，心里知道，再回来，就是客，不是她羽翼下一只不能单飞的小鸟。
明天是大年夜，我会回去吃团圆饭。以一个独立的、可以让她骄傲的女儿的身份，回去看她。
给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有自己的家了，在这旧历年将去，新历年将来的时候。朋友们为我高兴。有的说要来玩，要来陪我。我说，好的，但不是今晚。今晚，我要一个人。
一个人在新家里走来走去，满心喜悦。餐厅里的长餐桌和桌上的欧式烛台，客厅里的黑色沙发彩色靠垫，白色木楼梯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玩具动物卡通人，还有一屋子看着我微笑的我的照片，什么都看着顺眼。特别喜欢这复式结构的房子。下面是厨房、餐厅、客厅和盥洗室，一道小楼梯通往楼上的卧室、起居间和小客房。楼下，是朋友们来可以谈天说地坐通宵的地方。楼上，就完完全全是我一个人的领地，闲人莫入。
记得当年离婚，临走，米家山说，家里的东西，你要什么就带什么走。我说，本来求的是，人在情常在，情在人常在。现在，人都留不住，还带什么东西走？再说，我拿走的任何一件东西对你就是一个空白。
倒不是存心要气他，而是我一向以为，家，就是一个外化的人。家里的一陈一设，都代表着主人的品味，气质和想法。它也是人的一个组成。
选择这样结构的房子，看中的就是那一份神秘感。我希望每一个来做客的人都能感觉到我待人接物的分寸在哪里。我是一个独身女人，我在显露我的真诚的时候，我也还愿意坚守着我的保留。
坐在客厅里，握一杯酒，放一盘CD。在恩雅来自天堂般纯净的嗓音里，所有的已往，都在心头一一流过。
《旧约·创世纪》里有个故事，讲耶和华要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座城的时候，嘱托二个天使引罗得和他的妻子、女儿出城。在城外，天使对罗得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毁灭。”结果，毁城的时候，走在最后的罗得的妻子，忍不住留恋的心情，回头看了一眼，竟变成了一根盐柱。
过去了的，就不可再回头。
所有经历过的事，我都接受。所有作过的决定，我都不悔。我只是对未来举一举杯。那将是一些崭新崭新的日子，我相信，我祈愿。
2月11日 星期五
最后一个高升惊天动地的炸响，在新年的夜空下袅袅消散。
朋友们一一和我道别，开着他们的车，一辆接着一辆地走了。长长的车龙，浩浩荡荡地驶离我们的小区。值夜的保安人员同我开玩笑，简直够得上一个车队了。他们说，幸好今天是年初二，我们楼里的人都出去度假了，要不然，连泊车的车位都不够。
我听得笑了。可不是，就这样，朋友们的车还是把这楼下的十几个车位都占得满满的。
同值夜的保安彼此道了新年快乐，谢了他们今夜的辛苦，我便转身上了楼。推开门，迎接我的虽然不再是满满一屋子的朋友，却依日是他们留下的弥漫在屋子每一个角落的满满的友情和温暖。
客厅里到处插着艳丽缤纷的鲜花，都是朋友们送的。玫瑰、菖兰、百合、康乃馨、洋兰，没有一束是重样的。朋友们爱护我，请他们来参加我新居的第一个聚会，一呼百应。又不和我拘泥于什么礼节，该送什么花，在电话里就和我一一商定。结果品种丰富得足可以让我开个小花店。墙边靠着朋友们送的油画。桌上堆着他们送的CD唱片。两者都是我的最爱。前者，是他们出于对米家山曾经是搞美术的这一经历的了解和对我曾有过的那段婚姻的认同；后者则纯是投我所好。
小楼梯的玩具世界里又增添了一个新家族——一堆光屁股的小人儿，神态各异，个个都不重样。这是孩子们带给我的。
今天是我第一次以主人的身份，在我一个人的家里接待了我的朋友。
这个聚会，在我是向朋友们送上的新春的第一个问候，在朋友们是庆贺我的乔迁之喜。用他们的话来说，给我的新家增加点人气。
于是，从下午到晚上，大人、孩子，二三十个人挤在我的小家里，楼上楼下，闹了个天翻地覆。没有规矩，有的只是叙不完的情，说不完的话，一屋子的笑声，一屋子满满的要溢出窗外的欢乐。
大年夜回妈妈那里吃团圆饭，见面的第一句话，妈妈问的就是：“你一个人怕不怕？晚上睡觉门锁好了没有？”
母亲的关怀里多的总是担忧。而朋友们不是这样。他们也担忧我，但他们不会这样表达。我知道，今天他们来我这里，不仅是来祝贺我，也是来看看我还需要什么，看看我究竟有没有信心一个人这样过。
他们的关怀里更多的是祝福。
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祝福着我，希望我快乐、幸福、安定。他们用他们的细致，他们的关切，填补着我生活里的空白。他们知道，现实的家我已拥有，心灵的家我依旧漂泊。
人的一生里能有这样的朋友，是福气。
说起朋友我最看重的还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他们中间有的甚至读小学时就开始和我做同学，然后一起上中学，一起下农场。就是这样一批从小又打又闹又滚又爬地一起长大的伙伴，他们是我的昨天，他们也是我生活中最宝贵的一份财富，
和他们在一起我不需要有一个假面，也没有任何负担。在他们眼里，我不是什么明星潘虹，我只是他们的一个同学。一个和他们一起哭过笑过闹过，一起爬过树踢过踺子甚至打过架的同学。一个当年和他们一起插过秧挑过河泥，抢吃过一碗炒麦粉一块红烧肉一个精白馒头的潘虹。
有时知道我得了奖，他们会向我道一声祝贺，但不会在意更多。他们更在意的是我这个人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改变？或者生活得好不好，快不快乐？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们的交往里没有任何功利的因素，大家都有各自发展的领域，无所谓谁高谁低谁能谁不能，我们共同拥有的就是对往昔的美好回忆。和他们在一起我就觉得特别放松，宁静，特别有安全感。
有时一句：记得吧，小时候你还踢过我。会让我从心里觉得暖出来。而一句调侃的：那时候，你那么土，谁想过你日后会当演员。则让我觉得踏实。他们总是让我一再回到最淳朴的那个起点，使我知道自己是什么，原本是一个怎样的人。
每一次聚会过后，我都觉得找回了几分真诚，洗去几分浮躁。所以不管我有多忙，每年一次的同学聚会，只要在上海，我是必到无疑。
赛曾经说我是个平民贵族。他说他爱我，很看重的一点，就是我身上没有什么明星气。赛，你可知道，这是因为每年我都会在无意中得到一次净化。
今天又提起了今年聚会的事。还是老规矩，放在暑假里，候我们老师有空的时候；还是凑份子，每人掏五十块钱，无论赚钱多少，统统一视同仁。
这回我学乖了，再不会像上次那样冒冒失失地来一句：我请客。
上回我这么一说，立刻犯了众怒，大伙群起而攻之。他们明白无误的提醒，使我意识到，在这件事上我根本不必让自己跳出人群。这样做，不管我是多么的诚心诚意，都会显得矫情显得虚伪，甚至，伤人的自尊。因为这是一件我们大家的事，一个老同学的聚会，请我们共同的老师。每个人都出一份子，不在于钱的多少，只在于我们彼此的平等。
在这样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也不能带家属。
我们要让那一天完完全全地属于过去。在那一天，我们仅仅是老师面前的学生，老师也依旧是当年学生面前的老师。转瞬间，时光倒流二十年，我们仿佛又相聚在中学的课堂。老师和学生，同窗和同窗，这样的关系豆古不变。
记得当年我们这个班，是出了名的调皮，又出了名的抱团。
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是教英语的。刚大学毕业就接了我们这个班，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虽然后来因为他分配我去农场，暗地里我没少怨过他，但仔细想想，他是中学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
我至今仍对他的英语课记忆鲜明。记得上课时他叫同学起来念单词，每当同学念错的时候，他就两眼一翻，摇着他那特长的脖子，慢条斯理地说：不对嘛。然后他再叫下一个。我们和他调皮，都按那个念错的同学的发音念。结果一圈兜下来没有一个念对的。于是我们全班一起大摇头：不对嘛，我们发音没有问题，是你教错了。老师知道我们是故意和他调皮，却不生气。课上这个单词的发音再教一遍。下课照样带着我们去打排球。所以我们这个班的学生都偏文科，英语和体育更是棒棒的。这得归功于张老师，他身上有股特别的凝聚力。
哎，是该给张老师打个电话，也告诉他我搬了新家。
今天，我生平第一次亲手放了鞭炮。
虽然放鞭炮是中国过年的一大风俗，更是一般孩子们喜欢的事，可我从小怕响，怕放鞭炮。别说自己没放过，就是看到别人在放，也一定躲得远远的。
但是，今天我放了。不止放了一个，而且放了一大批。
我是放给自己看，给自己壮胆的。也是放给朋友们看，让他们放心的。
克制着我的畏惧我的胆怯，我沉着地划着了火柴。暗红的火苗在冬夜的黑暗里跳跃，舔着了导火线。“砰”地一声，爆竹飞上了天。
我点燃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响。
五百连响的爆竹也被朋友们点响了。在热烈的爆竹声里，我祈福未来。我对自己下决心，就这么一个人过了，真过了。
今天，我真正是独立了。从今往后，所有的岁月都将由我一个人打发。我要过好每一个日子，要过得比以往的日子更好。
我不是一条汉子，但我可以活成一个人。
3月10日 星期日
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是前天开幕的。今天又列席参加了八届人大的第二次会议。算起来已连续两届任全国政协委员，进京参加“两会”的会议，今年是第七个年头了。
那天听叶选平作常委工作报告时说，这一年经审查立项的提案有1900件，办复的占99％。具体的内容他没说，可我更关心的是文化那一摊，尤其是有关电影的，办成了哪些实事。
这两年电影的滑坡现象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关心的人也很多。每次开会都要讨论讨论这个问题，估计到14日收、交提案工作结束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肯定还会被提到。
曾经有种认识，认为应该用提高票价，增加电影制作成本的方式来解决电影滑坡的问题。可后来发现不行，票价提高了，观众的流失更大，人们都不看电影了怎么办？
现在基本都认识到归根结底还是个体制问题。只有让电影从拍摄、制作、发行到放映都投入市场运作才行。不过要在中国形成真正的电影工业、电影市场，像美国好莱坞那样，把电影纯粹当作流通的产品来做，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按理说，在任何一个发达的社会里，它的文化应该是成为它最显著的标志，文化和经济应该是相互依存着向前发展的。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沟通、等同的社会，是称不上一个先进社会的。可面对今天的中国，我实在不敢乐观。
这两年经济的发展势头这么好，一直保持着快速的上升趋势，可电影却一滑再滑，一路下坡。也许中国的事是太多了，十多亿人要吃饭，要穿衣，还时不时地要对付各种各样的灾害，政府实在是顾不过来。可又不能不顾电影呵。人除了要吃好、喝好、住好外，也要玩好和看好，而且这个玩好和看好，还直接关系着明天整个中华民族的国民素质的高低。
当然作为搞电影的，也该有点责任感，努力拍点好看的东西出来让大家看看，不要把已经很有限的资金再浪费了。
不过也难。电影本是一门舶来艺术，而我们对它的特性、本质规律、表达手段的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通透的程度。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的电影受戏曲的影响太深，往往用了一个电影的外壳，包裹的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戏剧故事，用的表现手法又是最传统、最符合中国人欣赏习惯的舞台剧的手法。这样的电影哪里还有节奏可言，又怎么好看得起来。其实今天观众的欣赏水准已远远超越了传统，超越了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走在了中国电影的前头。
而且一部电影承担的任务也不能太宽泛了。不能同时要它又赚钱又实验又艺术又得奖，搞得在拍摄的过程中都不知道自己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要得太多，往往什么都得不到，最后也就只好得到个四不像了。
明年就是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了，我们究竟能拿出些什么样的东西来迎接这样一个盛大的时刻呢？
H说过，他希望，多少年后，我们的后人在地层里挖出我们这一代人的东西，不只是可口可乐的易拉罐和塑料玩具。现代的中国艺术家，应该为后代留下点值得看看的艺术品。
我深以为是。
搞艺术的人要有这样的眼光和胸襟。不仅是像他这样搞雕塑搞绘画的人要这么想，我们做电影的，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去做一些精品，留一点经典的东西下来。
这段话，H也曾对我说过。今天翻看他送我的他最新出的一本艺术作品集，在萧马为他写的序言中，才发现这段话的出处是在大连的老虎滩头，在为他的“群虎”石雕落成举行的剪彩典礼上，他说的。
当时他是流着泪说的。萧马说他差一点就号啕了。
这是一个男人在历尽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做成了他想做的事情之后的痛哭，这是一个艺术家在他呕心沥血完成的作品面前，面对鲜花、掌声、赞誉的流泪，我理解。
这座由六只虎组成的花岗岩动物群雕，虽未经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考证，但有阅历的行家都认为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动物造型的石雕。可这项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大工程的确做得他好苦。
我本来也从他嘴里支离破碎地知道一些，今天看萧马比较完整地写出来了，读了仍是感动。
H是那种做大事的男人。豁达，有才气，不畏缩。更难得的是他的沉稳里还有一种童心不泯的纯净气质，天生是做艺术家的人。
和H认识有七年了，每次开全国政协会议都会遇到。这次也不例外。
曾经有一度，我们的关系被传媒炒得热热的，人们把我们拉得很近。这是大家的好意，是对我们两个人的关心和爱护。可惜，我们俩只彼此看了一眼，就断定我们能做很好的朋友，也只能做很好的朋友。
刚才，我还对他说，我们是一年一度全国政协会议上的“政治战友”，每年都有个法定的约会。每次分手的时候也没什么可担忧的，因为知道，总是重逢有期。
他哑然失笑，并不反对这种提法。
3月16日 星期三
这几天在北京开会，总是碰到熟人。
今天遇到个在外交部工作的朋友，和我开玩笑：“怎么还不到我们部里来报到呵？是不是演了部《股疯》，想想还是舍不得放弃艺术家的身份？”
我回答说：“你等着，我总有一天来和你做同事。”
他的一句话，又勾起了我的梦想，去外交部谋职，去做一个派驻国外的大使馆里的文化参赞。
这个念头是三年前冒出来的。
我一直觉得，我这一生，可能很多选择都是错的，但我对自己职业的选择，上戏剧学院读表演，出戏剧学院做演员，这一点，肯定没错。正是在这个专业领域里，我拥有了一席之地，有了属于自己的成功。
有时我也问自己，如果在这个专业之外，我再选择一份职业的话，什么是合适的？
答案是，文化参赞。
这些年常出国，住在我们大使馆里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和文化参赞聊天。去别的大使馆参加活动，接待我的，往往也是他们的文化参赞。
慢慢地就发现一个现象，我们的文化参赞大多在艺术上不是专业人士。他们对这个领域里的方针、政策、条规都掌握得很到位，可除此之外，他们就缺乏更多的艺术方面的话题来与人沟通。这不能不说是某种意义上的缺憾，尤其和国外一些非常有修养的，在某一艺术领域里有很专业很独特的见解的文化参赞相比，就更是如此。
我想如果我去做文化参赞的话，基于我今天的能力，我也许也能有一个成功。最起码，我有两个好的条件。一是，无论国内国外，我在文化界都有一大批朋友；二是，无论哪一种文化活动，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电影、话剧等等，我都对它们充满兴趣。
如果说当年报考戏剧学院时，大半还是出于少女的一种虚荣心，一种渴望在更宽广的舞台上表现自己，渴望被更多的人注意的虚荣的话，那么这一个外交官的梦想，则完全出于一种热爱，一种对世界文化传播的热爱。
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觉得每个地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别有一种特色，别有一种魅力。
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的结晶。
但从整体来说，文化，又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所以文化交流工作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从事这个工作的人，既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又具有特别宽容的国际性。这非常符合我的想法。
说实在的，如果有一天，我觉得我在表演上再不能突破自己了，我就不拍电影了。那时，我就去外交部面试，然后再去国际关系学院突击学习。争取去当个外交官，圆一圆我的文化参赞梦。
当然，最好能把我派去欧洲，我喜欢那里的文化氛围，那样的一种典雅。
3月28日 星期一
晚上，照旧在家门口的“明苑酒家”吃饭，平时在家的时候，“明苑酒家”是我的食堂，一日三顿全在那里。
其实一个人的家实在不算小，复式结构的房子，客厅和餐厅在楼下，卧室和工作室在楼上，没有打扰的时候，清冷中有些孤单。煤气、电饭锅，所有的设备一应俱全，然而我却做不来一个女人天性该会的事情。
中国有句俗话，把秀外慧中的女人称为“出得厅堂，下得厨房”，大凡待人接客贤淑周全、又能有一手好厨艺的女人是男人心仪的伴侣，可我极端个性化、情绪化的性格，长期在外奔波拍戏的职业经历使我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
我只知道哪里的盒饭最好吃，哪里的盒饭最划算，或者在宾馆吃着完全被装饰过的宴会。所有的宾馆饭店都是相差无几的滋味，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对吃饭毫无兴趣，每一餐都吃得极少，仿佛只是为了维持生命的必需。
偶尔，走过上海街巷窄窄的胡同，看见煤球炉上漾起的袅袅炊烟，闻着各家的大锅中飘出的粗茶淡饭的香味，想想梅干菜烧肉一定是很本色、很有嚼头的家常菜。我缺乏最普通人的生活，缺乏他们豪迈的热情，从心底里，渴望与他们一起被三吆五喝地围坐在一张大桌前吃饭，拉扯几句公共汽车上的相骂，厂里同事的婆媳纠纷，这种实在的生活令我感动。
可我还是一个人，在“明苑酒家”的餐桌边，要上一二碟菜，却还是剩下好多。
有时常常也会想，我是否太姑息自己，总是用演艺的特殊性来为自己找藉口，其实我也可以在有限的、自由的时间里，做做女红、学习烹调，我相信一个好女人是必须具备事业和生活的双重能力的。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女人，拍片的时候，剧组的人都包围着我，嘘寒问暖，他们知道女主角是全片的脊梁，她的表演成功将直接影响整部影片，我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难得有暇在家，感觉就像度假一样，把在剧组时那根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就更不愿意去做那些细碎的事情，于是今天，便多留了一份遗憾。
“明苑”的服务小姐和先生都很相熟，对于我不苟言笑地老是一个人在这里草草地吃饭，默默地吃饭，也许他们认为我端着大明星的架子，他们看高着我，我却羡慕着他们的生活。
有时妈妈会从自己的家里赶来我的住所，为我下午的点心做一道山芋汤，喝着山芋汤时，心里暖暖的，嘴上却对妈妈说：“你别再这样来回跑，你年纪大了，自己要当心。”
除了不忍心看着妈妈为我操心，操劳之外，这种享受在我一个人的时候只会更觉孤单。
我应该拥有的，不是一碗山芋汤，而是一个家，一个完整的家。
4月5日 星期二
今天，一个特别的日子，清明节。
一直以为，这是你们的节日。你们，这些在天的魂灵。
阿婆，父亲。我尘世之外的亲人。
我不知道对这一天的在意是不是算符合现代的标准。我只知道我在意。我只知道我并不在乎我的传统我的落伍。
我愿意我在每一年的今天，为你们收拾我的心情，收拾我的容颜，收拾我的装束，收拾我的谈吐。收拾出一个庄重、沉静、传统的女子，为了你们。
我已经和你们一起过了无数个你们的节日了。日子在一天一天地过去，而在我的心里，对我们的一切都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薄。思念也好，缅怀也好，感觉也好，总是鲜艳如初。
对于我，只要还有这样一个属于你们的节日会年复一年地到来，你们离去的事实，就总像发生在去年，或者更近，就在昨天。
本来，每年的这一天，不管我有多少俗务缠身，也不管我有多少必须赶赴的约会，一日三餐，我必赶回家来与你们共进。我陪着你们，你们也守候着我。
今天更特别，我哪儿也不去。
早起，沐浴更衣。在佛前为你们上一炷香，让我的心在袅袅的轻烟里，安静，澄明。
今天，我要接你们回家。要把你们从妈妈的家里带回我自己的家。我一个人的家。我独立的家。有了你们，我一个人的时候，就再不孤独，再不害怕。
我带你们到客厅，到卧室，到起居室，到小客房，到这一百三十七平方米的每一个角落。我要让你们知道，这就是我的家。我要让看过这个家的你们，为我放心。
吃饭的时候，你们的像片，一左一右，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你们陪伴着我。看电视的时候，你们一右一左，和我在一张沙发上。你们呵护着我。
有一句话，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说的：亲人不死，爱人不灭。说得真好。阴阳界边，奈何桥畔，总是人鬼情不了。
我们又在一起了。
问一声阿婆，你走了二十年了，这一路你走得可好？
以往每一年的今天我都对你说：阿婆，我给你买了一双尼龙袜子。今年我却要告诉你，街上又流行全棉制品了，人们又穿回你说的那种洋袜了，那种你穿了一生的袜子。
阿婆，一双答应了你又没能给你买的尼龙袜，让我悔了二十年，也让我痛了二十年。它还会继续折磨我的。日子越久，年龄越长，心里的刺痛就越深。
这痛，不仅是为了你对我付出了全部而我却没能好好孝敬你的这份后悔，更是为了你曾给过我的那份教养。
从小到大，我受你的影响最深。是你教会了我怎样做一个女人。是你教给了我作为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所有品质，所有性格，甚至包括女红。
从小你就用你的身体力行教导我，一个女人要做到让人喜爱，要做到像个女人，就一定要有女性，要有母性。如果说，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无论成功、失败、挫折、坎坷，都没能让我变得粗糙，没能让我身上属于女人的东西流失掉，那是因为你早给我规范了一个基本定位。那些古典的烙印已成为我禀性的一部分，使我始终是一个活得细腻而认真的女人。
你本就是个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又念佛吃长素，所以你总是告诫我，要与人为善。还记得背一个香袋随你去普陀山进香。香袋太长，我太小。背着它，香袋长长的一直拖到我的脚面。你指着刻在岩石上的巨大“忍”字，告诉我做人要“忍”，告诉我为什么要“忍”。
这是我生平认识的第一个字，忍。
阿婆，虽然你从不开口，可我知道你对我的期待是双倍的。今天，我有没有可以告慰你？
叫一声老爸，如果你还活着，我该叫你老头了吧。
还是那句每年都对你说的话：爸，我现在很少说谎了。我不能说我句句是实，一点也不撒谎，做一个演员，一个时时面对社会的单身女子，总有一些时候要说一些不那么由衷的话。可我还是尽可能地说实话，说真话，不说谎。
我知道，不说谎地做人，是你对我最大的期待。你一直希望我不要有那种劣习。你希望你女儿能做大事。
家里没有男孩子，我是你的长女，你对我的期望埋得很深，寄予得很高。那时我小，不懂得这些。我只是觉得不公平。你从不打妹妹，可你打我，为我做错事。
我怕你，挨了打还有点恨你。我就总是对你阳奉阴违，只要在你面上混得过去，只要不挨打。可那一个巴掌我没能逃过。这一个巴掌，我记了一生。
那本是件小事。
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你们就让我每天放学后去游泳锻炼。游泳池离家两站路，你们总是给我一角钱坐车。那天我回来时没坐车。我用五分钱买了根冰棍，一路东张西望，磨磨蹭蹭地逛回了家。
回到家的时候天都黑了。你们等我回来吃晚饭，等得非常着急。
见了我，妈妈劈头就问我坐车了没有。她是怕我给人拐了。
我不敢说出实情，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当然坐了。
你放下筷子，指着我的长辫子，说，你的头发都已经干了。
我哑口无言，说不出个所以然。
你没再多问我一句，就一个巴掌，把我从桌子的这一头打到了那一头。
你当时说，没有一个男孩子不吹牛的，没有一个女孩子不撒谎的，可你就是要改改我这个毛病，否则我将来做不成大事。
第二天，你让我带着五个红红的手指印去上学。你要我告诉同学，我为什么会挨你的打，原因要说得真真的，也不许撒谎。
那时候，我真恨你。可那以后我真没敢再撒谎。
后来，你就走了。你是自杀的，在那个年代里。那一年，我十岁。
老实说，失去你，不像后来失去外婆那样，让我那么伤心，那么悲痛。我甚至没为你掉过一滴眼泪。只是一种空白。长大后，就更知道，这是一段任何人任何东西都无法填补的永远的空白。
爸，今天的我，已远远超出了你当初对我的期望了吧。站在你面前，我觉得心安。你呢？是不是也安心了呢？
只是，我真心希望我的身边还能有一个在我做错事的时候打我巴掌教我做人的你，活着。
夜已降临。白色的大丽菊在黯淡的暮色里怒放得格外鲜明。菊花是一种特别的花，丝丝缕缕的花瓣，重重复复。每一丝，每一缕，都是我们彼此的牵挂，彼此的思念。
阿婆，爸爸，我把你们带回家来了。我愿意陪伴着你们，也愿意你们守护着我。更希望你们在天上，能时时看着你们还在尘世的亲人们，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你们，是我们的守望天使。
4月21日 星期四
26年了，每到这一天，我总觉得冷。
这来自心底来自骨髓的寒意，是26年前，我第一次迎面遇见死亡时，他留给我的。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龙华火葬场的门口。
雕龙的烟囱，高高的，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不时“轰”地一下，冒出分股浓浓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呆呆地看着它，感觉着死亡。这就是所有人的最后归途。这不是童话故事里那条通往天堂的道路。童话里的天堂路是开满了鲜花，是美丽的，而这烟囱如此丑陋。
爸爸死了。终于还是死了。
这就是结果。我终于知道结果是什么了。
前一天的晚上，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那个晚上，结果来了。这就是结果。一个预料中的结果。
可是，尽管听过那么多的死亡，有过那么多的准备，当死亡真正降临在自己的身边，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总会留下一些特别深刻的东西。
对于我，那些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逼真那么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个细节也不会忘记。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早巳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一个说明她要晚归的口信请人带回。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该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
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
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
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
她回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
好的，妈。我去。你别哭了。
我回答得那么冷静，连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了床。
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套柞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镶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三十元钱，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然后，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
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就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就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
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
我说带了。
“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
我点点头。
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就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
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
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
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一路走，一路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父亲的死给我的不是悲伤，而是悟性。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样打理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二夜。为的是要替她的母亲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有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
松花江是冰冷的。哈尔滨是冰冷的。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
哈尔滨，这个我生疏的城市，这个与我的生命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亲缘的地方，让我冷得彻骨。
这种感觉，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因为拍戏常常重回哈尔滨，才慢慢暖和起来。
这些事都过去好多年了，从来没有这样详细地记述过它们。今天不知怎么的，全都涌上来了。大概是前两天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缘故。
看那些灿若春花的生命，在转瞬间就烟消云散，我就在想，人类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浩劫，那么多的灾难。看那些犹太人在那里为生存挣扎，觉得生命真是脆弱极了，任何一点点意外都可能使它夭折。
我一直觉得人的一生其实就考虑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附在这两大主题上的。尤其是生和死，它们的来与去，都由不得我们。我们只好主宰生和死之间的那短短的一段时光。活着，就活好它。
可是，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让世界充满爱
4月29日 星期五
翻开日记本，一帧制作精美的远南运动会的贵宾请柬飘落出来，这张大红的邀约牵出我与残疾人的一段缘来。
那是1987年初，我因《井》中扮演徐丽莎而荣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后不久，有一位自称是上海霞飞化妆品厂的销售代表来找我。
我问他，有事吗？
他说，请你做广告。
那时电视的广告铺天盖地，都是在荧屏上打出字幕的那种，对此，我很不以为然，说：做广告啊，找电视台呀，打上厂长名字、联系地址电话号码不就完了吗。
他说，我们是民政局下的一家福利工厂，厂里大多是残疾人，因此在产品宣传上也不想学别人的，想标新立异一些，要用人物形象来树立品牌形象，这在国外并不少见，但中国还没有过。
我很新鲜，也有了兴趣，接过他带来的广告词：中国一号演员用霞飞中国一号。
这位姓康的，1．80米挂零，长得很帅的男子当时是霞飞厂的销售员，如今他已是销售部主任了。在老山前线弥漫的硝烟中，他失去了一条腿，带回了一枚军功章。
他侃侃而谈地向我介绍起厂里的十几个人，其中有一半是残疾人。几口缸、几根木棒起家的福利工厂——霞飞化妆品厂。他说，我们是身体的残疾人，但不能做精神的残疾者，我们要自食其力，靠我们一双手，用并不残缺的思想，我们一定能创造出一个中国名牌。
我确实被他的话感动了。我答应去霞飞厂看看。记得那天在他们的工厂，在场的人都友好地向我行注目礼。他们的工作设备简陋、工作环境艰苦是我未来这里前难以想象的，他们用残缺的身体工作的情景，使我心里痛痛的，他们太“作孽”了。我信佛，我相信帮人一把的道理，至于他们的事业今后是否能发展、发达，我没有那个远见。
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广告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也使霞飞产品在日化界有了崭新的定位，广告界掀起了大量使用广告模特的热潮，而霞飞产品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着上海乃至全国的化妆品市场，并成为家喻户晓的产品。
我想这其中有我的力量，我似乎对自己也有了新的认识，我的开心并不比霞飞厂的老总少。从此，我与霞飞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我成了霞飞系列产品的品牌形象。
远南运动会的请柬是否因为我与霞飞的缘份才邀请我呢？我不得而知，不管怎样，我为我这一生曾帮助过那些残疾的，且需要我帮助的人而无愧。
一旦能安排出时间，我一定会去出席“远南”的开幕式。
一生的战役
5月8日 星期日
妈妈，今天这篇日记是写给你的。
今天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国外，是传统意义上的母亲节。
国内这几年也流行起过这样的节日了，而且就像圣诞节似的，越过越热闹。倒是给花店和大大小小的商场增加了不少推销商品、猛做生意的机会。可是对于儿女们来说，除了买，点礼物给父母感谢养育之恩外，又有什么更好的表达方式呢？
我也不例外。赛陪我去给你挑的礼物是一个纯金的小挂件，一条金色的小狗。
狗，是你的属相。今年是你的本命年。你已经走过一个甲子的岁月变换了。送一件纯金的饰品给你，是我们的一份孝心。你不必介意我们花钱，更不必心疼它的贵重就不把它戴在身上。我希望你能常常戴着它，更希望这金饰真能祛邪避灾，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我远离你的日子里，都能保佑你平平安安，健康，快乐。
只是除了礼物，我还想给你写点什么。
我总是忙，很少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和你从容地聊聊。回上海后，和你一起住了五年半，但在上海的时间也不多，即使在，也是早出晚归的，难得和家里人照面，拍起戏来更是十天半月的不着家。现在搬出来一个人住了，和你相处的时间就更少了。所以今天就写几句，也算是一份交流。
不过写了，又不会给你看。只是我心安罢了。记得当年我因演《人到中年》的成功而荣获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时，有记者采访我，要我谈感想。我当时就说，我认真地做一切，仅仅是为了我的母亲，只要她能为我的成功感到自豪，我的人生就有一份自慰。
这不是冠冕堂皇的空话，这是我一生的心愿。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妈妈很不易。父亲被划成右派后，他几乎就不再能回我们这个家了，顾不了我们。后来，他又过早地走了。是你顽强地独自支撑这个破碎的家，把我和妹妹养育成人。
你总是努力给我们安全感，不让我们感到做我们家的孩子和做别人家的孩子有什么的不同。一派天塌下来，你会顶着的态度。这其中的艰辛，只有我们才知道，根本无法向外人一一道明。
你也从没想过要向谁去诉苦。你无怨无悔，因为你的信条就是“为他人活着”。你们那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和陆文婷是很相似的。我一直对人说陆文婷身上有很多我母亲的东西，我演她其实是在演一个很熟悉的人，所以我演好了。
事实如此。
蚂妈，我爱你，也深深地理解你。所以我特别不敢也不想让你失望。
其实就在给父亲送殓衣的那天，我在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就下定决心，以后要听你的话，不要给你添麻烦。这以后我做的每一件事，给自己的每一分照顾，都是在想妈妈会不会高兴，会不会减轻了一点她的负担。
还记得那次我不小心把一个手指卡进下水道别断的事吗？那年我七岁，读小学一年级。事情发生后，我没有像一般孩子那样哭着去找妈妈，而是用衣服把手指一裹，就一个人跑医院去挂急诊。身边一分钱也没有，幸亏碰上了邻家大妈借了五毛钱给我，
晚上，你回来看到的是我高举着的缠着纱布的手，是半条被鲜血染红的衣袖。这已是结果。
我从不让你为我承担过程，只让你看到结果。手指折断了是这样，拍片失败了是这样，婚姻夭折了也还是这样。
过程往往比结果更折磨人，更让人痛苦。少让你受一点折磨，少让你看到一点我的痛苦，这是我唯一可以减轻你负担的方法。
虽然我知道，作为一个母亲，你的一颗心总是为我们担忧着，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不管知道得多还是少。可是，我总想，看不见的那种担忧，总比看见了又使不上劲的痛苦好受一点。
可是，也正因为我从不让你承担过程，我们也就失去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母女之间的亲密。
我一直说家里的乖孩子是轮不到我做的，我充其量只是你眼里的一个能干的孩子。妹妹们都比我更听你的话，也都比我更让你少操一点心。你在她们心中也比在我的心中更有权威一些。
我一直是人小主意大。因为在家里我是大姐，就总爱把照顾妹妹们当作自己的天职，从小就养成了凡事自己拿主意的习惯，对你的吩咐，有时就不那么恭顺，不那么一点折扣也不打的就执行。
记得外婆临终的时候说我这样的孩子是不能靠压服的方式管教的，她要你不要和我硬顶。外婆是最了解她的女儿和她的外孙女的，她知道我们两个个性都强，都是有自己想法的人，谁也不那么容易就听从了谁。
妈妈，你是个典型的知识型妇女，你有自己的头脑，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而我也是。
随着我的长大成熟，我们之间相互的依赖少了，相互的碰撞多了。所以我们彼此更像是朋友，那种可以相互砥砺着往前走的朋友。
我们母女的感情是走在另一个层面上的。
正因为这样，我总觉得，我要做的，不是让你在每一件事上对我感到十分的满意，而是每天都能给你一份喜悦，一份信心，让你能为我走过的每一步骄傲。
我要让你骄傲。这是我的孝心，也是我的好强，更是我的压力。
其实，你是个很宽容的人。你从没要求过我一定要怎么样。我长这么大，你从没有打过我，一次也没有。这一点上，你和爸爸截然不同。你对我不是没有期望，但你不刻意。
因为不刻意要我成功，所以当我真的成功了，你也就不那么在意。不管我得了什么奖回来，你喜悦，但你不夸奖我。你认为那是应该的，既然我把演戏当作一份职业在做，我就该把它做好。做不好，才是不该。
这次《股疯》在圈内圈外反响都很大，可你看了我演的范莉对我说：“你不要在外面奇头怪脑的，你以为这样很神气呀？”
你三天没理我。
你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我知道。可这是我的必需。至少在当时看来，面对那样的电影现状，那样的观众欣赏口味，那是我唯一可能向前走一步，突破一点僵局，作成一点事情的选择。我又何尝不是背水一战，破釜沉舟。
可我不同你争。是不想说，也是不愿强化这种不被欣赏的感觉。
那天和赛说到了这事，情绪激动起来，心情却在刹那间黯淡下去。我猛然醒悟，我淡化这件事，是想不在乎你的想法，可其实我在乎，非常在乎。毕竟，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蕴含着对你深深的爱。
赛安慰我，说妈妈其实什么都知道。他说每次我去领奖，只要有电视转播，你必守在电视机前收看。虽然你没有什么欣喜若狂的表情，但你却会不止一次地对他说：“容儿真的很不容易。她为她得到的付出了太多。”
我的朋友们总是说你好的。每回都是这样，本来是来看我的朋友，只要被你接待过一回，再来都成了来看你的了。连赛都会在长途电话里给你讲好久。国际长途！
他们喜欢你，因为你的和善，你的开明，你的通情达理。你总是为别人着想得多。甚至在父亲这件事上，对当年伤害过他的人，你也总说人家有人家的难处，那种形势下也不得已。
做人要宽容。计较该计较的，不计较不该计较的。宽容和进取兼具的人才能成功，这一点上，你给我的影响很大。
你乐天，不爱记仇。所以赛说你是个“快乐的小顽童”，“一个可以去拥抱的老太太”。
可赛不是你的儿子。他没有这份必须对你有所交代的压力。他无法和我有同样的心情，
我是你的长女。我必须对你有所交代。我总渴望我做到的能比你所期待的更多更好更高。虽然你对我也关注也理解，但不听到你亲口对我说一句赞赏的话，我就总是，心有不甘，就总觉得我得到的荣誉还不够完整。
妈妈，为了能让你以我为荣，为我自豪，也为了我自己那颗骄傲的心，这一场人生的战役，我打得好苦。
赛进来问我有没有给你做生日的打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做，还要做得特别。
赛说，这样的话，那天他打算把他的母亲也从香港接来。
这个主意不错。他母亲八十多岁了，也是个非常棒的人。我相信妈妈和她会相互喜欢的。
5月19日 星期四
晚上，与赛在饭店用餐的时候，邻桌的一个小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与他的父母及其他朋友也在用餐，然而那男孩却在大厅里来回地跑，高声叫喊着，他的父母都毫不在意，丝毫没有阻止他的意思。
真想把他叫过来，与他谈谈在公共场合，一个好孩子应该具备的礼貌，应该懂得的对其他人的尊重。
可惜孩子就是没有跑到我面前来，赛似乎很能理解我，走到邻桌，笑着对孩子说：“到我这里来玩玩？”孩子认生地不敢过来。
回到桌前，赛说：“我骗他说他很好玩，可他还是不肯来，小孩子总是只愿跟着爸爸妈妈。”
我慨然，是啊，孩子与父母永远有种天然的联系，对于陌生人，他们会怀疑、会警惕，这是天性。
真想有个孩子，自己的孩子。我希望她是个女孩，梳着小辫，扎着蝴蝶结，穿着天蓝色的小裙子，蹦蹦跳跳地围在我跟前。白天她尾随着我，晚上我给她讲故事，伴她入睡，而她必须拉着我耳朵才能安稳入梦。
然而，我没有，孩子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我爱电影，我也爱孩子，只要我不是太放纵自己的个性，我原本是应该有个孩子的，想到米家山，与他在一起的几年，我不仅常常在外拍片，而且我也没有能给他带来孩子，他也很爱孩子。
梅丽尔·斯特里普是我最喜爱的美国女演员，她主演的《克莱默夫妇》、《法国中尉的女人》、《索菲的选择》等影片，我都保存着影碟片。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而且是一个贤良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法国女演员伊莎贝拉来华访问时，还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那天我在使馆见到他们，我实在是佩服，她竟能把生活安排得如此完满。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有时想，这则非常理性的定律，其实也存在着根本的谬误，拿我来说，只要能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两者兼得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
事业和生活，并不是自相矛盾的两者，在于我们如何均衡自己，有时不想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生活上，我是个失败者。
如今，我只有更多的工作，在事业的摩天大楼，一步步向上攀登，再苦再累也咬紧牙关，因为，除了演戏，我已别无他求。
5月30日 星期一
仲春的北京城。风和日丽。
和赛并肩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暮色在我们身后渐次合拢，华灯在我们眼前逐一点亮。我们都很高兴。
下午，在京城的廿一世纪剧院，广电部1993年电影政府奖的颁奖典礼隆重举行。我因主演《股疯》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这是继在上海得到影评人奖后的又一次得奖。
记得当时在上海，赛坐在我身边对我说：这大概是今年能得的最小的一个奖吧。我看他一眼，没吭声。心里却在想，到底也算是《股疯》的出品人，要求这么高，电影才公映就给我施加压力了。现在看来赛还真有点灵感。
不过真正让我们兴奋的还是《股疯》这部影片获得了本届政府奖新设立的“最佳对外合拍片奖”。这真出乎我们的预料。
《股疯》能获政府奖，至少肯定了我们当初选择的方向是正确的。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拍摄老百姓关心的事，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中国观众能够接受的电影。
其实客观地讲，一部影片的成功总是和它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的。尽管我是希望政府也好社会也好大众也好都不要把电影的功能性看得太重，对它对整个社会影响力不能期望太高。一部电影是不能承载太多的东西的。否则压力太大，会阻碍电影在艺术上的发展，也会影响它的生存。
可是每部片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承担着不同的责任，传递着不同的信息。《人到中年》的成功是这样，《井》是这样，《股疯》也还是这样。
1982年，正是整个社会从贬低、轻视知识向崇尚、重视知识回归的时候，而《人到中年》不仅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展示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坎坷遭遇，也展示了他们在艰难的境遇中依旧克己、奉献、严肃、真诚的生活态度。它把人性的真善美还给了这些普通的知识分子，为他们曾经被扭曲的形象“正了名，平了反”，还了他们一个本来面目。所以它轰动了。《人到中年》的成功在于它替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呐喊出了心底的属于他们的声音。
1986年，人们开始向自我回归。他们收回了关注外部世界的目光，更多地投注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井》恰恰在这时出现。它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落差与隔膜，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个人与社会、市俗与反市俗之间的冲突，表达了个体对精神桎梏的反叛，对自由的向往、追求和最终的毁灭。所以赢得了大众的共鸣。
《井》的成功在于它毫不回避地坦露了人们欲说还休的隐秘的一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井》更具世界性，而《人到中年》更具中国性。前者接近人类的审美意识，后者更符合中国的审美。所以《井》能使我在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女主角将，也是这个道理。
一到今天，人们对电影功能的要求发生了改变。他们走进影院首先希望得到的是放松是休闲，在这一点上《股疯》这种轻喜剧的影片样式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在题材上它又抓了个能牵动人神经的社会热点，而且多少还表达了一点人们在经济大潮汹涌而来时的困惑。所以它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的人认为我身上有种天生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应该去演那种有贵族气的、至少是“精神贵族”一类的角色。我不这么认为。
我从不把自己扮演的角色分成大人物、小人物，我认为在这个大社会面前，人人都是人小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无奈、一份苦衷。更何况我已走过的这一段不算太长也不算很短的人生岁月，足以让我认识到，社会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他们才是社会的基本元素，是世界构成的坚实基础。范莉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贵族是会没落的。精神贵族在精神失落之后也是会崩溃的。而普通人是长存的。在普通人的坚韧中有一种直面人生的绝不普通的东西。在我为《股疯》的拍摄做前期准备，下生活体验角色的过程中，我就常常感受到这一点并为之感动。
W是我在股票交易所下生活时结识的一个拥有上千万身家的女大户。她和她丈夫原来都是病退的知青。回沪后即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房子住，只好住在她父母家。哥嫂因此常给他们冷脸看，儿子在学校也因此遭人欺负。无奈中他们炒起了股票，没想到居然发了。可是当我问她，有了这么多钱，打算干什么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直率地说：“我想让我的儿子像你一样读完大学。”
我听后真是肃然起敬。
我觉得她活得仍然很本色。她首先考虑的不是置洋房买轿车，而是以每小十元的报酬，为儿子请回各个学科的家庭教师，为的是孩子将来不要再蒙受人格上的污辱。就这一条，我就认定满嘴粗话的她是值得我尊重的，因为她有一个无论贫困还是金钱都不能使之扭曲的灵魂。
还有那些我在65路国上跟班作业时认识的女售票员们，她们从事的是一种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却很少有人把她们真正当做一个人来尊重。她们的工作环境很差，待遇又很低。我跟车才几天，两条腿上就被跳蚤咬得满是红点，几个月都没褪尽。而她们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辈子。大家都是一样活一生，可我真心觉得她们比一般人活得艰辛。
由于行车时间长，饿肚子、憋尿都是常事，肾炎和胃病就因此成了她们的职业病，好多人都有。如果交通都塞，车子晚点，她们还要受一些莫名其妙的闲气。可她们却很达观很认命。总是说：我不干，谁来干？总要有人干的。
这种中国劳动妇女的淳朴善良，在知识妇女身上就不那么明显。起码换到了我就根本做不到。她们是使社会盍政党的主力军，却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看起来貌似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做着不平凡的贡献。我当时就想，我们如果不去写她们的戏、拍她们的故事、演她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写的拍的演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又怎么能要求她们去看并且喜欢呢？
其实她们最希望看到的不就是生活在她们周围的、和她们一样普通的小人物的生活么？！至少我认识这就是卓别林的影片能成功，能拥有大量观众并得到他们喜爱的原因所在。
我想是到了我们的编导和演员给自己确立一个新的创作命题的时候了。那就是，中国人想知道什么。努力去寻找和熟悉普通人的生活和语言，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升华成一个艺术主题，再在一个半小时内重新反馈给观众。这可能是我们所要做的。
演了一部《股疯》，想了很多东西，也得到了一大堆评价。尤其对我该不该演这样一部戏一个人物争议较多，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可就我而言，我最满意的，是我在这部戏里演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人。一个富有进攻性，不服输，有浓重的投机心理，而又幽默、精明、狡猾、但绝对不坏的女人。一个小女人。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
这个形象远远背离了我们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电视习惯于制造的完全奉献自己的“好女人”，但我深信，这个形象是有生命力的。
昨天香港方面有朋友来。带来《地久天长》的编剧陈方的信。她知道我这两天要到北京来领奖，所以特地托他们带来一批剪报和《公共电视》月刊，都是有关《地久天长》的报道。还有一盒《地久天长》在中视播映后，在台北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而且在观众的一再的要求下，又于上月20日开始重播了。
《地久天长》在台获得好评，我早有所闻。归亚蕾就曾带信给我，说《大公报》上曾有消息，说因为《地久天长》的播出，在中视中“开创了一条九点新黄金时段，令其他两台同时段节目倍感压力”。而且播出不过一周，就成为“公共电视中收视率排名第三的节目”。
重播倒还是第一次听闻。据防方说，这在台湾是很难得的，至少近几年内是不同有听说过有电视连续剧重播的。
陈方信里还提到，香港的三家电视台，无线、亚视、九仓有线台都在争购这部连续剧的播映权，可能想在暑假期间播出。
都是些好消息。赛说，1994年是我的吉年。但愿。
6月6日 星期一
为了霞飞要新做一批灯箱广告，便去王开照相馆拍一组新照片。
角度变了又变，神态也换了又换，可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摄影镜头。摄影师说，来几张不看镜头的行不行。我说不行，一定要看着，看着镜头就是看着我自己，这才拍得好。不信你试，效果肯定不好。
试了几张，果真如此，他只好放弃。事后他开玩笑般地对我说：“潘虹，你真是个自恋狂。”我无声地笑了一下。他的说法或许夸张了点，却不无道理。
我一向以为人要自己喜欢自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也只要自己喜欢自己就足够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中从没对自己有过埋怨，始终非常满意自己喜欢自己的话，那么这个人的一生一定是非常丰满而幸福的。
我一直觉得我最新近的人就是我自己。倒不是我在提防什么，排斥什么，而是多年的生活经历，让我体验了各种世态人情，也让我深知世界原本的冷酷。在这世界上，能有一两个真正关怀你、理解你的人，就很不易了。如果你还奢望再更多一些，那只会更多一份得不到的痛苦。
人要对得起自己。这个对得起，一是不能夸待自己，二是要对自己负责。我喜欢在照片里看着我自己，它们是面面镜子，映照出我的自卑、自负或者自信。在它们面前我可以从容地审视自己。照片的这种自我提醒、自我暗示的作用是极为强大的，远超过别人的一封情书、一张贺卡、一句问候，更能给我一种面对生活的力量。
在孤独的日子里，在没有人呵护没有人关怀的时刻，我可以依旧从容。我对自己说，没关系，屋里的照片全在呵护我，全在在意我，全在祝福我，这就让我有足够的理由觉得幸福了。
有些朋友来作客，奇怪我为什么从不把那些在国内国外发奖会上的照片或者那些与声名赫赫的人物的合影摆在屋里，让人人都能看见？摆着的都是我单个的，孤零零冷幽幽地看着世界。照片在我的视线里，我也在它们的视线里。
不选择那些看起来非常辉煌的时刻，是因为我确信，那样的东西放在家里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辉煌的瞬间在我的生命中存在过，然后就让它这样过去吧。因为只有我才知道，我曾经为此付出过怎样的代价，我是用无数个孤独无数个寂寞才换得了这一瞬的热闹，而这热闹是不足以让我去面对明天的。我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佛的真谛在于一个空字。既然已经知道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那么我们又何必再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之外刻意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附加值呢？
我选择摆放出来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认为值得去记忆的某个时刻，它们是我成长的见证。有的照片并非是我最美的瞬间，但它一定有最可被解释的内容。它背后渗透出来的东西也许是属于很凄美、很失落、很糟糕的一个时期，但它会提醒我，在感情上这么艰难的时刻我走过来了，在事业上如此低潮的时刻我走过来了，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我一样走到了今天。
这种力量是别的东西无法替代的。我确信有选择它们的理由。我选择这张童年的照片。不仅是因为它代表着我曾经拥有过的一段无邪的时光，更重要的是这张照片摄于父亲自杀不久，可我的脸上居然没有任何一点阴影。
我喜欢它，我觉得它体现了我的一种顽强的个性。
而这张在戛纳一个电影宫里拍的照片，则孕含着我的梦想，也表达着我的自信。在这个电影宫里，只要有一位女演员得到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金棕榈奖，墙上就会有一幅她的照片，同时也永远有一块空白是留给下一届最佳女演员的。于是我就站到了这块空白前，让相机把我和这些优秀的女演员们定格在同一个空间。我们的脚下是同一条地平线。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现在摆出来的照片中只有一张是留着长发的。那是我做女孩子时拍的。那时刚从戏剧学院毕业二三年，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又不断编织着梦想的年龄。大家都想成为一个明星，都想拥有一个白马王子，我也不例外。
尽管我在该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没年轻过，从我毕业后演的第一个角色，《苦恼人的笑》中傅彬的妻子开始，就开始演妇女，演那种有家庭、有孩子、有丈夫，很早很早就把所有的挫折都受够了的女人。可是在这张照片里，我依然有几分羞涩，有几分腼腆，但又有几分明星了。会化那样的妆，穿那样的衣服，微笑里带一点那样刻意的感觉，包装自己。
回头去想，这种感觉也好也不好，可我确确实实是从那样的时候走过来的，时至今日，多少还带点那时的印记。我留着它，就是想提醒自己，我曾有过这样的一个年代。
摆出来的照片都是走两极的，要么是未婚时的，要么是独身后的。没有一张是在和米家山共同生活时期拍的。尽管他是个很不错的摄影者，能拍很不错的照片，也确实给我拍了一些很不错的照片，但我还是把它们都收了起来。我想，如果有一天我把这些照片拿出来时，我一定是已经老了。老到什么都抓不住了，只好抓一点回忆了。而现在我还不老，还不想整天面对回忆。我并不想逞强说我现在有多么多么的坚强。我自己知道。我依然有我作为女人的软弱，我依然有我的期待，否则我就不会着意地挑出这样一张照片放在我的客厅里。
这是我在新加坡度假时拍的。我穿戴整齐地坐在酒店里。并不是那天我的笑容多么甜美，也不是我的装扮有多么的雍容华贵，更不是酒店的大堂装潢得如何别致，而是因为我的身后有了一个他。一个陌生的侍应者。
拍的时候并没意识到他在那里，洗出来才发现他，背着手，站在我的身后。他的目光留意着我，没有在意自己已成为了我的背景。
我一看就喜欢了这张照片。我喜欢这种感觉，在我不经意的时候，会有一个男人默默地站在那儿，在我的背后，于是我心里就育种模糊的温暖感，仿佛终于找到了什么。
我知道，我还是期盼能有个人，一个男人，在我的背后，在我需要的时候托我一把的。
赛，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
6月23日 星期四
赛从香港到上海来时，特地带了梅丽尔·斯特里普最新的一部影片的录像带，他知道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是她，便帮助我注意斯特里普的每一部新作，有时我觉得有赛在，我好省心，好有依靠。
影片是英文对白的，还未翻译成中文，我感到很吃力，幸亏有赛在一旁充当我的同期翻译，才使我能看完并明白这部影片的意思。
这部影片的片名叫《飞越长生》。
一个女演员，很怕自己衰老后再也得不到影迷的喜爱，便在一家整形医院动了手术，医院的大夫为她输入一种长生不老的溶液，于是这位名演员就这样年轻灿烂地活下去了。但是她却再也找不到那种有血有肉的自我，她开始迷失，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希冀的青春和长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影片所要告诉别人的是有些人活着，他们可以利用现代化的设备使自己长生不老，但是活着的只是他们的躯壳，而不是他们的思想。
这部高层次的喜剧片所给予我的是长久的沉思。
情不自禁地对着镜子仔细端详起自己来，毕竟是38岁的女人，些微碎碎的皱纹已毫不商量地出现，十六年的演艺生涯使自然的皮肤得不到休息，多少失去一层弹性，我想只要是不要太粗心的女人心里总会流过一些惆怅和无奈，感叹时光如水，逝者如斯，更何况是演员呢。二十出头的时候演中年医生陆文婷是靠妆把自己化老的，那时候的自我感觉颇好，一旦还原真实，我毕竟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人，如今假若我要去演下个二十岁的女子，我的心情绝不会很轻松，人之常情啊。所以我说我想塑造一系列的中国中年知识妇女形象的说法并不是我一时兴起，信口开河。与其在扮演影片中的角色而失落了一个真实的自我，不如正视自我，在不断的拍片中使自己活得更真实，更愉快。
年龄之于每个人都是不可抗拒的，不能够正视的人不是愚蠢就是疯狂，每生活一天，就意味着向死亡迈进一步，这是真理。
我不留恋生命，生命只是一个人在地球上的存在方式而巳。尽管生活的年轮会在女人的脸上，刻下一道道皱纹；同时，它也会使不少女人成熟，具备另一种风韵。我只想在我有限的时间里，能活出激情，活出个性，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想在我的墓志铭上写：“我生活过！”
7月11日 星期一
赛推荐给我一本书：《A WOMANWITH SUBST ANCE》，我一整天便蜷缩在沙发上认真地阅读，CD中传来轻柔舒缓的《蒙娜丽莎》，一遍又一遍，这是我心中的歌。
我已记不清我是在何时、在何地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只是在第一次听到时，我便感到它的美。美的旋律，美的歌词，我想起达·芬奇的那张名画，我总觉得那旋律对《蒙娜丽莎》的油画诠释得很到位。直到有一天，我坐在影院里看美国电影《教父》，影片结束时，当那只黑洞洞的枪口举起来时，《蒙娜丽莎》的音乐便渐渐弥散开来，我为之震颤。当最残酷的事实和最美丽的东西放在一起时，美丽便愈加叫人心碎。那一天，我对《蒙娜丽莎》这首歌有了新的理解。费了很大的劲托朋友买来了这张《蒙娜丽莎》的CD片，我实在爱不释手，在CD机中反反复复地听，反反复复地吟唱，那一阵，CD机中是永远的《蒙娜丽莎》。
对《蒙娜丽莎》的痴迷并没有因乐坛好歌连绵不断而改变，每听一遍，总觉得有新的发现，以致于现在《蒙娜丽莎》每天伴我晨起，伴我夜寐，成为我孤独时候唯一的亲人和朋友。
民乐中我最喜爱的乐器是二胡，幼年时还曾学过二胡，不过那时就学得肤浅，仅知一二点皮毛而已，许多年后的现在更是忘得可以了，但《二泉映月》的乐曲，尤其是闵惠芬的《二泉映月》仍是百听不厌，荡气回肠，哀婉凄凉的乐曲。而在西乐中我则喜爱小号。凡是乐器，一般都要有旋律才能充分发挥其特点，乐器的表现力也才能丰富起来，只有小号，单音最漂亮，且愈长愈漂亮，那种明亮的凄凉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辉，美丽得叫人流泪。
用小号奏出的《蒙娜丽莎》会是怎样的呢？我似乎能够想象得出来，那金色的小号一定会让《蒙娜丽莎》展现出一种被蹂躏的美，我想，相对于无奈哀婉的凄艳之美，我更喜爱现在的轻音乐，听多了红颜薄命的故事，更喜欢壮丽之美，这是升华了的美。
每天早晨，在《蒙娜丽莎》的音乐声中，我静静地坐着，开始想新的一天，我要做些什么，夜晚，还是在《蒙娜丽莎》声中，我心归于平静。祈望着今天亦是如此，做个好梦，等待明天赛的MorningCall。
7月19日 星期二
电话铃又在早晨的枕边响起，像越过窗棂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我，
这是赛的电话，每天，这个时刻。我曾经笑话他，就像是星级宾馆的Morningcall那样准时。说实在的，赛对我的关心真够得上星级宾馆标榜它们服务质量的一句口号：无微不至。
“你好吗？”赛在电话那头问。
我不吭声。说什么好呢？我昨天可是和他说了再见的。再说，昨晚我睡得那么晚，现在被他的电话吵醒，既没心情也没情绪。
“不够好，是吗？”赛继续说。“那么就祝福你吧，愿你今天一切顺利。”赛挂断了电话。
又是这句不变的祝福。每一个早晨，赛都在电话里问候我。只要我的情绪好，我们就会聊很多，比如天气、彼此手边的工作、昨天的见闻、今天的打算。可是如果他觉察到我的情绪不好，也就不多问，只是说这一句，“祝福你，愿你一切顺利”。
他是非常懂我的。他知道我不是个爱唠唠叨叨一惊一咋的女人。越是不开心的时候，我越爱沉默。一个人默默化解，自己思考，自己拿主意。该说的，能说的，我会说的，他不需要问。
赛永远是这样的，细致、体谅、识情识趣。不像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男人，倒像是受过多年的英国教育，非常的绅士。
赛是一个到处走看世界的人。也许是他从事投资咨询工作的关系，他很容易和人建立一种亲近的关系，体察别人的想法，使人有信赖感。他是我所喜欢的那种男人，温文、沉着，懂很多东西，但并不夸夸其谈。这种男人会让人觉得有力量，可依靠。
第一次见面，赛给我的印象就非常好。五年前，他以表姐的朋友的身份第一次来家里作客，也没有深谈什么，但他的说话他的待人接物总是那么得体那么到位。这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感受。他让我看到了当时中国男人身上普遍缺乏的一种教养一种沉稳。对于五年前刚刚开始经受市场经济冲击的中国来说多的是狂躁。狂躁的社会，狂躁的男人，狂躁的女人。尤其是男人，急吼吼，又急不出个所以然的样子，自己没安全感也不给人有安全感，最起码我身边看到的人大都是，这样的。
赛不同。
就这样相识了。然后有了一些交往。然后，五年了，我可以毫不避讳地承认，我们是情人。不是男朋友，不是预备丈夫，就是完完全全的情人。更确切地说我们曾经是，在昨天以前。昨天，我对他说了分手。
昨天，是赛的生日。他特意飞来上海，与我共度。
我在给他的贺卡上写：以往的一切值得纪念的日子，都将成为我们的过去。可赛不接受。他把贺卡扔还给我，就走了。可今天一早他还是打来了电话，说了这句问候，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像往常。
凡是认识赛的人都说赛待我太好，而我不知珍惜。她们总是惊异我的冷静。赛那么体贴，那么温存多情，又那么有实力，你怎么就一点也不感动，你怎么就还能守住一颗女人的心。她们总是疑惑。
其实，她们说的赛的所有的好，我都知道，而且比她们知道得更多更清楚。赛是我的第一观众。他是那样地在意我。在意我接的每一个剧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经历的每一种尝试。有时我也扪心自问，到底还要什么？答案真的很无奈，不要什么，就要这样的一点感觉，一份呵护，一种完全的拥有和完全的自由。
也许我已经习惯了被人在意被人呵护，作为一个演员，一个常演主角的女演员，无论在剧组，在社交场合，还是在朋友圈中，我总是别人注意的中心。有时我自己都说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女人，可我并不是一个不知道心存感激的女人。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个清晨，赛从冰天雪地的拉卜楞寺拨来长途，说，“我觉得我是可以为你活着的人。”这句话比一句“我爱你”更令我感动。
赛当时去拉卜楞寺，是因为我对他说，我们可以在一起，但我们不会有未来不会有结果。他于是去求神的指点，去那人烟稀少之地静静地作一次思考作一次选择。结果，当他到达的第二天早晨醒来，就在望见窗外那一片积雪皑皑的银白世界的同时，他就下定了决心，就拨来了那个长途，说了那样一句话。后来，他还曾对我的一个朋友说过，有没有结果不要紧，只要能和潘虹在一起，每一天都是美好的。
说真的，如果我只有二十岁，只为他的那个长途，只为他的这一句话，我便会跟定了他。一如十四年前，为了爱情，便可以放弃在上海的一切，跟了米家山去成都那样。可是，今天我已不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女了。十四年前我能做的事，今天我不能。十四年前我无需顾忌的事，今天我要顾忌了。
当年的我和今天的我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一些当年我无法做的事，今天我也能了。于是当社会对我的限定减少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约束反而更多了。因为今天的我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能把握自己，我既不需要去做男人世界里的太阳，也不需要去做他们的点缀。但我必须有自己。
这一点，赛是懂我的。
反正睡不着了，我索性给赛拨电话。昨晚，赛住宿在宾馆。
房间里没有人接电话。打到总台，总台小姐说他早已结帐走了。我不知道他刚才的电话是在哪儿打的，机场还是远方？但我知道赛本来就是一个到处走看世界的人，只是不管走了多远，每一个早晨总会有赛的Morning Call，他总还会走回来。
人说感情是缘份。相遇是缘，相守是份。赛，我们已经有相遇的缘，我们是不是还会有相守的份？我不知道。那是命运的安排。
7月23日 星期六
H打电话来约见面，说是刚从普陀山进香回来，在上海转飞机回北京，有几个小时的空。
我正好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安排，于是欣然赴约。
对坐在扬子江大酒店的餐厅，我们共进一顿午餐。
自今年三月北京一别，转眼又是一季。此刻，我面前的他，有些疲惫。比起三月里，消瘦了些。也许是终日在外奔波的关系，看上去又黑了一层，又老了一道。
说起今年在美国成立了他的一个基金会，他立刻精神百倍，十分兴奋。
我知道，这件事，在他，是很看重的。
虽然，早在八十年代，他的画就在美国受到欢迎；虽然，他是开放后的中国最早应邀前往美国举办画展的画家之一；虽然，因为他出众的才华，圣地亚哥市的市长还亲自为他颁发了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虽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也曾带着他的作品到过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十几个国家参展或举行学术讲座，但这都不能等同于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带给他的喜悦。
那些只是标志着他和他的艺术的被认识，而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则代表着他和他的艺术的被认同，标志着他已真正地走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范畴，而真正加入了世界的行列。
但我更关心的还是他那个宏大的心愿，他的千佛工程。他一直说，济南的千佛山上没有一尊佛，而在西安和四川，佛虽在，佛头却早在历代的浩劫中渺无踪影。这些佛头，一部分是被到中国来淘金的冒险家们偷走的，大部分却是毁在我们自己民族的不肖子孙手里。
于是两年前他许愿，要在有生之年塑一千尊佛头，替前人赎罪，为后人祈福。这件事，他做得很辛苦。要塑一千尊佛，就要千头千面，有一千个不同的造型。为此，这两年，他只要有时间，就四处采风，可以说是踏遍了名山大川，访遍了名刹古寺。
他说这件事始终在进行中。这次去普陀山，就既是朝圣，又是采风。
他给我看了些佛头的造型图，张张构图生动，个个神态逼真，有呼之欲出的感觉。他说，在山东的石雕厂里，已制作了一部分佛头，但离千尊的目标还很遥远。他心中的千佛圣地，是在长城脚下。他想仿南京栖霞山千尊罗汉的样子，再造出一个今古奇观。
他说得激动，我听得神往。结果，满桌的美酒佳肴在我们面前尽失颜色。
总是这样的，只要一说到他的创作，他的设想，他的事业，这个男人就会两眼生辉，滔滔不绝。绝对的工作狂。
说实话，和这样的男人做朋友是绝对的好。
五十多岁的人了，却依然还有孩子的纯真，少年的梦幻，青年的热忱，再加上五十多年风雨人生的阅历。和这样的人交谈，听他说话，真的如坐春风，赏心悦目。听他那么痴迷那么蛊惑人心地谈他恢宏的理想，你会被诱惑，会激动起来，简直恨不得能随他一起去作成这些事。
面对他的时候，我常常会被激励起来，会对自己的状态着急，会因此自己叮嘱自己，一定要找点事做做，做有意义的事，做大事。
这种推动，是无形的，又是格外有力的。可是，和这样的男人做夫妻就难免有点惨。至少我是不行的。
我们都太执迷于事业，谁都不会为对方牺牲什么；我们又都太了解事业对彼此的重要，谁也不会要求对方为自己牺牲什么。
记得我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是两艘没有洗去风尘的船，在漫长的航行中寻找着自己的港湾。我们不期而遇。于是，靠近，相互致意。片刻的停顿、休憩后，我们又只好缓缓地擦肩而过。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航程。
对于我们，相遇是缘份，分离是必然。这一点，我们心里都格外清楚。
这就又说到佛了。这是我们最爱的话题。真难想象，他这个纯粹的北方男人，会对佛信得如此虔诚。
我信佛，主要是受外婆的影响，可以说是家庭的渊源。
而在他，这个当年在隔离室里，尽管双手被“杆子队”队员们带钉的皮鞋碾蹂得血肉模糊，肿得连筷子都拿不住，却依旧要蘸着泥水，在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的褴褛衣衫上作画的人，执著着对佛教的信仰，无疑是他超越痛苦的一种方式。
对他说到我今年想去入戒的事，他却给我说了段往事。
那是1992年年初，春节鞭炮的硝烟尚未消净，他就背起挎包，带上相机，绘图笔，速写本，直奔乐山和大足去朝圣，并为心中的千佛工程采风。
结果，一下飞机就做了回财神爷，钱包让人掏了。这且不说，后来，他去庙里临摹研究那些佛像。为表虔诚，住在庙里的时候，他天天吃素。结果超体力的工作，使他终于支撑不住，竟然晕了过去。
这事让赵朴初老先生知道了，又是痛惜他又是笑话他，说他犯傻，佛在心中便是虔诚了。
说完，他望着我笑，慢条斯理地说：所以呵，脱掉人间烟火难哪，佛在心里就是虔诚喽。
我也笑了，他这是暗示我下不了那个决心呢。
我也不同他辩，有没有决心，做给他看就是了。到时候真入了戒，看他还有什么好说。
在H的身上有种奇特的和谐，那就是大和小的极度统一。他会去做超大型的雕塑，也会在一枚邮票的方寸之间挥洒他的天才。他的画装饰性很强，他喜欢画动物。那些可爱的生灵，在他的笔触下，总是那么的稚拙，那么的惹人怜爱。
他这个人热爱生命，更爱一切和自然有关的东西。他最喜爱的创作主题是：造化无极。我有一次评价他，对什么都感兴趣，惟独对人不感兴趣。
他不服气，就反驳，我对小草就很爱。
他说的小草，是他的女儿。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H太忙，又要当爹又要当妈，顾不过来的时候，就只好把小草带在身边。有几次开全国政协会议的时候，他也把她带着。孩子特别爱找我玩，大约是看到银幕上的人走下来了，格外好奇的缘故。而我也特别喜欢孩子，尤其是小女孩。我一直很遗憾，我没能在婚姻还没有结束以前就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和小草是两个人一见就相互喜欢，就处得特别好。
现在小草还常常会从北京给我挂长途。我不知道孩子是否对我有过什么期待，但我知道，我将是她的永远的潘虹阿姨。
H的确很爱小草，只要提起她，话头也是源源不断。可是给女儿起名也是植物，他的兴趣可见一斑。
我提议为小草干一杯。
他立刻附议。
端起酒杯，我就又看到了他的那双手。我一直说他的手像熊掌。
这双手，因为长期在野外和岩石、铁锤、粘土、颜料，还有我连名也叫不出的化学品打交道，已变得异常粗糙，他的手上永远有开裂的还没长好的伤口。
我想，每一条又粗又深的掌纹里，嵌着的都是他一份艰辛的付出，一份对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执迷不悔的执著吧。
刹那间，有一份温柔的情感从我的心头流过，一种纯粹属于女人的温情。我觉得这个优秀的男人，他的生活里确实欠缺了一种不该欠缺的东西。而这一份东西我又不可能去填补，我只有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愿佛照看他的幸福。
酒杯碰在了一起，祝福都没有说出口。我们对视一眼，一切都在彼此的胸中了然。
亲爱的朋友呵，禅机已现，悲观已尽。任这世间哪一条路，我都不能与你同行。这一生，我们的缘，不在红尘里。
此刻，窗外是七月的烈日，骄阳如火。而我们的心中，有鸟语婉转，正风轻云淡。
在我的胸口挂着你亲手刻给我的护身符，一尊精致的平安罗。请相信在所有你将要前去的路上，也总会有我关注的目光。我会常常在意你正做些什么，一如所有你对我的在意。
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H，愿佛保佑，一生平安。
阿弥陀佛！
8月23日 星期二
又到长春。又到长影。
北国的夏夜，凉爽湿润。星空清朗而又有几分迷乱，好像我此刻的心情。
说来似乎和长影总是有缘。虽说我本是上影厂的人，后来又到了峨影厂，可我觉得我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在长影厂找到自己的感觉的。《杜十娘》是在长影拍的，《人到中年》是在长影拍的，《末代皇后》还是在长影拍的。
虽说早在出演《苦恼人的笑》中傅彬的妻子时就算第一次担任女主角了，但作为第一主角，以我个人的全部责任和演技来承担一部片子的命运的，当属《杜十娘》。
这也是婚后米家山为我选择的第一个剧本。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因为这是一部古装戏，我怕自己不适合演古装而不想接戏时，是他力主我接。他的观点是，无论是古代戏还是现代戏，撇开时代背景，剥开人物的外壳，内心的情感都是一样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甚至这次出演《股疯》中的范莉，这样一个和我以往惯常扮演的角色很不同的人物，不能不说影响我选择的，也有他当年这句为我鼓劲的话给我的勇气和启示。
剥开人物的外壳，直接体验并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这确实是一个性格演员表演的核。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可能以我27岁的年龄，以一个远未到中年的年轻女孩的情怀，去出演《人到中年》，去演绎一个中年女性的生活与情感。而正是因为扮演了陆文婷，才使我第一次得到了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正是这部《人到中年》，使我在中国影坛上有了我自己的位置。
而《末代皇后》则使我第一次在国际上得奖，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
人世间的机遇与缘份真是说不清。也难怪很多人会以为我是长影的人。毕竟，我曾有过的辉煌，都是在长春这块土地上孕育的。因此就生命的真正意义讲，我是长影长大的孩子。
这次到长春是应邀参加第二届的中国长春电影节。在这次电影节上还要专门为我开一个《潘虹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就在明天。
对于这件事，我心里一直是既有几分亲切，又有几分忐忑。亲切的是，又是在长春在做这样一件事；忐忑的是，毕竟在国内电影圈在电影节上为一个演员个人如此郑重其事地举办这样规模的研讨，特别还是为一个年轻演员做这样的事，真是第一次。这当然是一份难得的殊荣，可这也是一份沉重的殊荣。
我本该下午就到的，可由于飞机误点，晚了许多。我错过了今天我的作品观摩会，也错过了今天的记者招待会。这样也好，可以一个人静一静，理理思绪。
记得当电影局滕进贤局长告诉我要办这样一个研讨会时，我对他脱口就说：“你把我吓死了。”说这句话不是谦虚也不是矫情，而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压力很大。我很明白，社会越是给你的多，对你的期许也越是大，要求也就越是高。
作为一个演员，我当然不希望失败。但我更怕我不失败。因为成功和荣誉很容易成为套在脖子上的绳索。失败了，可以总结，可以知道不对在哪里，可以明白自己还要朝什么目标努力。而成功往往带来的是更大的困惑、更大的迷惘、更大的压力，会对今后感到茫然，不知道还要做些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当然最好的，是继续成功，更大的成功。可是，能不能够呢？
每一个演员都知道，电影是一门如此综合的艺术，需要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环节，共同的努力才有可能做好。任何一个环节上的不到位，都有可能导致整体的失败。好多事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决定的，好多事我无能为力。
反过来，在这一部片子里你成功了，也许并非是因为你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你演的角色讨好，或是符合了时代的需要等等其他因素造成的。那么下一部呢？还有没有这样的条件？
世上有哪一个人是可以永远成功的呢？没有。我一直以为，一个人一生中只可能有一个高峰。不可能在一件事上无限止的成功下去。如果一个人老是在成功，老是在超越以往，那只能说明以前还不是他的最优状态，还不那么成功。就好比一个跳高运动员，他不可能永远在破纪录，总有一个高度是他的极限，是跨不过的。
于是在每一次看起来是风风光光的成功后，就总是要自己问自己，这是我最后一个高度吗？如果不是，那么下一个高度又在哪里？只要你是一个有头脑的演员，这样的困惑，就不仅是不可抗拒的，而且也是极为折磨人的。
又想起伊莎贝尔·于佩尔，这位法国的著名女演员。两年前，也是一个夏夜，在法国大使馆，和她聊到凌晨一点。她说她拍了43部电影，只有三分之一是自己真正喜欢的，其他的都是为了迎合经纪人和观众的喜好而拍的。虽然她喜欢拍的影片中有些不能得到大众的认可，比如《包法利夫人》，在法国的上座率就很低，可她并不因此惶恐。
“凡是你自己认同并努力追求的东西，都不要后悔。没有一个演员永远是成功的。只要你认真去做你认为有价值的事，就会觉得没有压力。”
她的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就非常感慨。这些话并不高深，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说上一番。但当这些话从她口中说出，从这样一个同样优秀的同行口中说出，其中的滋味也许只有我们才最体会，它包含了太多的经历过后的沉重。它概括了我们所有的曾经、所有的尝试和所有尝试中经历的所有的喜悦所有的失落所有的困惑和所有的不懈。
可是不管这些话当时曾给过我怎样的宽慰，今天我依然要说，我不后悔我的曾经，我也不松懈我的努力，但我依旧觉得有种压力。
我是一个中国的电影演员，我面对的是中国的电影，中国的观众，我无法轻松。
谢导总爱说，他最好的一部戏是下一部。可我不。我不说每一部都是成功的，但我想说每一部都是好的，每一部都是我所喜欢的。
这不是狂妄。这只是我对生活对事业的一种态度。
评论界可以毫不留情地探讨我在每一部影片中表演上的得失，观众可以任意褒贬我饰演的每一个角色，但我却无法不爱我的每一次。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是我认真地投入过努力过的。
我无法想象，一个全身心投入创作的演员，怎么可能不爱那个曾一度与她朝夕相处同呼吸共命运投注了她全部激情的角色呢？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个演员总是在说不喜欢她演过的那些角色，总是在期待下一个更合适的话，那么她首先应该问问自己，每一次接戏时有没有过慎重的考虑，每一次拍戏时有没有过激情的投入。
我想，执著于自己的每一次，为它们负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敬业。
也许我很消极。我不敢拿我的什么东西去赌明天，所以我只好把我演的每一部戏都看成是最后一部，把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看成是最后一个。好好地演。背水一战，不计输赢，只拚了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进去。
毕竟，所有的桂冠都是用荆棘作成的。而荆冠总是要刺破我们的额头，沾上我们的鲜血，才能戴在我们的头顶。
8月28日 星期日
六天，弹指一挥间。
席慕蓉曾经有诗问：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此刻，在我的心里也有这样一份淡淡的惆怅。
今晚，热闹了六天的第二届长春电影节在颁奖晚会后宣告了结束。王学圻和我分获了最佳男、女主角奖。这是今年我因主演《股疯》而得的第三个奖。米家山执导的《带轱轳的摇篮》获得了特别奖，一样为他高兴。看到我们两人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往前走着，并有所获得，总是欣慰。
我的惆怅，不是因为电影节的结束，也不是因为颁奖的辉煌场面就这样转瞬即逝，而是因为这六天里我有过太多的激动，也有过太多的感触，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24日研讨会上罗艺军老师的一番话。他说作个演员很不容易，一举一动都招人注意，让人说。要不阮玲玉怎么会25岁就自杀，嘉宝怎么会36岁就息影。他特别提到了中国女演员的心理素质，还算是比较好的。虽然老是在给人说，可还是在演电影。甚至到现在没有人看电影没有人在意电影了，可她们还在折腾，还在演。
我当时听了就感慨万千。我觉得从没有一个人能这样概括地说出我们的处境，这样一种尴尬这样一种痴迷不悟这样一种捉襟见肘的处境。
我说我们，因为我总觉得这次给我出这样一本《潘虹电影表演艺术》的书也好，为我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来帮助我总结从艺16年的历程和每部戏每个角色的形成也好，都不是单纯的我一个人的事，而是我们这一代影人的事。
我们这一代影人是随着新时期电影事业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合起来，就是一部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历史。
我们是幸运的。我们遇上的是一个电影发展的好时期。百废待兴，就有一个特别宽广的天地留给了我们去创造去发展。
我清晰地记得，1979年我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分到上影厂时，就明显地感觉到整个社会对电影的那种关注和人们对它的那种渴求。这对我一个刚成为职业演员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现在想想那种万人空巷争看一部《人到中年》，并且是一遍二遍十数遍地去看的盛况恐怕是再也不会有了。
从这一点来说，即使今天中国电影已走入了低谷，我潘虹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毕竟在我的青春年代里，我付出过也得到过，我努力过也辉煌过。和我们的上一代相比，她们像我们那么年轻时正遇上个“史无前例”；和现在的年轻演员相比，她们又会说机会没有我们好，正遇上电影的不景气。所以，我扪心自问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努力，还有什么资格说演不好戏呢？
陈凯歌说；“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一大群有责任感的人。”我一直很赞赏这句话。我不说我怎么有责任感，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多少还都是有点责任感的。虽然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已不再从影了，但我们毕竟在中国电影的长廊里留下过自己的身影。我们每个人都曾像是一朵花，都有自己最茂盛最辉煌的那一天那一瞬间，并且在这美丽的一刻我们是尽全力舒展开放了自己的。
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今天的痛苦才如此地显而易见。
我一直觉得演员这个职业就跟足球队员似的，一大群人在球场上跑来跑去，就为了争那个球，就为了把那个球踢进球门的时候听看台上的那一声叫好。可忽然看台上没有了观众没有了球迷没有了啦啦队，这球还踢不踢？还一定要踢下去的人一定是对球爱之入骨，而不是对球赛很在意的人。
我们也是。
这些年电影推向了市场，电影和电影观众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果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因为无法适应这种转变，或者无法承受电影滑坡这种巨大的失落感而退却了的话，那么我还在这里面跌打滚爬，这不是我特别的能，只是我稍稍顽强了点。或者说我比她们更脆弱。
夜深人静之际，我总是问自己：我不演电影，我还能干什么，还会干什么？我是个职业演员，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还有点悟性还能干成点事的话，那我在别的方面可能就低能就一事无成。
我不说电影是我的生命，但电影确实是我生命的证明。我一半的年华已交给了它，剩下的一半要我离开它去做别的，我还要问问自己有没有勇气呢。
就说下海经商吧，其实我们这一代演员中好多入，包括我自己，都是一种无奈。那一张张合同一张张定单满足不了我们。生意场不是我们驰骋的战场，那里没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没有我们的梦想。它不属于我们。
可是不做点事又能怎么样呢？坐在家里等剧本，这更惨。至少我是要疯掉的。我承受不了现实的这种要求和压力。
我也试过逃避。拍完《女人·TAXI·女人》，我就逃跑了。去德国，去日本。我想我再也不演戏了。不演又怎样，中国电影又不靠我一个人。
一呆就是一年多，可还是不行，丢不下。
在日本的那些日子，早上踱进厨房喝咖啡，然后看看电视，中午出去上学，有时还去各处旅游。日子是悠闲了，收入也不愁，在黑泽明的摄影所只拍两部广告，报酬就比国内拍几十部片子都多。物质上是满足了，可精神上的失落依旧，甚至更大。
后来想明白了，中国电影是不靠我，可我靠着电影呵。没有它我就是活不好。拍电影就像抽大麻，毁我身体，耗我精力，使我伤神，使我心碎，使我失去我的生活我的婚姻，但我就是有瘾。简直有病！我老说我不正常，因为正常人不是我这种活法的。
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们都这样。
这些天看这本《潘虹电影表演艺术》里面汇集了近二十位影评人的论述，看一篇感动一篇。那天研讨会听他们发言也是的，听一位感动一位。回想当年他们开始写我影评的时候，也不过是人到中年，而今都已两鬓有霜。
我一直是非常看重他们的评论的。这么些年来，他们的评论一直是我业务上的一个参照点，仿佛一把尺子，总是在帮我丈量着我的度。
他们也是始终为电影活着的人。而电影又是这么煎熬着他们。电影的发展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无法以自己的准则以自己理想的目光去规范电影的走向。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那样投入地悉心关注着世界电影、研究着中国电影。在中国电影被解释了又解释之后，他们依旧执著地在那里一篇一篇地阐述着他们的理想。
尽管他们对我在《股疯》中的表演给予了肯定，也对我大幅度的改变戏路重新定位自己塑造自己的勇气给予了赞叹，但他们也说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依然怀旧。
我知道，这一份怀旧，不仅是怀念我以往的形象，也是怀念我们的那一个年代。
我也怀旧。
可我知道，我无法以一个一成不变的形象永立不败之地。不进则退。不创新，不突破，不改变，就无法生存。我们只有适应。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介有时给予演员个人的是一些不够准确的东西。一部片子成功了，就把所有的功劳归于他；一部片子失败了，又把所有的过失归于他。其实一个演员只是一部影片的直接载体，他的成败有很多因素。过去我一直说，演员的成功要靠三个条件，一个好剧本，一个好导演，一个好对手。现在我意识到还要靠一批有素养的观众和一批这样孜孜以求的影评人，做我们坚强的后盾，和我们一起做梦。
有他们在，就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不管怎么样，我潘虹都要咬着牙站起来，坚持下去。也许我不能被今天的时尚今天的观众接受，或只能被部分地接受，但我也还是要用我的真诚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一些让我心安的事。去拍中国的电影，去演中国人想知道的事。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担当。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所追求的光荣，所执著的梦想。
这次来长影，米家山也来了。
单独和他喝了次茶。问他有没有看《股疯》？他倒也老实，就坦白说没有。
他说，报道和评论倒看了不少，影片反倒没看。因为“不敢看，怕失望。”但他又忙着补充，“不过我相信以你的阅历和天赋，肯定能演好。”
他呀，还是这么直率，还是这么孩子气。不过，很男人，是条汉子。
他提议明年我们合作一部片子。他说剧本已组织人在搞了，我准会喜欢的。
我说，你这么自信？
他会心地一笑，说，当然。他还补充说，这对我们是一次新的机会。他说他知道，唯有这样，才有可能。
这话里有话，不止一层意思。
我微笑，不语。
9月10日 星期六
不知为什么，有时候我以为他的血管里不可能流着殷红的热血。
他的性格实属冷血一类，那能把人毁掉的情欲和他无缘，玩乐和麻将都迷不了他的心窍。除了喝酒，喜欢领略体育球赛的乐趣外，就在摄影机前过日子。藏在眼镜背后的那双眼睛里，永远清晰地流露着他的意图和他的思路，让人一望而知。
这执著的冷静是他的主要力量，血气、情感、心灵，对于其他人，都是会引起惶惑的知觉和感觉的要素，但对于他则毫无意义。他的一切激情火花都集中在大脑，集中在他的银幕中的女性形象上。
他，就是谢晋。不管他现在从事着什么，将来还会从事什么，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电影大师的行列。这次在国内接拍第一部电视剧《大上海屋檐下》虽然不是他直接导，但有着他的参与，我就觉得牢靠。都说谢导是最善于发现和调教女演员的。我最初的成功。不是在谢导手里演出来的，但与他的那次合作，让我受益匪浅，难以忘怀。
那一年12月24日，我抖掉了脚上黄浦江畔的尘土，走进飞往纽约的机舱。
在18小时的飞行中，谢导演的背影一直在我的前方。
一排三个座位他一个人坐着，他那双颊微红的脸庞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正发着高烧。他最好是躺下。
偶尔，他也回身冲我们微笑一下，但谁都很难说清楚这微笑的复杂内涵。
谁都知道，我们是由于签证延误了两个月，在这严冬季节，偏偏要去向大自然索取我们影片中所需要的夏天和春天；谁都知道，我们仅仅只有30万美元的外汇，要去远征纽约、洛杉矶、威尼斯，去创举中国大陆电影制作在海外拍摄的“第一个”。在我们的上空，是那巨大而冷漠的苍穹，在我们的下面，是广袤而亲切的大地。也许正是这大地给予了他希望。他慢慢地闭上眼睛。他喜欢在寂静中冥想。
机舱里，摄制组的许多人都用额头抵着椭圆形的舷窗，目光各种各样……依依不舍的，如释重负的，欣喜激动的……我无法揣测所有人此时的心情，但“一定要成功”这个使命和目标，每个人都是一致的。此时，我也紧紧地摸着自己左手链上的小金猪（我的护身符），心里不停地默默念祷，便愿别像太平洋一样渺茫……
他一滴不剩地喝干了他的第三杯茶时，我们已经在空中飞行十多个小时。他的胳膊旁边仍是那本皱皱巴巴的剧本。上面的字迹写得很乱，像是在铅印的文字间爬动着虫子。其颤动的轨迹，甚至不难以让人能识别出，这部分是在汽车上写的，那部分是在飞机上写的。他时而看看剧本，偶而又唱唱低语，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发出欢乐的叹息。突然，他回头冲我大叫了一声：“那首英语歌的录音磁带你带了没有？”
正在昏昏欲睡中的我吓了一大跳。“带了，导演。”我报告式地赶紧回答。他耳朵不好，说话声音特别响，再加上非常地一本正经，有时真令人望而生畏。
他马上意识到可能把我吓着了，立即微笑着又补充了一句：“你想睡了？”
“不，没，没有。”
我掩饰着。因为我知道导演最讨厌演员像只病猫似地老蜷缩在角落里睡觉，“过了今天就不晓得明天”（这是他骂演员最重的话）。
不知甚么时候，我终于睡着了。
醒来时空中小姐正在用中英文广播着“飞机开始下降，请系上安全带”。我赶忙起来，就见椅子扶手上插着一朵鲜花。
一朵正在开放的花朵，它无止境地自我重复着伸展开去，一片叶子接着一片叶子，它每个柔和的红晕颜色都比前一个显得更红。
邻座的人告诉说，“导演送来，你睡着了。”
我抬眼看去，才知导演被空中小姐照顾到头等舱去休息了。这花是头等舱配餐时送给旅客的。
提前得到一枚奖章，我想。奖章是授予有特殊贡献的人，他希望。
估计是半个小时之后，我们踏上了美国大地。脚下倒并无异常感觉，但我心里却充满了莫名的惶惑，一种对异邦文化的陌生，紧紧地追缠着我。其他人有人惊喜，有人欣慰，有人沉醉，也有人困惑……只有他，始终是唯一无动于衷的人。这使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承认，他身上还有一种对冒险的嗜好，他的强大仅仅在于执著。
在机场海关他还开着玩笑，摄制组以他为首走在最前面，海关人员仔细向他询问着在纽约拍摄的周期，纽约的接待团体等，他一一详尽地作着简明的回答。最后问他的是带来作为拍摄费用的美元是多少？他微笑着潇洒地转身而去，压根儿不予答复。对彼岸世界的金钱威胁全然无所谓。他那艺术性的活动型个性超群绝伦，以其特有的优势铸炼着摄制组每个人的意志。
为了艺术能够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利益。我以为这是种气质。这种气质在这关键性时刻也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他享有盛誉；为什么他能够得到社会和人们的尊重。不管怎么样说，此时他充溢着新的、几乎十分虔敬的心情，他在企盼着另一种幸福─—成功。
那种一瞬间的气质，那种会使我疯狂的气质，我知道，我会难以忘怀。他再也没有回身顾望，时隐时现地一直走在我的前方……
一切过去了的都成为美好的回忆，而回忆的美好，又将始终滋润着我鲜活的心，使她年轻，使她纯净。
9月20日 星期二
又是月半，又到中秋。
今夜，没有皓月当空，只有一层氤氲潮湿的雾气，弥漫在天地间。天气不好，云层太过厚重，遮挡了那一轮圆月，也迷朦了本该清朗的月辉。
这样也好。
虽然古往今来，这都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但每年的这轮圆月，又照亮过人世间多少已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的悲欢离合？！照不亮的黑暗，还是不要照亮的好。
宋朝大诗人苏轼尚且要把酒向青天，问一句明月几时有？叹一声月的阴睛圆缺、人的悲欢离合，都是自古难全。更何况，我们。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一句话里有多少美丽的期盼，就有多少残酷的无奈。
每年，这句话都会在邮局被陌生人的手“哒哒”地拍在电报纸上，送到我的手里。
这是我和米家山的约定。
从婚后的第一年起，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会如期收到一份来自对方的电报。电报上，就是这一句亘古不变的祝愿。
对于我们，中秋还不单是中秋。这个日子曾是我们一个特别的节日，结婚纪念日。
多年前的那一天，我们踏上了婚姻的红地毯。在那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在那一轮圆月下，我们曾经相对微笑过。为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理由，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约定一直持续到今天，持续到我们离婚六年后的今天，让它成了一份特殊的纪念，好让我们彼此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欢乐，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悲伤，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决断。
尽管今天当我们这样做着的时候，我们心中涌动的已不是爱情；尽管每年的这一份电报，也许仅仅是一个既定的形式，一种必遵的惯例；也许固执著这样一个承诺的我们，在每一次把诺言变成现实的时候都已不那么由衷。但我们依旧认真，甚至比以往更认真。毕竟，我们曾经是彼此生命里最亲近的人，我们有理由确信，不管我们在昨天有过怎样的伤痛，我们在明天还会有怎样的疏离，今天的我们拥有的已是一段亲情。
一份祝愿的电报。一个问候的电话。这是每年的约定，也是每年两人都想抢在对方前面做的事。我们有我们的孩子气。
今天，我醒得绝早。抢先拨出了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电话的那一端传来米家山惺忪的声音，满是懊恼。他说，这么早，就知道是你。他说他昨晚就想好要早点醒来，先给我挂这个问候电话，可没想到，我还是占了先。
我在电话的这一头莞尔，不语。心里还是有一种特别的满足。
那一段姻缘，已经当断则断。这一份亲情，还是藕断丝连，绵绵延延。
米家山是一个集力量和尊严于一身的男人。过去我这么说，现在我这么说，将来我还会这么说。
本来，一个是演员，一个是美工，我们应该是剧组里最不相关的两个人。可是一部《苦恼人的笑》，给了我一次引起影坛关注的机会，也让我陷入了一段纷飞的流言。
你是在这个时候来看我的。从南京回成都，在上海转车，一共只有四小时的停留，你执意要我到车站来，你说你要见我，一定要见我。
我来了。“你还好吗？”你问我。
“还好。”我回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多的可说。
“那就好。一个人如果一生里注定早晚要摔跟斗的话，那还是摔得越早越好。”你说得简单而平静。我看着你，坦白说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这么仔细看清了你。我知道我已没有什么更多的需要说。不需要申诉，不需要解释，对一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你已经有你的了解，你已经有你的判断。
那一刻，你的出现，像一个骑士。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对于一个从小就失去父亲的庇护，一切都靠自己打点的女孩，一个骑士，一个哪怕只出现一次的骑士，都已足够。我们于是相爱。我们于是结婚。我于是随着你远走他乡，在四川做了八年你的媳妇。
这八年，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八年，是我已经走过的生命里最棒的八年。我可以对任何人都这样的直，言不讳。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为他奉献了一切的好女人。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依然属于男人的社会里，事业完成了男人，男人又塑造了女人。
你就是那个在我背后托着我过了八年的很棒的男人。
记得刚结婚时，你就问过我：你想做什么？我说我要成功。
要成功，一个女孩子的野心，一个如此宽泛的命题。你认同了。
为了这一个认同，为了我们能有更多的对话空间，为了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审视我的表演，并帮助我提高，你毅然放弃原来的专业，去北京进修了两年的导演专业。
杜十娘、陆文婷、曾树生、婉容、徐丽莎，我在银幕上塑了一个又一个被人们誉为成功的形象。但人们不知道，这些剧本的选定，这些角色的塑造，是在你的直接参与和鼓励下完成的。你为我付出了很多，但我想，你值。这八年，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一个极安全的小窝，这是任何人，无论父母，无论朋友，都无法给予我的。
尽管结婚八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只有三百八十天；尽管我一直希望我的丈夫能像父亲能像兄长，娇宠我，呵护我，牵着我的手，带我走过这条人生路，而你的任性你的孩子气，却使我几乎反过来做了你八年的母亲；尽管当我像一只燕子那样衔泥和血把一个窝垒到满意时，家，却在你不经意的游戏间，破碎了。但我还是要为这八年的种种经历感谢你。最后这样的分手，我不是太狠心，我只是太骄傲。
你说我不给你退路。我没有给你退路，因为我也没有给过自己退路。我一直希望我的名字下面是一个清清白白的人生。我不希望任何牵绊不清的事和我的名字纠缠在一起。我珍惜我的名誉，也珍惜你的名誉，一如我珍惜我们曾有的爱情，我们曾有的家庭。
我真的可以理解你，可我无法谅解你。我不说宽容。宽容这个词用不到我俩的关系上。既然爱了，就要共同承受种种的发生。不能承受时，就只有分手。
这就是我们。
我们分手了。但分手并不意味着从此就一定要成陌路。
你仍然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曾经有过的共同生活，使我们拥有了一份特别的默契。面对纷繁的世事，我们依旧相互扶持、相互关怀着。
离婚六年来，我每次接新片，还会打长途给你，听听你的意见。包括现在做时装了，也觉得当年在色彩、构图等方面从你这儿受益匪浅。
对于我，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会是，我最信赖最可靠的朋友。我一直希望，每当我们回首互望的时候，我们都能彼此给予一个微笑，成为彼此再度前行的信心和力量。我们都明白，在这个大社会面前，家庭和个人都不过是极小极小的单元。当我们已打破自己的小单元，完全地投入了这个大社会后，回头已难。
可是，也许要等到我们都走过了很多很远的路，等到我们都老了，等到我们已无力独自驾着一方生命的小舟，在生活的海洋里搏击的时候，我们还会再度靠近，携手走过最后一段人生。
那时，又将是怎样的一幅黄昏风景呵。
10月12日 星期三
说起来真是好笑，离婚都六年了，可是每次被采访几乎都会被问到米家山。说实在，有时候心里挺烦的，冲动的时候觉得不如去写本《结婚八年间》，来个恋爱、婚姻、离婚大曝光，再有人问起这事就人手一册地发一本，可以免了费好多无谓的口舌。
当然这是件不现实的事。事实上，我猜想即便我这样做了，还是有人更愿意亲耳听我谈我的情感生活，还是有人会在见面时或拐弯抹角或直奔主题地问我：米家山最近有没有来过电话？你们现在的关系怎么样，诸如此类的问题。
倒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出于好奇，只是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一个独身女人，不管她在她所从事的事业上达到了怎样的一个高度，她拥有怎样完整的一份生活，她总是一个不完整的人。这是社会对女人甚至是对人的定位，我们不能免俗。于是人们总是对她和另外一个男人的生活、关系更感兴趣，而不是关注着她本人。
当然我也明白那些好心的人们，包括我的母亲、我的一些老师辈的长者，还有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乃至影迷们，他们希望我幸福，担忧着我的孤独。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觉得人一定是要有伴的。于是就有了三年前那场从朋友圈到传媒到大众几乎联手“包办”我和H恋情的热情。幸好还只是打算“包办”恋情而不是婚姻。
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对孤独的定位是多么的片面。好像一个人就是孤独，两个人就一定不是。设想一下，假如在一对男女之间，你说的话，他听不懂；他说的话，你又不感兴趣，这样无法交流的两个人难道就不孤独了？我想这是比我一个人的孤独更可怕的孤独，它是双倍的，有时还是无法解脱的痛苦。在文学作品里，在现实生活里，我曾经看到过多少优秀的人在这样的痛苦里挣扎，甚至被毁。
一个人的孤独最多是寂寞失落，而两个人的孤独却可能是灾难。
我并不想唱高调说我一个人过得很好很充实，这太不真实。这是自欺欺人，这是撒谎。事实上我可以坦率地承认，独身六年来，那种孤独感和失落感是与日俱增的，是常常无以排遣的。我只是努力在适应它，而我也知道，我永远也适应不了。
只是，作为从两人世界里走出来的我，再要走回去，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轻松的事。尤其我决不会为了摆脱一个人的孤独而匆忙地走回那个我走出来的世界。
坦白讲我在情感上是一个脆弱的女人，我是害怕孤独的。人嘛，毕竟是一种群居动物，要合群的。我们可以夸口说不怕贫困，不怕年老，不怕疾病，甚至不怕死亡，但我们都怕孤独。要不我们就不会总在期盼有人与我们共鸣，要不我们就不会总是渴望别人的理解，要不世界也就不会是今天这种模样。
有位哲人说，甘愿和孤独结伴的，不是神，就是兽。我们两者都不是，我们只是人。可实际上，人也都是孤独的。从我们诞生的那一天起，孤独就开始伴随我们了。哪一个人不是赤条条的一个人孤单地来，又赤条条的一个人孤单地走呢？在生命开始和结束的关键时刻，我们又能与谁结伴同行？没有。只有自己。
六年的独身生活，使我深刻地领悟到，生命的实质就是孤独的。于是，如何来面对生命中每一天的孤独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我想，人是害怕孤独的，人也难得有孤独，有时候人还应该去寻找一些属于自己的孤独。
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要挤进一些表面看来十分熟闹繁华的事情里去，实在是太容易了，特别像我这样从事娱乐业的人，就更是容易。而纯粹的孤独，那种可以让人思考、叫人沉静、使人升华的孤独却真的十分难得。
就一个人而言，这样的孤独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教养。它使人认识自己，纯净自己，坚强自己。
我会经常提醒自己，走出那种哀怨的琐碎的孤独，而珍惜这样的孤独。
10月26日 星期三
又到深秋，冬季的严寒还在遥远的北方徘徊，秋日的气氛中氤氲着的上海格外地显出美态来。
对于秋天，我有种很特殊的情愫。我喜欢属于秋天的那种金色，阳光从茂密的树叶里透出来，撕碎般地洒在灰色的马路上，洒在行人亮丽的衣服上，那种美丽掺杂了日薄西山的悲凉。可我就是喜欢这种无以言传的氛围。
记得小学的那个同桌男孩即将赴美，向我道别的时候，我黯然地自叹：“在国内，我又少了一个朋友。”他立即纠正道：“在国外，你又多了一个朋友，潘虹。”后来有人打趣道，我就是属于那种悲剧意识很浓的人，而那男同学的话，多少能证明他达观的人生态度。
我真的从骨子里充满了悲剧色彩吗？这么多年的经历，我不想否定，毕竟，我的孤独、我的无奈、我的焦虑、我的独身生涯都隐藏着我对世事变幻，人心无常的感叹。所以，我的情感才会和陆文婷、杜十娘、曾树生、徐丽莎、婉容、李彤如此沟通。
从电影厂归来，闲着没事，便想到东方商厦转转。东方商厦的花饰架上，金色的向日葵美丽地绽放。迫不及待地请导购小姐帮助插一束，可惜那小姐的插花水准实在不敢恭维，直到边上的小男孩帮忙，才使这束绢制的向日葵显得漂亮起来。
在大自然的花卉中，我最爱的是向日葵，这金黄色的色彩和永远迎着太阳的属性让我怆然，看着它，我想到梵高，割去耳朵为艺术发疯、为画而死的梵高。我的心目中，向日葵这层浓烈的瑰丽是以生命作代价的。对于花，我向来不挑剔它的真假，假如说鲜花是生命真实意义上的存在，那么绢花又何尝不是钦羡生命后的复制呢？还有干花，也许能称得上是生命状态的浓缩了。
在我的家中，它们各自以自己的姿态展现，它们是和谐有序的一个家庭，这使我从另一个层次上懂得宽容。
捧着那束向日葵回家的时候，天上飘下了毛毛细雨，今冬的雨老也下不大，总是这样密密匝匝，文静地下着，我索性在雨中散起步来，我还很小的时候，便有过与恋人在细雨蒙蒙、长着茂密大树的马路上散步的幻想，然而现实与幻想的距离就是用我的独身一人来丈量。
于是爱开着灯一个人听听音乐、看看书，抑或与朋友聊天，与其说这是有意地制造黄昏的意境，还不如说怕够了孤独。
曾在一本书上看见过“享受孤独”的提法，想必那个人从未孤独过，所以才把孤独想得如此诗意。
11月4日 星期五
对于别人，这只是一个极平常的有阳光的日子，和昨天、和明天都没有什么区别。对于我，它就是一个很特别很个人的日子，一个只属于我的日子，我的生日。
中国人是一向看重生日的。因为那是一个别人可以与你分享却无法与你同庆的你的节日，只属于你。
往年我的生日都是在朋友们那里度过的，特别是我一个人生活以后，这一天更是朋友们格外在意，甚至是格外刻意的一天。朋友们轮流替我操办，总是大包大揽地说：你别管，我们来。他们是用心良苦，我知道，也感激。
他们是用他们的热情温暖我，用他们的友谊抖落我无处依傍的孤单和我寂寞的冷落。每每这时我便觉得我是个很幸福也很幸运的女人，因为我被宠爱着也被在意着。
这一份宠爱与在意和一般人能给予我的还不同。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他们的关注，使我觉得生活在他们中间特别真实，特别满足。世界是如此之大，可真正让我们有切肤之感的不就是身边的这些人身边的这些事吗？！
今天起了个大早，仍然赶去陕南村拍《大上海屋檐下》的戏，过两天就要去长沙参加金鸡、百花奖的颁奖，这边的戏不能拖，赶着多拍掉些。虽然在剧组里我什么也没说，但熟悉的朋友们依然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场夜戏一直拍到晚上十一点，大家就楞是饿到十一点，都说要陪我过生日，要和我一起吃这一顿生日的晚餐。深夜十一点的贵都，小厅里灯火辉煌。除了剧组成员，还有一些在上海的好友也都赶来参加我的生日PARTY。我连扮朱素琴的妆都没来得及卸就接受了朋友们的祝福。一束鲜花，一只大蛋糕，一个长毛绒的兔宝宝，还有一句永远的“潘虹，祝你生日快乐1”
没有什么华丽的词句，也没有什么夸张的表白，但每年朋友们给予我的这份不变的友情，总是让我感慨不已。我总是觉得如果命运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愿意拥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生活。
我总爱说“亲情是不可变的，友情我是要牢牢抓住的。”如果失去了这份情感，我会觉得这比我失去事业更为可怕，更为失落。
多少次，当我面对掌声面对鲜花，当我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目光从众人头上掠过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太多的充实。这一切是属于我的，可又好像并不完全属于我。名利、荣誉，它们离我是如此的触手可及，又是如此的遥远。可亲人、朋友的在意是不同的。当他们向我举杯的时候，当他们祝福我的时候，甚至当他们只是用一张贺卡一个电话向我道一声快乐的时候，我都能无比真切地感觉到我被爱包围着，活得充实。我知道今晚很多人都是放下手边的事，挤出时间特意赶来的。知道我最喜欢长毛绒玩具，他们就特意挑了这个可爱的兔宝宝送我。当他们把它递给我的时候，他们说：你是我们大家的宝宝。
这一瞬我真觉得我没有白活一场。也许这话在旁人听来不免有些牵强，但他们说得是如此由衷。我懂，他们是在告诉我：你不是希望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吗？别失望，我们都爱你。
这份在意这份爱护，使我觉得我一下子有了很多的理由来祝福自己，我没有理由不爱护自己不在意自己，更没有理由不活好我的这份生活。因为我相信就像他们对我是重要的一样，我对他们也是重要的。我的好与坏不仅影响着自己，也影响着别人。为了所有爱护我的人，我必须活好。
PARTY一直开到凌晨二点才结束。朋友们不让我回我一个人的家，他们不要我今夜孤单。他们把我带回了邮电部的招待所，那是我们剧组下榻的地方。他们说我们所有的人陪你度过今夜。
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那个生日。那是我离婚后的第一个生日，也是唯一的我一个人过的一个生日，像所有的旅人那样，在一家旅店里我一个人度过了属于我一个人的节日。
我知道，像以往一样，朋友们一定在找我，过生日了，潘虹在哪里？尤其是这一个生日他们更是如此。可我既没选择上海也没选择成都，而是飞到了北京，在京伦饭店为我自己要了一间标准客房。我之所以选择了一家旅店而不是一群朋友，因为我觉得那一天少一点热闹，品尝一次孤独，对我是十分重要的。
旅店是一个非常公平的环境。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事在这世界上忙忙碌碌，来来去去。没有人知道我，也许有人认出了我，却并不在意，我与他们的生活无关。
没有人知道这是我的生日，没有祝福，没有问候，我只有一个人自己为自己庆祝。我倘佯在北京深秋的街头，出入各种商场，为自己挑选中意的礼物，送给自己。
我选择这一天告诉自己，从此别再期待别人的牵挂别人的呵护，从此必须自己面对生活，必须独立，必须坚强。这种感觉真好，它让我再一次知道，我就是我，要对得起自己，要珍惜自己，要为自己活着。
此刻当整个招待所都安静下来，当朋友们一一睡熟，我告诫自己，生日是会过去的，而每一个日子仍是要自己去面对的。友情使我的生活充满阳光和温暖，而自己却是我生存的基点，两者不可缺一。
每一年的生日，对我不仅是一个可以庆贺的自己的节日，也是我鼓励自己勇敢地面对新的一年的开始。
对于行将不惑的我来说，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怀着一点少女的虚荣、一点寻觅更大的天地展现自己的渴望而报考戏剧学院的小女孩了，演过《人到中年》的我，已逐渐告别青年，走向中年。但我并无恐慌。我不认为一个女人最好的是在于年轻，相反我认为最好的正在到来。年龄对我意味着成熟，意味着经历过，而经历正是最好的财富。
岁月使我成熟了。
今夜，我生命的年轮又开始起笔画新的一圈，我对于给予我生命的上苍充满感激。我不敢祈福很多，也不敢奢望今后的人生就是一路坦途一帆风顺，我只求，心安，只求健康，只求能努力做好我想做的事，一个演员，一个女人。
11月8日 星期二
记得去年岁末，我曾为《文汇电影时报》的读者写过这样一句话：“我选择范莉，仅仅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深厚的交代。”
今天在长沙，站在金鸡、百花奖的颁奖台上，我又一次想到了这句话。
被评为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这是我来长沙前就知道了的。因为这是观众投票的，结果在颁奖前早就统计出来了。
可同时得到了金鸡奖的最佳女演员奖，却着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专家投票，当场揭晓的奖。保密工作做得极好，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就在前两天，知道我能得百花奖后，赛曾在长途里问我，有没有可能再得金鸡奖？我当时就说，恐怕不太可能。因为没有先例。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奢望过，我可以因为一部电影，因为饰演一个角色，而同时获得金鸡、百花双奖。
可事实是一个我以为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真的觉得非常幸运。这是命运的厚爱。
坦白说，这一次的得双奖，对我意义非同寻常。毕竟这是我从影十六年的第一次。尤其是得百花奖。尽管我曾有幸两度喜抱“金鸡”，却一直无缘折桂“百花”。而这一次，当我抛开了驾轻就熟的旧戏路，几乎是全盘否定了自己，又重新定位了自己后，我却得到了。不是一个奖，而是两个奖。
我一直说我是不太注重结果，只在意过程的人，奖不奖的，都无所谓。但这一次，我在意。
我在意，因为恰恰是在今夫，在中国电影似乎特别不景气，人们似乎特别不需要电影的今天，我终于演了一部能让观众重新走回影院的电影。如果说我有哪一点可以自豪的话，那么也就是这一点了。
其实，自从《人到中年》引起社会的巨大共鸣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人生的下一个高潮会在哪里？我一直再想演一部十分大众的戏，好让每一个去看的人都觉得那就是他们。而我也就会满足在又一次的与他们一起哭泣一起欢乐的认同中。
但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时代的变换，我又已不满足只塑造陆文婷这类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好女人”的形象。我更希望塑造一系列神采各异的中国女性，并带着她们走向世界。尤其希望塑造一些有自主意识的奋斗型的中年女子，这样可以多融进一些我自己的东西。
今天可以说是梦想成了现实。《股疯》这样的一个尝试，能成功，能重新唤起大众对电影的关注，也确实可以说是我对我所从事的这一份事业的一个小小的交代了。
今夜，当所有人都在向我道贺的时候，我却格外地思念着一个人，那就是赛。这个愿意为我分担生命中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挫折，所有的不幸，而又愿意给予我全部自由的男人。严格地说，没有赛，就没有《股疯》，也没有这些接踵而来的荣誉，也就没有今天我站在领奖台上的光彩夺目，更不会有我这一次小小的人生高潮。
两年前，接连两部影片的不受好评，给我的压力很大。虽然米家山一再开导我这是整个中国电影的不景气的直接后果，整个电影都在走人低谷，怎么可能有一个演员特别辉煌？他说，这是电影的悲剧，不是演员的悲剧。
我认同了他的观点，可我又觉得无力改变现实。我于是出国休假。
我去了德国，又去了日本。按我当时的想法，我是不想回来了，起码，在中国电影的现状没有起色之前，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赛，你陪我去了德国，又陪我去了日本。但你要我回国，要我回来继续做电影。你的观点很明确很简单：状态不好，想休假休息调整，OK，你可以。但想就此躺倒，混过后半生，不行。
是你坚持不懈地追着我问：你在期待什么？
没有期待。我的回答真无奈。 这样不行。你得有进取心。你真固执。
太抽象了，赛。太抽象了。我不能。我拒绝你，很不以为然。
你不再劝我什么。你转身走了。
你回了香港。你找到了艺能电影投资公司。
人家说，潘虹，我们知道，我们愿意请她来香港拍戏。
可你说，不。潘虹要拍国内的戏，请你们为她拍一部戏。你是如此地懂我。
你说服了他们。你把他们带到了日本，带到我的面前。
你们给我的信息是，无论我想做什么，你们都会帮我。你们甚至打算好我可能的输。
我当时的感觉，已远远超出了感动两个字。这样的机会，对一个演员来说，只是可遇而不可求。我不能拒绝。我无法抗拒你带给我的机遇的如此巨大的诱惑，也无法抗拒我内心深处的电影的召唤。
于是便开始写大纲，报批，找编剧，看本子，下生活，直到确立剧组，开机拍摄。我一头扑进了《股疯》里。而你却悄然隐退。你依旧关心着我的每一个进展，却一点也不干涉我每一步的具体操作。
这就是你。给了我关键的第一动力，却又放手让我去做的你。一个不琐碎，不张扬，不会老是刻意去显示自己有多么多么的能，多么多么的了不起的男人，却是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男人，一个大气的男人。
正是因为你的这份大气，使得我在你面前活得特别放松，特别没有负担。我在你这里几乎得到了一切。父亲般的庇护，兄长般的扶持，情人的关注和溺爱。而我却一直告诉你我不可能给你一个回报。
你知道我现在对婚姻的感觉，也知道我是个太重感情的女人，所以要完全修复我破碎的内心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一直说，我已经从两个人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并不想就这样走回去。我不想结婚，却太想能有一个强有力的男人，在我的身后，托我一下，帮我一把。
你说你愿意。你反过来宽慰我说，只要我们在一起，形式是不重要的。相爱就已是永久。
赛，你为我的付出，我都明了。
你一直说你很欣赏我和米家山处理我们感情我们婚姻的方式，你为我们现在依然拥有的彼此间相互关心、相互体贴的这样一份深厚的亲情而感动。殊不知，我也一直为你的宽容和大气而感动。
你的这些素质，使得我可以对着你大谈特谈我的以往，大谈和米家山的感情故事，而不必担心你会有什么误解。
第一次介绍你和米家山认识是在北京的王朝饭店，因为彼此有项目可以合作。结果你们就成了好朋友。现在因为你们之间业务上的事，你往成都跑的频率比我多得多，见他的次数也比我多得多。
有人说我能，居然把两个男人都拉到了一起。事实上，不是我能，而是你们这两个男人都太优秀。
赛，你也有你的原则，并不是一味地迁就着我。在我经商这件事上，我们的分歧就很大。你一直说，那不是我搞的事。你说如果我觉得没有可搞的事，我可以休假，可以去看世界，去看懂我究竟要搞什么。
为这事，我几乎在七月里同你分手。因为我觉得我们早已过了手里捏着大把的时间，可以相互吵架、争执、别扭，一直磨合到相互适应的年龄。与其别扭、不如分手。感情的空白总好过感情的痛苦。
可你不接受。在这件事上，你一定要管我，一再地要我认识自己的素质，认识自己究竟该干什么。
现在几个月做下来，想想你的话是有道理的。这次回上海，我会有些新的安排。在这件事上，看来是要我向你投降了。
赛的长途挂进来了。他说看了电视转播，已经知道我得了双奖。
终于得到了。他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他紧接着又说：一年得了五个奖，又同时得了金鸡、百花奖，是前无古人，又暂无来者。你要自己做来者，再寻求新的突破。
赛说，我们还有一个高峰要去攀登——奥斯卡！
赛，你又一次说中了我的心思。
对于我们，默契就意味着全部，形式都不重要。
相爱，就是永久。你说的，我记住了。
11月17日 星期四
作为特邀的嘉宾去参加第五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颁奖晚会，我照例穿一袭黑色的晚礼服，从旋转的白玉兰中走出，和美国电视艺术和科学学院执行院长詹姆斯·洛珀一起揭晓最佳电视剧奖。
这样的时刻总是演艺界朋友们大聚会的好时机。影人们从天南海北赶来，难得相会，见面总是亲切。因为刚得了金鸡、百花的双奖，新朋老友见了我总免不了道声贺。只有Y特别。一迭声的恭喜恭喜之后，他指着我摇头：潘虹，又穿黑色。我一笑，不回答。
的确，在对衣服色彩的选择上，黑色一直是我所钟爱的。虽然，现在我顶着一个服装厂总经理、法人代表的名义，也算是个做时装的人，但我的衣柜里依然少有鲜艳亮丽的服饰。
我喜欢简洁的样式，素净的色彩，尤其是黑和白。我喜欢白色的清纯，黑色的庄重。我总觉得那些色彩缤纷、披金挂银、装饰繁琐的服装太戏剧、太夸张、太明星化，令人难以接受。
我一直希望不要让人们一眼就从我的服饰上判断出我的职业，只要感觉我是一个职业妇女就好。
职业妇女，我觉得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其实演员不也就是一份职业么，和世界上千千万万份职业一样，有的人适合，有的人不适合，适合的人留下了，不适合的就被淘汰了。然后，机遇、天赋、勤奋等等加在一起，留下的人中有的人就成了，出名了。只是这个职业和其它职业的不同在于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总是被太多的人关注着。
作为一个女演员，我清晰地知道，我的外貌、我的职业、乃至我的出名，既会给我带来荣誉，也会给我带来非议。
作为一个所谓的名人，人们会把你看得很高；作为一个女性演员，人们又会把你看低，很少有人能很平等地看待集这两者于一身的人。在常人的眼里，似乎一个女性只要做了演员，她就必定是轻佻的，否则，她就无法演戏，无法成功。可我想说我不是的。我于是选择了黑色。选择了它的庄重，选择了它的得体，也选择了它的普通。
当我每一次穿着一袭庄重、得体而又普通的黑色走人人群时，我就特别真实地感觉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用我选择的黑色告诉所有的人，我既不是高贵的也不是轻佻的，我只是和所有人一样，靠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去换取成功，努力做着一份工作的普通的职业女性。
也许也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会执意要在演戏之外再做些经营上的事。除了一再对外宣称的：做点实业是想通过经营这种方式，更多地接触生活，更好地了解社会，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这样一些理由外，内心深处其实也是很想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除了演戏做演员外，也还能做点别的。
不过时至今日，我越来越觉得经商是一件比做电影更难的事。它需要特别好强的心理素质，特别充沛的精力，特别灵活的头脑。
一个总经理，一个法人代表，就是一家企业的大家长，不是那么好当的。所有的人都那么依赖你，而真的要做到让所有的人都今天过得比昨天好，明天又过得比今天好，是很难的，是要晚上睡不着觉的。而且你还得比所有的人都坚强，不管面对什么问题，你都必须镇定自若。因为你是大家长，你要对企业负责。你是最后的那堵墙，谁都可以倒，只有你不可以倒。
我觉得真累。
有时想想真庆幸，幸亏选择做的是时装。一来时装毕竟还是我一直喜欢的，二来时装到底还是属于女人的东西。西方人常认为女人天生就是艺术品。于是属于女人的时装好歹也算是和艺术沾了边的。所以我会在接受采访时，对香港的记者说：把时装生意当另一门艺术做。只可惜我喜欢经营的时装和我所钟爱的艺术一样，都不太能为中国的大众所接受。
式样简洁，裁剪精致，用料讲究，货真价实。这是我所喜爱的时装的标准。可这样的时装，乍一眼没什么花哨的，价格却不低。这和大众的消费眼光、消费水准都有距离，缺乏市场。
唉，怎么办呢？我也困惑。
11月18日 星期五
收到一份请柬。是一个在朋友的沙龙里只见过两面的女士要开摄影作品展。
这个女士张扬而不宁静，就像她的作品，斑斓却失之凝重，人和照片都缺少一种气韵。
晚上，朋友来电，叮嘱我去“影展”，便问，如此平平的作品何以能展？回答是：她的先生开了间公司，赚了大钱，搞个“展”什么的，还不是小事一桩。嗨！这年头，难怪人人都去“拜金”，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金钱可真是灵得很。
又想起胡健老师，想起胡健老师送我的摄影作品《卖柚子的小女孩》。那种视觉的冲击力，让人一想起来就不能平静。清晰的形象，丰富的影调，熔情铸意的画面给人带来的是审美的享受。
可胡健老师要为自己开作品展，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真正开成实属不易。
在摄影展前，整理自己的照片时，胡健老师总是一脸的遗憾和不安，总是说，这张构图再简洁些，那张光再柔点，就好了。这种追求极致的精神，让人感动。
今晚有点时间，给他写封信，说说自己看《卖柚子的小女孩》之后的感觉。
胡健老师：你好！
一直想给你写信，可总是忙，今晚，有空，又有宁静的心情，拧亮桌灯，就着柔和的桔黄色的灯，给你写写我眼中的你和你的《卖柚子的小女孩》。
我的眼前时常浮现着你给我的摄影作品：《卖柚子的小女孩》。
面对这幅作品，我由衷地想对你说，我好喜欢这个女孩子。《卖柚子的小女孩》在你的眼睛里，她是如此可爱、聪明、善良、美丽。除此之外，她又是如此不幸、孤独。她的孤独不仅引起了你的注意，而且震动了你的想像力，亦使你立刻激动起来。你这幅作品的核心是爱，但这是温顺的爱、幻想的爱、不幸的爱。这女孩子那一双对世界充满了爱心与信任的大眼睛，让我好久都不忍回过头去。
爱，意味着以整个身心来同情别人的苦难。但有时，爱又意味着折磨自己，制造痛苦。而这些都是你心灵高贵的标志，你真正的豁达与超然。
如果说你确曾感到自慰的话，那也不是在你摄影展获得认同赞誉的这一段令人激动和喜悦的日子，而是在你尚未发表，也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你的作品的时候。因为作品给予你的首先是磨难，之后才是享受。我想。
就你本人的气质来说，你终生追求最高的精神需求。同时，你又是个浪漫的醉梦者，你的快乐与陶醉是无穷无尽的。强烈的新印象、奔放的幻想使你心醉神迷。你渴望创作，酷爱摄影、自由，一种不可遏止的愿望支配了你。
你把梦，把向往，把期待，把祝愿，把苦难，把忧虑，把人间的一切凝成纯洁博大的爱；溶进这路，这山，这树，这河，这建筑，这个小女孩……我知道，无论地球的哪一个切点或经纬的哪一个坐标上都站立着你的艺术。
生命不是虚空，它如同厚重的大地一般的真实而具体。因此，你在执著的时候执著，沉迷的时候沉迷，清醒的时候清醒。按理讲，我该为你高兴。但我仍在你的快乐中，读出你的苍凉。哦，这不只是你的苍凉，而是所有智慧者的苍凉。
胡健老师，你用生命的爱，宣布了自己的价值。我便用笔蘸着真诚，写下对你的敬意。
天渐渐凉了，望老师保重。
顺颂
瑞安！
12月7日 星期三
出差经过五台山山麓，下榻处遇到三位素衣的佛家师傅。她们见我眼熟，而我看见她们似乎也能激起一种特殊的情愫，便因彼此的好感攀谈起来。
交谈中才知道她们是来自台湾的女出家人，两位年长的女住持侃侃而谈，却心静自若，说她们年长，其实也不过二十来岁，却有一种与尘世隔绝的山岚之气，再嘈杂的环境，她们始终毫不影响，说着她们要说的话，做着她们该做的事——也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出世吧。
对于佛，我并不觉得遥远，以前总感到多少有些遥相呼应，凡到佛门胜地，烧一炷高香是必然的，直到1990年，我便正式天天烧香了。
早晨，漱洗干净，在我供奉的观世音像前，闭目静思，点上一支香，为一天的平安、健康而祈祷。
以前总以为佛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其实不然，佛只是心中的一片胜地，是心中的一点寄托。
我曾经想到峨嵋山上去入戒，因为各种意外的原因，终究没能去成，总觉得是种遗憾，我想入戒，这个神圣的仪式会让我感到佛与我的呼应，我也真能就此成为佛门弟子了。
年初，曾到玉佛寺烧香，如今，不求功名利禄，只求往后的日子，佛能保佑我平安、健康，也许是年龄的成熟，也许是信佛的缘故，对一切的功利皆看淡，人世间，还有什么比平安、健康更让人感到安稳呢？
我没有机会上五台山，在日后排好的旅程中匆匆太匆匆，一天也耽搁不了，那三位女住持还是要去完成她们的事业。寒风凛冽，山上一定很冷，借着下午的空隙，我为她们买来了厚厚的羊毛袜，我只是想，初来乍到大陆，她们并不熟悉大陆各地变幻莫测的气候，但愿羊毛袜能为她们暖暖那双脚。
女住持感激地回赠我一串佛珠，亲自为我戴在手上，并认真地告诉我，这是串开过光的佛珠，我珍惜无比。
唯愿今后的人生因着佛缘而远离苦难，远离孤独，唯愿一片香心使我的生活充满爱，充满快乐。
12月15日 星期四
下午，在服装厂的转包合同上签了字，心里一阵轻松。
以后三年，一切管理、经营上的事都全权交给了这位承包人，这位常务副总经理。而我这位总经理只保留了人事权，说到底就是管他一个人。好，继续合作；不好，另请高明。真是解脱。
说给朋友们听，都不信。
从原来的副总经理变为总经理、法人代表，我接手这个厂不过是今年五月里的事，转眼不过半年，我又甩手把它转包了出去。有的人感慨：到底是女人，想干就干，说不想干了就不干了，真是轻松自由。也有的笑我，当初就说你不合适，劝你别做，不信，偏要做，现在总算有结果了。
我笑笑。我不想辩解。这半年多来的甜酸苦辣，真是只有自己才最知道。
每天都在疲惫中付出。总是在操心面料的价格、关税、美元的上下和人民币的比值，有时看报表简直能急疯。每天八小时，大脑总是绷得紧紧的。晚上还常常要陪客户吃饭应酬谈生意。总是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的，回到家，除了睡觉，什么都不想。
我承认我是不适合干经商这一行的，完全是在操作一件自己很不在行的事嘛。
俗话说：做熟不做生，是极有道理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指望自己在任何行业里都做到出类拔萃。想当初赛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是为电影而生的女人，只属于电影。经营的事，涉猎一下，无妨；正儿八经投入地去做，不行。可我不理他，还几乎为对这事的看法不同而和他了断情缘。说是从此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
半年过去了，我不得不承认，赛是对的。这倒不仅是经营这件事太陌生，做得太吃力，更重要的是毫无兴奋点。
说起来在北京、上海、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南京等地也陆陆续续开出了近20家“潘虹时装系列精品连锁店”，光在上海就有七个专柜，专卖我们“蒂娜尔”品牌的服饰，在豫园商城里还有个“潘虹精品屋”也算是有点实力了。可我就是兴奋不起来。且不说由于缺乏相应的消费市场，生意做得很艰苦，就算一帆风顺，就算大把大把地赚了钱，又怎么样呢？赚就赚了呗，没有任何成就感。
这和拍电影完全不同。角色塑造得成功，获得大众的首肯，我会喜悦；塑造得不成功，我也未必就失落。像《独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尽管有那么多的批评，可我依然有成就感。至少我觉得我始终被大家关注着，更何况，在塑造这两个角色的时候我始终是兴奋的，是全身心投人的。
赛说，觉得不合适，做得太累，就不做，不要勉强自己。
我想他是对的。商场上需要的是绝对的理性，像我这样情绪化的人，是不行的。这和我做一个电影演员有太大的距离，绝对矛盾。我自忖没本事一边做个优秀的演员，一边又做个忙忙碌碌的大商人。
老实说，现在我真的很佩服那些企业家，甚至比尊重我的同行还要尊重他们。我常说，在今天的中国，最出类拔萃的群体恐怕就是这些优秀的企业家了。作为企业的经营者，他自身素养的好坏，决定了他这个企业的成败。没有足够的文化修养、准确的精神定位、稳定的心理素质、丰富的社会经验、超越常人的头脑，是做不成一个优秀的管理者的，也经营不好企业。
不是每一个靠点名气从银行借了点钱出来的人都可以做企业家的。至少我不行。从银行借钱可以，但借完了，那么高的利息背在身上怎么还？借来的钱又怎么用才有利润？都是要考虑的，哪能随随便便。我自忖我是个输不起甚至也赢不起的人。亏了要着急；赚多了要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件事还是放弃的好。
放弃也是一种选择。什么是可为的，什么是不可为的，人要有所选择，也要舍得放弃。选择做自己适合做的事，放弃自己不适合做的事。
对这件事，我选择了放弃。不过我也不为当初的决定后悔。我一直觉得，人多做一份职业就多活了一辈子，不妨多尝试尝试。当初要不接，我现在一定后悔，后悔自己没试一次。现在试过了，成与不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试的这个过程。
服装厂我是承包出去了，但广告公司的事我还是要自己管。毕竟做广告和影视的相通点比较多，它是经营和艺术比较好的结合。特别是做影视广告，在拍摄的过程中，我不仅是演员，还兼做导演，甚至编剧。每一个广告创意都自己来写。我想，这是种极好的锻炼。一个好的广告片不仅是推出一个产品，也是推出一个故事。和电影不同的是，电影说一个故事要花1小时45分钟，而一个广告只有15—30秒。我自问我还不能去完整地驾驭一部电影，但可以从写广告创意开始一直到导到演，比较完整地做一1个广告片，这很过瘾。
在这件事上，我还是要努力做到称职的。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的声誉我的努力确实能为霞飞的企业形象起到积极的推广作用，给企业带来效益的话，那我也就心安了。想想真怪，也许是对霞飞投入比较早的关系，现在和它们的合作总归不像纯商业性的合作那么冷冰冰的，倒好像变成了一件自己份内的事。
其实人生最大的快乐，就在于做自己有兴趣和热爱的事。只要做的时候做得认真、做得努力，就是对得起自己了。
12月18日 星期日
收到表姐寄自加拿大的包裹，全是过圣诞节的东西。有挂在门上的圣诞环，有吊在圣诞树上的各种各样的小挂件，还有四份圣诞礼物，个个包装精美。
在附寄的信里，表姐说：寄你的每一样东西都和这边家里用来装饰圣诞的东西一模一样，就连我们和儿女互赠的礼物，也都人人给你多备了一份。这件事，在我们家里已越做越习惯了。孩子们都不需要提醒，从小到大，他们早就明白，他们的妈妈是要和他们的容容阿姨分享一切的。所以凡是送妈妈的礼物，也一定要给他们的容容阿姨备一份。
可就是这样表姐还是在信里遗憾，“今年家里买的那棵雪松特别漂亮，可惜不能寄一棵和它一样的给你。”
坐在地毯上读信，读到这一句，不禁“哗”地笑出了声。
哎，表姐啊，真是可爱。
什么东西都一定是一人一份。坚持了二十多年，表姐始终一如既往。仿佛是前世欠了我的，今生一定要这样来还，心里才公平。
可其实，有谁想得到，这一切都不过是起源于那一个我还没来得及吃掉的苹果啊。
五岁那年，外婆带我去舅舅家玩。舅舅拿了两个红红的苹果给我，算是对我这个小客人的招待。
这两个苹果本来是留给他的独生女儿，我的表姐的。我并不知道。我于是把它们接过来，捧在手里，乖乖地坐到一边。
苹果又大又红，还闪着诱人的光泽，好看极了。别说吃，单是闻那股香甜味，就叫人心里美美的。那年头，苹果还真是好东西。
我左看右看，实在舍不得吃，就把它们捧在了手里。
表姐是独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是家里的小公主，本是娇宠惯了的。放学归来，看到水果篮里空空如也，心爱的苹果已不翼而飞，顿时急得双脚跳，一叠声地叫着：“苹果呢，我的苹果呢？”
“苹果在这里。”我一边怯怯地说，一边就伸出一只小手，手上托着一个又香又红的大苹果。
“喏，给你。”递给她的，是大的红的那一个。
表姐接下了苹果，定定地看住了我。
我五岁，她九岁，我们都是孩子。说不出更多的所以然，但这一眼，却涵盖了我们一生的情分。
从此以后，舅舅和舅妈就多出了一笔开支。不管买什么东西都必须一式两份，一份给他们最疼的女儿，一份给那个比她小四岁的表妹。
从此以后，每次来我们家玩，表姐都要带给我各种各样的小玩艺，发夹，蝴蝶结，五彩的头绳，玩具娃娃。都是她攒了又攒的情分，心一意要送给那一个还了她一个大红苹果的表妹。
甚至到她结婚，未婚夫要给她买婚戒，她对款式、价格都没有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买两份，要一模一样的。她要把她的幸福也分一半给我。
就为了那一个红苹果，就为了我的一次谦让，表姐还了我一生。
那一刻，她必是觉得她欠了我。这种逻辑，只属于孩子，不属于成人。
可是，在现实的生活里，又何尝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呢。得到和失去之间，愿意付出的人，付出得越多得到的也会越多；不愿付出只想得到的人，却最终什么也得不到。这就是公平。
小时候，妈妈一直说我太傻，总是对自己太苛刻，总是吃亏。可外婆说，这才是大智若愚。
吃亏是福。肯吃亏，愿吃亏的人，有福了。
一个苹果赚一生。
这一个让出去的红苹果，不仅让我赚得了表姐一生的情，也在冥冥中，最直观地教给了我一个为人处世的道理，让我受用一生。
12月19日 星期一
妈妈修葺房子的这些天，和妹妹一起住在我的家里。妹妹知道我好静，很少把朋友带回来玩，可还是有个最要好的女朋友来了。
她们在客厅聊天的时候，我也在那里整理我准备去德国度假的衣物。每年岁末，我都会推辞很多邀请，到德国去度圣诞，然后再游历欧洲。我喜欢那里的宁静、欢腾、祥和，那儿是我心灵的泊地，可以休息，可以享受，而且我不必小心自己，我可以随便地闲逛，因为在那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观光者，不是明星。
妹妹的小朋友从洗手间出来，十分惊讶地对我说：“我一直以为大明星都用世界名牌化妆品，没想到你的化妆品竟然都是国产的，甚至连合资的都很少用。”她有些害羞地说：“以前看到你在电视里为霞飞化妆品做广告，我大不以为然，我想广告无非是厂家的生意经，是做给别人看的，至于潘虹真用这些，鬼才相信，看来我错了。”
我笑了。看来这样想我的人真不会少。在大多数人常规思维中都会认为国外化妆品的生产历史悠久，工艺技术先进，纯进口的化妆品无疑是最好的，退而求次是合资企业的产品，因为它们引进了国外的技术，什么“肤色修颜”，什么“根据东方人的肤色而设计”很是吸引人。殊不知，稍有化学基础的人都知道，化妆品的生产其实是物质合成后的化学反应，关键在于产品是否新鲜。
一般化妆品的保质期都在两年之内。如果在中国市场上买进口化妆品，那就是自己为自己开了一个大错特错的玩笑。产品从国外进口，过海关，再放人仓库，然后上柜台供应，时间一定会比较长。
因为替霞飞厂做广告，所以我要保证新鲜的护肤品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我可以直接到流水线上去拿，两三个月后，用完了，我再去灌，产品不会变质，皮肤才能达到保养的效果。
化妆品应分为两种，一种是护肤品，一种是彩妆。相对来说，彩妆在中国就不那么过关，比如国产的口红，颜色之鲜艳实在叫人难以接受，国外也用大红色，但是像大红这一系列的色泽只有在灯光下才会好看，这在国外，对在轿车和室内穿梭的女性来说是合适的。而我国，大多数妇女在日光下行色匆匆，精神紧张，疲乏无力，却用那么热烈的红色，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另外，国外的彩妆很透明，看上去有些似是而非的味道，很有魅力。
Christian Dior是我首选的彩妆，那种淡淡的、透明的色彩令我心仪。
常常会看见报章上出现要求女性讲究姿容的文章，其中最多的是要求女性化妆，认为这样会使自己充满自信，并且是对别人的尊重，也许是我总是必须化妆的缘故，我很反对这类文章所给予女性的误导。在环境严重污染的我国，空气中充满了尘埃，对皮肤的伤害本来就很大，而化妆品中的香精、色素、防腐剂会沉淀于皮肤上，形成黑斑。当然如果有应酬，一定要化妆，就放在应酬前的半小时。
什么是美？自然就是美，健康就是美，年轻时我们必须要为年老了负责，为年老后脸上不致于有太多的斑点，为年老后的美负责。只注重眼前，没有长远的眼光，只会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对从前的行为后悔不已。这样的生活是痛苦。
我就是这样把我的观点告诉了妹妹的朋友
12月20日 星期二
德航的飞机已驶离虹桥机场的跑道，投进蓝天。舷窗外，晴空如洗，阳光灿烂。
赛坐在我的身边。他是两天前从美国飞来国内的，为的是陪我一起去欧洲。因为这一次中途要在法兰克福换机，赛不放心我一个人走。本来说两人在欧洲碰面的，可他执意要先飞过来，陪我一路走。
我们的目的地是德国的杜塞道夫。在那里，我们将见到我亲爱的小表弟，DAvID。那个每年圣诞，只要我不去过节，就是打长途来说：想念你的DAVID。
在DAVID那里，我们将度过愉快的一年一度的欧洲休假。DAvID已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丰富多采的休假计划。当前天他把计划传到上海时，我和赛都吓了一跳，太周到了。
赛为我要杯热牛奶，又为我放低了航空椅。握着我的手，他轻轻地说；喝了牛奶，就睡一睡，好不好？有十八个小时的航程呢，别累着。
昨晚，为了把国内的事都处理妥当，我们几乎一夜没合眼。
我转头对赛微微一笑，顺从地点点头。
我轻轻合上眼，却没有合上我的思绪。
我一直觉得做一个女人是很幸福的。特别是在中国，男人要比我们活得艰辛得多。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很高，给他们的自由度很小，他们因此步履维艰。
记得曾有人说过，男人是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的，而女人则是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的。
男人要赢得一个女人，需要征服一个世界；而女人要赢得一个世界，只需要征服一个男人。孰易孰难，一目了然。
女人是可以不成功的。她可以退回家去，做个好的妻子，好的母亲。一样快乐地过一生。社会没有?给过她做个成功女人的任务。
男人是不可以不成功的。不成功的男人是要面临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的。社会规定了他们任务。他们有压力。他们活不轻松。
男人其实比我们不幸福，只是他们比我们要强。
赛一直说我很懂得欣赏男人，懂得给他们脸面，也懂得容忍他们的缺点。
其实，我只是比较同情男人，也比较尊重男人，因为觉得他们不易。
一个女人，要成功，难；要普通，可以。
一个男人，要普通，难；要成功，可以。
世界就是这样地颠颠倒倒，阴差阳错。
可是，正因为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像我这样，看起来已经成功了的女人，就更要懂得守住自己的成功，因为这也不易。
害怕一个结果。这大概就是今天的我在情感道路上走得小心翼翼的原因。
我一直说，对男人要近看，对女人要远看。
一个男人，你不深入到他的思想，就无法见识他的全部魅力。
一个女人，当她走近，毫无保留地剖白她的所思所想时，她就会在显露她斑斓情怀的同时，也暴露她的浅薄，她的琐碎，她的无知和她的平庸。
有距离，才有美感。男人和女人的相处，也是如此。
很多婚姻的触礁，原因就在于丈夫和妻子走得太近。失去了一点距离的张力，就失去了一点朦胧的美丽。
其实，在爱情上，男人远比女人浪漫；在婚姻上，男人又远比女人现实。
一个男人会被无数个女人诱惑，并爱上她们。一个女人却会为爱上一个男人而满足，为他倾心，愿意守着他过一生。
我自问我还是一个很传统的女子。像所有的东方女性一样，一旦爱上一个男人，就会用情极深，专注地爱他一辈子。
可是，对于失败过一次的我来说，就十分害怕再一次地投入，再一次地失败。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失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再投入。
从这一点来说，我很消极，也很脆弱。
没有开始，就不会有结果。不管这个结果是好是坏，我都放弃。
我不奢望我会赢，因为我知道我输不起。
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可以供我任性地挥霍，任意地尝试，或者游戏般地折腾。
我只有一再地告诫自己，永远不要对一个人，一件事寄予过高的期望，永远不要妄想把自己的幸福维系在寻找一份感情的归宿上。
这世上没有救世主。女人只有独立。只有自己成就自己。
有所为又有所不为，这是我演戏的准则，也是我做女人的准则。
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去看一部法国电影，著名法国导演让一雅克·阿诺执导的《情人》。不是去看梁家辉的潇洒，也不是去欣赏简·玛尔奇的纯情，去，只是为了那一个片名，情人；看，只是为了湄公河边的这一个故事，没有结局。
两个人，一段情。
一段注定没有归宿的感情。一段演绎得如此凄婉如此美丽的感情。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一直觉得，情人这个词，特别迷人；情人这份情，特别动人。这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一种格外纯粹的关系，一种格外叫人心悸的关系。
因为彼此的感情不再是道义上的责任，不再是法律上的维系，也不再是为了一张纸片的存在而存在，彼此就格外地看重这一份情，就格外地珍惜这一段缘。
无论男人，无论女人，可以没有一个婚姻，却不可以没有一份爱情。
毕竟，男人和女人都是要在对方的瞳仁里才能看见自己的。世界是在男人和女人的对视中完整的。
一个女人，不是因为她天生是一个女性，就成为一个女人了。
一个男人，也不是因为他生来是一个男性，就称得上一个男人了。
完全孤独的女人和完全孤独的男人都是很可怕的。他们没有性别。性别已经丢失。
一个女人只有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才能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属于女人的娇柔。
一个男人也只有在一个女人的身边，才可能完整地展示出属于男人的阳刚。
女人最好的品质，是温柔。
女人可以不漂亮，但女人不可以不温柔。
如果没有了女人柔情似水的温存，那么人类的心灵将在转瞬间和世界一同荒芜。
男人最要紧的品性，是负责任。
我不怕男人有长长的过去，也可以不在乎他爱了一次又一次，爱过一个又一个。我只是不能容忍他的不负责任。
如果没有了男人用自己的脊梁顶起天下的勇气，那么这个世界和宇宙就将在转瞬间分崩离析，倒塌殆尽，不复存在。
男人和女人，世界少了哪一半，都不行。
年轻的时候，总渴望着被所有的人爱，却很少想到去爱所有的人。
成熟起来才发现，爱和被爱，本是不同的两件事。
能被人爱的人，是幸福的。能爱人的人，是有能力的。
我们是在被人爱的过程中，发现自我的。
我们又是在爱别人过程中，完成了对自己的塑造。
从迷迷糊糊的昏睡中醒来，发现赛也在打盹。他的手依日轻轻握着我的手。有他在身边，真好。
我一动，赛就醒了。
“要什么？”他问我。
“不，不要什么。”我对他微笑，轻轻摇头。
我只是在想，如果来世可以选择，我还愿意做一个女人。
做一个懂得男人，懂得珍惜情感的，温柔的女人。
爱人，也被人爱。
12月30日 星期五
我是世界上最小的一支漂泊队，只有我一名队员，自己携带着自己的家，自己成为自己的避难所。
又是年末了。
1994年又将这样步履匆匆地从我们身畔掠过。
此刻，我在异国的灯下再度写下我最爱用来形容自己的这句话。因为我知道我将要面对的1995年，依旧是只能靠着自己的力量，驾着自己的小舟，驶向自己认定的人生彼岸。
一个人的生活是寂寞的，因为没有分享。
一个人的日子是脆弱的，因为无处倾诉。
一个人的天地又是宽广的，因为独立。
经济的独立，精神的独立，心灵的独立，这是一个人能活好，活出质量，活出自我来的保障。
对一个女人来说，尤其如此。
我一直觉得，从本质上来说，我是一个内心极其孤独的人。喜欢过一种极个性化的生活。既渴望着友谊，又害怕过分地亲近。我永远无法完全地向人敞开自己的心扉，袒露内心深处的隐秘。
做独身女人，是我自己的选择。虽然，我是一个对感情有大量的需求，也很看重感情的人。在银幕上，我一直围绕着“情”字在转。在生活里，我是一个痴情、多情、专情、有时也很无情的人。
在事业上，我追求轰轰烈烈；生活里，我却只希望平平和和，温温馨馨地过好我的每一天。我一直把快乐视为人生的信条。无论对爱情对事业，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心里就是无愧无悔。
1994年里对我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股疯》的上演并获得成功。一年里，因为这部片子，因为饰演了范莉，我一口气得了五个奖。我本该兴奋的。可太多的经历已使我懂得，人生有潮起也有潮落，我因而归于沉静。
更何况，我觉得1994年里，对我最重要的还不是得奖。最重要的，是我再一次地确认了电影对于我的重要，这是任何别的东西所无法替代的。
新的一年又将来临。我给自己最大的目标，是尽可能地按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决不妥协，决不错位。
我相信，我会更好的以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在这人世间快乐地独来独往。毕竟我的身边还有那么多真心诚意爱着我的人们。我会为你们活好这一份人生。
感谢生活。感谢生命。
潘虹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