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俞竹筠
每当儿子开车带我去浴池洗澡,女儿女婿从南京回来盡孝时,我就愧疚自責:天堂里的父亲啊,以前,就因為你是地主,我咋对待你的? 儿女如此孝順, 你咋不報應我对你的不孝哩!
往事如煙。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年代,我对地主父亲非但不孝順,還十分冷漠、薄情、抱怨。我對父親的大不敬,是從1958年高考落榜開始的。我這省扬中高材生,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大学考不取、未婚妻离去、工作不顺心……一次次失敗挫折,满腔怨愤無處泄,就拿父亲出气! 谁叫你是地主的? 谁叫你不把田早早卖掉?誰叫你生我投胎地主家庭的? 唉,我成了“黑五類”中的第一類,永世不得翻身! 由大不敬轉而忤逆轉而人性扭曲。有一次,我和父親為小事斗嘴,气得他掉頭就走。我悻然罵了聲死也不能原諒自己的話:“你走你走!大河又沒上蓋子?”未婚妻見狀,太不像話,連忙拉住道:“爸,爸!他不對!他忤逆!我要他賠不是!”父親嘆了口气道:“唉,天作逆,人作逆,都是我作逆慣縱的!”
1960年,我終於突破“不宜錄取”的禁區,考取南通大學（已取南京大學,政審复查后打入另冊,被愛才的趙定校長收下。）后来,又保送南京师院续读本科。父親送我途中,殷殷叮囑:诸事小心,言多必失。后來,還用毛筆寫過生平第一封信:“壽寶吾儿:見字如父,在外冷暖諸事當心,家事勿念。……一樹的果子望你紅哩,好自為之……”（原名俞寿宝）時值三年人为大飢荒,饥不择食。扬州城里虽无人类相食、饿殍载道的惨状，但路人面黄肌瘦啃烧饼时，冷不防被人抢食吞下肚的事，屡见不鲜。父親食量大,月24斤供应粮不够吃，每天中饭蒸一小碗，常餓肚子,有時蹣跚行至儿媳處,玉蘭要他進屋坐坐,給他錢与糧票。他站在門口,揮揮手,“看看就行,看看就行。”掉頭就走。我那時,大学生每月32斤糧,何曾想過省一斤粮票寄給他?四姐從蘭州回來、我從如皋回來,將錢和糧票都交給母親,何曾給過他一元?一斤?何曾親熱地喊他一聲爹爹?“享多大的福，受多大的罪！”他常自嘲自叹：唉！……
俞家世代地主,道德人家,门联传曰:《河清海岸升平世 润泽流光积善家》。道光嘉庆时,长房有田1060担种〔每担种6亩3分〕。太爺爺与爷爷都是长房长孙,到民国爷爷手里,揚州扬庙、西山一帶还有两千多畝良田,光新墳与老墳就各佔十畝,老遠就看見古木參天,松濤滾滾,宛如要人陵園。另外,城里光天宁門街就有房産十多處,鄉下庄园一棟,大奶奶说：“乡下年成不好，城里有房租填空。”堪稱一方財主。可是,爺爺娶的李氏一直沒有生育,便娶貧家美女繆氏做小,她就是我的生祖母。她一下生出父親、二叔、三叔,年紀輕輕的就得寵成了俞家掌門人,讓父親陪大奶奶獨處天宁門街南頭。父親被嫡祖母溺愛慣養,好逸惡勞,不學無術。嫡祖母終日吃齋念佛,父亲受其影响,好善樂施,同情窮人。二叔婚后病亡,由祖母做主,讓三歲大哥過繼,披麻戴孝扛幡送葬。爺爺奶奶死后,父親与三叔分家,公親議決:大房因長子承繼二房,田地房産得三分之二,三房得三分之一。父親念及手足之情,田産房屋好丑任三叔挑選;字畫古玩金銀首飾對分。晚年,老哥兒倆常聚一起,父親入棺,三叔煞釘。分家后,父親仗義疏財,樂施善舉:一,實踐祖母臨終遺言:“我走后,今年的租子算作給佃戶的遺念,全免了吧!”佃戶一熟一畝田要交租一石米（150斤）,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一石米6元,一年兩熟,租子剋除田賦杂稅,好收成能有千儿上万銀元。父親免了租子,城里還有房租可收,應付家庭日常開支绰绰有余。民国时期房荒，房租高昂，光租出的《宁園浴室》就日進大洋一元，其它,不用说了。因此,又關照賬房:凡佃戶吊唁,哪怕帶几張燒紙,每人回醴兩塊大洋,佃戶歡天喜地而來,喪事辦成喜事。二,民國二十五年里下河水災,父親帶領家人在城門口設粥厂茶棚,賬濟災民。（見《粥厂茶棚》文）三,大姐夫繆广元（中共地下党員）在揚州三義閣被日本憲兵逮捕,押解蘇州監獄,父親听大姐哭述後,化大把大把銀元營救。出獄後,他一次次找父親借錢,說去桐城做生意,實際幫新四軍買葯品,還不上,又說虧本了。土改時,身為區長的他,為父親作證,幫過新四軍,將功補過。（見《童年記憶》文）四,扬庙、西山一帶大小地主多個,地租提成一個比一個。领头佃户見父親下鄉估看庄稼長勢,便訴苦不斷,又燒好雅片煙,好酒好菜招待。时值民国政府禁毒禁烟，戒烟日久，一闻烟味就吐。父親酒后三分醉七分醒地拍板:“好,好,今年租子就二二五!”“二五減租”減成“二二五”。其它地主叫苦連天,母親亦罵他:“吃家飯屙野屎!一年少收多少租子呀!”父親對他們說：“留碗飯大家吃吃。強如做好事。”1950年土改,工作隊發動農民進城揪父親下鄉斗。佃戶齊聲說：“老板待我們不薄,為啥要斗?”“我老娘死,沒錢安葬,是老闆送的棺材!”……工作隊經過調查了解,又有大姐夫做證,父親未吃一點苦。土改时,祖墳不動不算,還分了十几畝田,几間房。父親說:“几百畝都分了,留下的不好租、不會種,就分給看墳人吧!房子沒人住,也分了吧!”1954年,共和國首發《選舉證》,父母因奉公守法,均改變地主成份,獲選舉与被選舉權。五,抗戰前,四表哥黃鳴龍（著名化學家）出洋留學,姨父黃漢池与父親在城隍廟進香,商借盤纏。父親二話沒說,開匯豐銀行支票大洋800元（見《“黃氏三杰”故鄉行》文）。1952年,我家坐吃山空,生活困難,由与我们多年住在一起的姨母作證,表哥每月寄還20元,直至1960年姨母去世。
父親不賭不嫖,但受爺爺奶奶的影响,三四十歲就吃鴉片煙,民國政府下令禁止,才戒掉。母親43歲、父親42歲生的我。5歲前由15歲的大姐帶,大姐結婚後,父親每天由佣人小二爺跟隨,帶我上“富春”、“九如分座”茶館。早上“皮泡水”,晚上“水泡皮”。母親嗜賭,三天三夜不下牌桌,“清一色、一條龍”照胡。父親愛看書讀報听王少堂說書,梁啓超的《飲冰集》看了又看,常讓我騎在肩上,凝神佇立報欄前閱讀。他從報上早就讀到“朱毛”斗地主、分土地、鬧共產。一度,曾想賣掉鄉下的田,到上海經商,時价每畝田十几石米,每石米6塊大洋,好賣十几万銀元。可每賣一次,母親哭鬧一次,說什么:“经商有亏有赢,哪有田租牢靠?留點咸魚骨頭給子孫啃啃吧!”就這様,仍誏他賣掉不少。（大陸土改如像台灣那様,就好了。）父親午睡後,便上教場听《三國》、《水滸》、《皮五辣子》。他會講故事,几十年後,我在《北美文學城》与大陸、台灣報刊上發表的作品,就是听他講的。（如《金佛夢》、《不吃白食的大蟒》、《外公的秘方》、《米芾真蹟在何方?》等。）
1952年,父親被抓進東岳廟看守所,罪名“隱瞞敵產”。原來中進房客周湘亭舉家逃往台灣,臨走將紅木家俱等寄存在我家。周做過縣秘書,屬反革命。父親抗爭道：“人家存東西在我家,為什么我要交公? 他後人來要咋辦?”父親無罪釋放後,東西交公,堅持索取收條。1985年,周家儿子回大陸探親,專門來訪,父親已去世多年,我出示收藏三十多年前的收据,無語。
文革狂飆中,我在如皋被無端審查（見《寫詩遭冤記》文）,家中亦在劫難逃。隔壁造反派舉報:俞家藏有大量“四舊”,於是,紅衛兵星夜結隊,破門而入。抄家後,命令老父跪在天井里,拿起字畫上的軸子邊打邊問:“老東西!其余的藏在哪儿?從實招來!”老父忍痛抗議:“士可殺,不可辱!”（見《米芾真蹟在何方?》）最終,破襖里藏的几只金戒指未交出。父親對天寜門街上每家每戶一清二楚,對有复雜歷史背景的人物了如指掌。文革中,外調人員常在派出所同志帶領下,上門要求父親提供旁證材料。他實事求是,有一説一。人走後,他對我們說:“一不害人;二不瞞人;三不坑人。一是一,二是二。”他做的旁證,能經受時空的檢驗,視為鉄證。
1969年冬,父親突發腦溢血,昏迷不醒。我在如皋課堂上聞訊,急忙告假赶回。只見他雙目緊閉,直挺挺地躺在房門上打呼嚕。我跪在他面前,哭道:“爹爹,兒子回來了……”他仍緊閉雙眼,聽到我喊他,淚水奪眶而出。我給他戴上居委會剛發給他的毛主席像章,湊近他耳邊,又一聲喊道:“爹爹,公家沒有忘記你,你不是地主份子!”淚珠又一陣滾下來。他雖眼不能睜,口不能言,心里是明白的。嘴唇微張,想說：“兒呀,為父終其一生,雖未有作為,亦未有惡作為!”可恨當時未送醫院搶救,拖了兩天,才咽气。享年七十二歲。在處理後事上,我与玉蘭力主土葬。父親有錢時,即備好楠木棺材一副,1947年二哥俞壽泰死時,睡了。文革時,火葬土葬听便,我和玉蘭上教場舊料店化60元買了店鋪門板,打了口杉木棺材。拂曉送葬,大外孫楊文龍拖拉板車,我和玉蘭等子女後邊跟着,悄悄地往解放橋東進發。祖墳早在1958年填平,樹木連同列祖列宗的棺材,有的被烧成焦炭大炼钢铁;有的已打成農具和大食堂的桌凳。姐夫吳京華的祖墳在東郊,父親就葬在那里。三年後,母親亦同穴葬於此。後因建厂,一遷再迁,後來又建房子,深埋於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