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问题的提出-贸易逆差的起源和危害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白银存量大概在5-6亿两左右。鸦片导致的白银流出大概1亿两不到吧，也就是战争前后那二十年时间里，1850年后就又入超了。[1]原因嘛，主要是江南生丝，茶叶的生产力被海外需求激发出来了，一发不可收拾。另外鸦片交易只有在违禁之际，才具有吸取中国白银的特异功能，一旦开禁成为普通商品，反而失去了这种作用。甲午战争以前那三，四十年是清外贸的黄金时代。政府的限制取消了，国外的需求滚滚而来，触角从上海伸出，遍及长江流域。而西方物质文明又还没有形成对大众的吸引，西方的东西能被中国普遍接受的，就是棉纱，棉线，和少量的棉布。再有就是鸦片了。从海关的进出口纪录来看，1864年到1890年这27年里，贸易逆差总共2.23亿关两。考虑到当时关册数据统计方法的不合理，根据萧梁林先生的修正，这27年里中国录得了1亿关两的贸易顺差。同期海关记录了1.45亿关两的白银净流入。似乎也验证了萧先生的修正。就是说截至甲午战争，西方国家对中国并没有形成绝对的贸易优势，中国的国际收支一直保持着平衡且略有入超。反过来也说明，只要坚持开放的，自由的贸易，以农业，初级原料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落后国家其实未必不能维持其国际收支平衡。只有当它开始工业化后，收支状况才会恶化。[2]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你放弃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洋商运洋货到口岸销售完了后，手持白银必须购买土货运出。仅将白银运回是商人的失败，因为这些白银不能产生如生丝，茶叶般的利润。所以洋商必须按购买清单大肆收购，直到耗尽他的白银为止。反过来也一样，洋商要是收购土货过了头，要支付白银来做最后的结算，那么下次他一定会多带畅销的洋货来卖，鸦片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所以说，进出口是相互促进的。贸易的双方互持比较优势。在自由贸易的环境里，贸易双方可以充分运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取长补短，不但促进贸易量的增长，而且保持贸易的平衡。长期持续的贸易不平衡是不可能产生的。以商人的唯利是图和无孔不入怎么可能允许不平衡长期存在？商人总能找出交易对手的比较优势来为自己牟利，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例子不胜枚举。鸦片就是众所周知的坏例子。那好例子呢？多的是啊！1850-1890年代中国出口的拳头产品就是生丝，茶叶，后来给中国人做烂了。那怎么办？马上洋人就开发出了新产品：猪鬃，皮革，桐油，冰蛋，花边，草帽。这些产品都是过去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有些根本就不会，比如花边，都是洋人手把手教出来的。那洋人又不是你父母，凭什么教你吃饭的手艺？因为他自己要吃饭！ 不然你用什么来购买他的进口洋货？！ 自由贸易之伟大就在这里！
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对民生持放任的态度，这无意之中和自由贸易合了拍。清政府甚至拿这个做借口用在外交交涉上，让奥地利人哑口无言。所以1850-1890年代的中国是自由贸易的辉煌时代。只要你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之下，你就可以享受无与伦比，空前绝后的贸易自由。3%的关税，2.5%的国内税，没有企业注册制度，没有所得税制度，没有工商行政管理，没有物价管理，没有外汇管制。这样的贸易环境，即使在全球范围内，150年来只有中国一家实践过。英国号称自由贸易的堡垒，这个实践的荣耀他情愿让给中国。所以中国是怎么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遇里脱颖而出的？第一要归功的，就是中国懵咚咚，误打误撞地实行了50年彻底的自由经济，直到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初衷是进口替代。当时的口号是“以争利权”，防止洋人用洋货吸取过多的中国白银。实际上是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士大夫官僚阶级看中了近代化企业的巨额利润。举张謇的大生纱厂做例子，1899年开办资本金50万两，1900年盈利8.6万两；1903年资本金100万两，当年盈利44万两，公积金累积14万两。1913年资本金200万两，当年盈利88万两，公积金累积52万两。这种财富增长的速度是传统农，商经营所不能比拟的。官僚士大夫怎么可能不动心？于是官办，官商合办的近代企业纷纷出笼，来抢分一块蛋糕。企业主体从自由商人变成了国家官僚，企业行为从自由竞争变成了特权垄断。李鸿章的上海织布局，开办之初就获得了整个上海地区的销售专利。后来厂子烧掉了，织布局成了空壳子，靠收专利费照样过日子。有人统计过洋务运动中开办的企业，即使是纯民办的，开办人无一不是有官衔在身的，和衙门的关系千丝万缕，纠缠不清。这种官务侵入商务的现象从洋务运动开始慢慢滋生，成了中国政府以国家名义介入经济生活的开端。以后虽然有过一战后民间投资的大爆发。但是这种国家强力主导的工业建设模式却被日本现代化的所谓成功经验强化，变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不二法门。由商人主导的自由贸易，自由经济逐渐淡出，自1928年之后加速走入历史。再也没有出现过。
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出现了长期持续的贸易逆差。1896年对外贸易第一次出现了2890万关两的逆差。以后几乎年年逆差，1896-1936，41年里，顺差年只有6年。逆差总金额达到50.4亿关两。究其原因，就是一句话：自由的贸易环境被打破了。试以纺织业为例说明之：1890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纺织工业。洋纱洋布要畅销中国，必须拿土货出口来相抵，不然就是白银外流，而洋人之志，不在白银。上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因此1890年以前的中国国际贸易总能得到平衡。洋务运动后，纺织业成为中国工业化的急先锋，到1910年，中国已经装备了100万纱锭。1936年，中国的纱锭总数达到500万锭，中国也由棉纱进口国一变而为棉纱出口国。表面上看起来的确替代了进口，实际上棉花从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大量进口的还不光是棉花，还有纺织机械，动力机械，发电设备，输电设施，还有损耗辅料，比如机针，小东西，利润丰厚到不敢想象，又是消耗品。想不想替代？那就要建立钢铁厂，机床厂，模具厂。这就像钓鱼，下个套，你慢慢往里钻，越陷越深。
理论上说，通过工业化，实行进口替代，可以缩小贸易逆差，最后达到国际收支平衡。对后进国家算是一条出路。实际上工业化越深入，进口量就越大，进口需求就越来越变得硬性。自由的贸易归根到底是由自由的供需决定的，供需被扭曲，贸易条件也被扭曲了。脱离自由贸易环境的，大规模的，急迫的进口替代实质上是放弃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工业化的后果，只是表面上生产出了可以替代进口产品的本土产品，其背后是购买了先进国家的工业体系，工业专利，技术，工艺，经验。那么至少在工业化前期的30-50年里面，你花费出去的钱财远远超过进口制成品，而你的工业产品并不能和国外同类产品竞争。想要用出口来冲抵你的进口，那只有压价倾销，由此造成或名义，或实际上的亏损。如果此时你居然还保留了你自由商人的本性，那你自然不干，选择内销牟利，再说这不本来就是你搞工业的初衷吗？长此以往，你的出口是收缩的，你的资源分配扭曲着进入了你的劣势领域，由此产生的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几乎不可逆转。那你怎么办呢？怎么来支付汹涌而来的进口产品呢？换句话说，中国近代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