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里河 (节选) - 黄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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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院”洁净， 平整的小路上走着，头脑里杂七杂八想着一些复杂的问题，这样一直走到了庭院深处。角落里有一排车房， 一座座公寓楼前面的花畦都铺着草地，种了小树，环境是幽静的， 确是学者居住和用功的理想地方。 我走上三楼去叩门。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了主人的面影。浓密的头发，饱满的双颊，锺书还是二十年前的老样子，甚至还更结实而年轻，这是出乎我的预料的。他没有先去拔掉门后的挂链，却回过头去喊道：
“杨绛， 你看是谁来了？“
这时从书房里匆匆走出了头发半白，戴着细边眼镜，文静纤弱的女主人。她眯着眼对我端详了好半日，依旧叫不出我的名字。坦率地说，如果在街头相遇，如果锺书不曾先叫过一声，我也完全认不出这就是杨绛了。
我被放进了书房，让在沙发上坐下， 主人立即开始用响亮的无锡腔不停地谈话了，他甚至没有拉一把椅子来坐，就一直站在我的面前。在北京很少有自由地用故乡方言谈话的机会，我很能理解他的这种心情。没有好久， 他已经转换了不少话题。在镜片后面疾遽闪动着的目光充分显示了在不断地变换的思路，正像大工厂控制室的电子屏幕上出现的光景。
他首先提起了我四个月前发表的一篇《槐聚词人》，在那里我追述了三十年前在青华园对他们两位进行的一次夜访。他指出我记忆中的一个失误。在他俩住的那间冷清的大房间里，确有一只讲究的西餐长台，但椅子是没有的。他说，那只不过是两只竖摆着的木箱。同时他还对我没有全文发表那首得意的诗表示了“不满“。我想，这也正好是一个例证，说明许多新闻报道（包括历史记载），由于种种原因，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忠实地反映历史真实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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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锺书一些都不见老表示了我的高兴。 这时杨绛就告诉我，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中，锺书也曾经患过严重的疾病，直弄得语言障碍，手脚不灵的地步。杨绛说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花了多少力气才确诊出那病因，由于哮喘缺氧致使大脑外膜受伤。当时锺书一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杨绛要设法照顾他的生活，还要借交通工具拖他去看病。。。她的头发就是从这时开始，慢慢地变白了。我想，有时白发也是很美甚至是非常美的，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千方百计划要来染呢？
在兼做会客用的书房里，他俩各有一个工作的桌子。锺书的是临窗横放的一只大书案，绛的是侧放着的一只小书桌。我来的时候，他们都正在工作。写得一手出色喜剧的女作家现在在翻译。她新近出版了两打本《堂·吉柯德》，又出了一本小小的《春泥集>。在这本小书里，她论证了艺术家最有趣味的工作在于客服难（这是《读红楼梦偶记》），也论证了中国古典戏剧的“幅度广而密度松的史诗结构”。这都是只有女性的细心才有可能作出的研究。我没有向她提出我的读后感，正像我不想在锺书面前放论古典一样，也不敢在女剧作家面前议论戏剧。我一直在怀疑，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热衷于在我们非常自由的传统方法，形式我问他有没有助手。这似乎也上加上许多限制，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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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书房里几乎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家具和新的书架。书架只有一只，书不多，也并没有什么线装旧书。锺书给我看了他的著作的许多种外文译本，五颜六色的，《围城》就有好几种。他告诉我，这本小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决定重印。他说，现在看书很困难，离城，里图书馆都很远，借书不便。 这似乎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书还是要自己读。我想，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甘苦直言。读书不只是接触，积累资料，重要的还是思考，发现，否则有了多少架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学者就能毫不费力地产生出来了。这样的便宜事，至少在今天，还是并不存在的。
他从书橱下面取出一部《管锥编》来相赠，又用毛笔下了几个字，“校雠粗率，讹脱不少，未及订正，聊供思适耳》。“他还有自己留存的一部，每册都有许多改正的地方，折着角。我也不想借临了，拍半天也抄不完。他说，”这也无妨，留下一点事给旁人做，也挺好》“
书柜上面挂着一张古砖的旧拓片，旁边有很长的题跋，没有细看；沙发后面是一轴王梦楼的小条幅，写得却很好，乍看会误认作明人的法书的。王梦楼的字我并不十分喜欢，他的技巧实在已经熟练得有些“浓得化不开”了，但这一副就不同，很有生气，别有一番姿媚，简直不像通常的王梦楼。锺书也很喜欢，让我下次再来细看，再看看他别的收藏。
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