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人”洗手，中国政商两界“红二代”退场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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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一个颇有典故的中文名词“赵家人”蜚声国际政治舆论圈。除了中国坊间难以遏制的热议，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BBC等也给予了报道和分析。也大约是在“赵家人”声名鹊起之时，中国政商两界似乎是出现了一个方式各异的“红色后代”退场潮。这一现象背后或许存在共同的指向因素。
红色后代退场
2015年12月27日被调查的中国电信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常小兵被指是参加中共早期革命的常正英之子；30日，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辞去中国电力新能源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之职位；31日，解放军打“虎”英雄刘源被证实从领导岗位退下，他是原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同一天，国防部还证实了“26集团军军长张岩与老部下喝酒致一人死亡被撤职”的消息，有消息传张岩是原陆军第39军政委、武警部队副政委张海天之子，其岳父是沈阳军区装甲兵5大司令之一的汪明德。除此之外，也有观察人士表示，以往在年前经常会出现的红色后代集体活动至今还未出现。
“赵家人”一词源起于“宝万之争”，但是很快便超脱出那一事件，并成为中国权贵及其附属群体的象征。很难说“赵家人”如今的流行与上述事例存在因果关联，但也未必没有这种可能。毕竟，不论是“赵家人”热议所代表的中国民间社会的集体性意识和情绪，还是西方媒体关注所引发的国际层面对中国政治形象的冲击，都会对中国执政者构成相当的压力。中共自十八大后即有意向和行动在弥合官民之间的鸿沟，夯实中共执政合法性，再加上中国也在更多地进入国际舞台，这种针对中国政治阴影、缺点、瑕疵的舆论压力也会更受其重视。或许正是这种压力才导致在近一段时间集中出现第一个落马“红二代”常小兵，以及坊间印象较差的李小琳的辞职。
2015年底，“红二代”常小兵落马
红色后代如今面临这种尴尬处境有很多难以避免的客观因素。一个是中国社会问题的增多激化，阶层分化，如今国家经济发展形势也难称乐观，不满意识和情绪随之产生；一个是红色后代中的很多人则处于相对优越，甚至被认为是最特殊优越的地位，其“红色”光环会扩大这种影响力，因此很容易成为集火的标靶。
不可否认，红色后代在中国政商高层确实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尽管相对于平民阶层出身人士其总体比例仍在较低水平，但因其身份特征过于明显，几乎很难不被外界注意到。于是也就会让外界观者产生红色后代数量远多于实际情况的错觉。如果其中有某个或某些人的行为难以令外界接受，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很自然地盖过更多其他人的低调善行和贡献，从而给该群体蒙上一层阴影。
目前红色后代在中国党政军商高层的具体分布状态很难为外界所知，只是以李小琳辞职、常小兵被查等外在案例来看，似乎正在呈现出退潮的迹象。对此，坊间另有新解，一方面承认“红二代”淡出，另一方面又指称新一批“赵家人”正在登场。看来，围绕在“红色后代”身上的争议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良莠不齐”的红色后代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0周年纪念日，他的侄女周秉德接受媒体采访也谈到了红色后代话题，并且认为，“这里边确实是良莠不齐”，“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为认识红色后代群体提供了一个客观视角，也是在评价该群体时需要注意的事实。而且，这也可以是认识该群体的一个切入点。
历史证明，任何现实社会里都没有绝对的平等，总是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阶层分化。简单地理解，由此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位居上层和核心，一个是位居下层和边缘。前者掌握更多资源和权利，也会拥有更大自由，这种自由会削弱他人、制度和道德层面约束。
红色后代就属于这一群体。正如周秉德所言，该群体清一色是不可能的。也就是“红色后代”内部也会出现一种分化。也正是因为他们所享有的更多自由，这种分化也会呈现得更为极端，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能够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可以说，这一群体是产生精英人才的良田，也是造就大恶人的沃土。
2015年底，李小琳辞职
而且，这种比平民群体更极端的分化趋势是一种自然和现实的现象，很难避免。中国近代之前自不必说，即使是在进入现代文明，政党出现以后也是如此。仅以中共执政以来为例，毛泽东、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等等，其部分亲属都曾有过或或少地在中国位居较高层次。不过舆论对这些领导人本人及其亲属的评价也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些人也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甚至是较高的评价。
难免的阶层分化 非阶级矛盾
当整体社会生产力处在较低水平时，社会成员整体素质也有大幅提升空间时，上层群体里的精英集体通过集中资源能够实现更超前的引领带动作用。当然其前提是这些精英群体将公共利益置于私利之上，并且受到主客观方面的有效约束。事实上，因为是在享有更大自由和资源基础上的自我主动而非被动的约束升华，其精英群体的个人能力也会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处于引领者治理者位置是一种有益选择。而从平民阶层一步步攀爬而上并最终进入高级位置的人，其个人能力也有可能表现得更强。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民众素质的普遍提高，精英群体的相对优势会迅速减弱，但不会完全消失。与之相对的是大众政治分量和话语权的提升，这会对上层优势群体起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作用。因为双方的起始条件被大大拉近，却会对仍然存在的小差距难以容忍。因为优势群体会不由自主地占据更多空间、更高社会地位、更快捷的上升渠道，也因此会成为数量呈压倒般规模底层民众的标靶。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层优势群体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逆向歧视。特别是在社会问题积累矛盾尖锐之时，这种抗上思维和情绪会更明显。
其实，这也已经是一种不公正，或者说是不理性、不准确。虽然位居领导者治理者地位的人必须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首要目标，但并不是说出身于上层优势群体就没有合法性。只是由于中国社会对数十年来特权横行的现象有着切肤之痛，因此让其纠正这种误解也需要一定的过程。而上层优势群体自身也需做出更加符合普遍要求的改变，尤其是需要加强对自身的与之身份位置相应的约束提高。
红色后代退场
2015年12月27日被调查的中国电信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常小兵被指是参加中共早期革命的常正英之子；30日，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辞去中国电力新能源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之职位；31日，解放军打“虎”英雄刘源被证实从领导岗位退下，他是原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同一天，国防部还证实了“26集团军军长张岩与老部下喝酒致一人死亡被撤职”的消息，有消息传张岩是原陆军第39军政委、武警部队副政委张海天之子，其岳父是沈阳军区装甲兵5大司令之一的汪明德。除此之外，也有观察人士表示，以往在年前经常会出现的红色后代集体活动至今还未出现。
“赵家人”一词源起于“宝万之争”，但是很快便超脱出那一事件，并成为中国权贵及其附属群体的象征。很难说“赵家人”如今的流行与上述事例存在因果关联，但也未必没有这种可能。毕竟，不论是“赵家人”热议所代表的中国民间社会的集体性意识和情绪，还是西方媒体关注所引发的国际层面对中国政治形象的冲击，都会对中国执政者构成相当的压力。中共自十八大后即有意向和行动在弥合官民之间的鸿沟，夯实中共执政合法性，再加上中国也在更多地进入国际舞台，这种针对中国政治阴影、缺点、瑕疵的舆论压力也会更受其重视。或许正是这种压力才导致在近一段时间集中出现第一个落马“红二代”常小兵，以及坊间印象较差的李小琳的辞职。
2015年底，“红二代”常小兵落马
红色后代如今面临这种尴尬处境有很多难以避免的客观因素。一个是中国社会问题的增多激化，阶层分化，如今国家经济发展形势也难称乐观，不满意识和情绪随之产生；一个是红色后代中的很多人则处于相对优越，甚至被认为是最特殊优越的地位，其“红色”光环会扩大这种影响力，因此很容易成为集火的标靶。
不可否认，红色后代在中国政商高层确实保持着相当的规模。尽管相对于平民阶层出身人士其总体比例仍在较低水平，但因其身份特征过于明显，几乎很难不被外界注意到。于是也就会让外界观者产生红色后代数量远多于实际情况的错觉。如果其中有某个或某些人的行为难以令外界接受，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会很自然地盖过更多其他人的低调善行和贡献，从而给该群体蒙上一层阴影。
目前红色后代在中国党政军商高层的具体分布状态很难为外界所知，只是以李小琳辞职、常小兵被查等外在案例来看，似乎正在呈现出退潮的迹象。对此，坊间另有新解，一方面承认“红二代”淡出，另一方面又指称新一批“赵家人”正在登场。看来，围绕在“红色后代”身上的争议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良莠不齐”的红色后代
2016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0周年纪念日，他的侄女周秉德接受媒体采访也谈到了红色后代话题，并且认为，“这里边确实是良莠不齐”，“清一色是不可能的”。这为认识红色后代群体提供了一个客观视角，也是在评价该群体时需要注意的事实。而且，这也可以是认识该群体的一个切入点。
历史证明，任何现实社会里都没有绝对的平等，总是会存在不同程度的阶层分化。简单地理解，由此会出现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位居上层和核心，一个是位居下层和边缘。前者掌握更多资源和权利，也会拥有更大自由，这种自由会削弱他人、制度和道德层面约束。
红色后代就属于这一群体。正如周秉德所言，该群体清一色是不可能的。也就是“红色后代”内部也会出现一种分化。也正是因为他们所享有的更多自由，这种分化也会呈现得更为极端，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能够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可以说，这一群体是产生精英人才的良田，也是造就大恶人的沃土。
2015年底，李小琳辞职
而且，这种比平民群体更极端的分化趋势是一种自然和现实的现象，很难避免。中国近代之前自不必说，即使是在进入现代文明，政党出现以后也是如此。仅以中共执政以来为例，毛泽东、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等等，其部分亲属都曾有过或或少地在中国位居较高层次。不过舆论对这些领导人本人及其亲属的评价也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一些人也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甚至是较高的评价。
难免的阶层分化 非阶级矛盾
当整体社会生产力处在较低水平时，社会成员整体素质也有大幅提升空间时，上层群体里的精英集体通过集中资源能够实现更超前的引领带动作用。当然其前提是这些精英群体将公共利益置于私利之上，并且受到主客观方面的有效约束。事实上，因为是在享有更大自由和资源基础上的自我主动而非被动的约束升华，其精英群体的个人能力也会表现得更突出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处于引领者治理者位置是一种有益选择。而从平民阶层一步步攀爬而上并最终进入高级位置的人，其个人能力也有可能表现得更强。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民众素质的普遍提高，精英群体的相对优势会迅速减弱，但不会完全消失。与之相对的是大众政治分量和话语权的提升，这会对上层优势群体起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作用。因为双方的起始条件被大大拉近，却会对仍然存在的小差距难以容忍。因为优势群体会不由自主地占据更多空间、更高社会地位、更快捷的上升渠道，也因此会成为数量呈压倒般规模底层民众的标靶。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层优势群体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逆向歧视。特别是在社会问题积累矛盾尖锐之时，这种抗上思维和情绪会更明显。
其实，这也已经是一种不公正，或者说是不理性、不准确。虽然位居领导者治理者地位的人必须是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首要目标，但并不是说出身于上层优势群体就没有合法性。只是由于中国社会对数十年来特权横行的现象有着切肤之痛，因此让其纠正这种误解也需要一定的过程。而上层优势群体自身也需做出更加符合普遍要求的改变，尤其是需要加强对自身的与之身份位置相应的约束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