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9日新西兰著名门户网站stuff.co.nz发表文章《离开“上帝之队”邪教，寻找生命的色彩》。1995年11月，英国坎特伯雷北部一名为“上帝之队”（又称“大卫营”）邪教教主被曝性虐数名女性，包括一名十几岁的少女。随后，该教四分五裂。20年后，几名原教徒向该报记者约迪·欧·卡拉瀚（Jody O’Callaghan）坦露离开邪教后20年的生活历程。
当道格拉斯·麦特卡夫（Douglas Metcalf）半夜走进罗欣娜·克拉斯通（Rosina Claxton）的房间时，她才13岁。
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认为是上帝的旨意，因为麦特卡夫被她和其他不断增加的家庭成员们看成是耶稣再生。
“我对第一次的最初反应是‘感谢上帝将一切终结——我已成仁’。”
但她的恐惧感日益增长，因为她意识到这永远不会终结，伴随而来的还有羞耻感“我对性行为本身感到恶心”，她在布里斯班的家里如是说。
她成为“少数核心成员之一”。组织里认为她是教主的秘书和“非正式的养女”。
“私下里我就是个情妇。每件事都是双重标准。”
“大卫营”，又称为“上帝之队”，也称为“全福音使团”，于上世纪60年代由其教主麦特卡夫创办。上世纪70年代达到巅峰。全国各地的人们赶来加入该教，甚至游客们也慕名参观他们位于怀帕拉（Waipara）的营地，占地面积48公顷。
麦特卡夫1989年去世，但事情的真相直到1995年才被周知。那时，该教仍很兴旺，约有200名教徒，几名女教徒曝光了麦特卡夫有数名性伴侣，从而推倒了隔绝该教的高墙。
上世纪50年代，克拉斯通的父母黑尔伍德（Harewood）的临时收容所等待政府安置时遇到了麦特卡夫。他像上帝的使者一般敲开房门，母亲开始有些怀疑，但他为她重病的朋友祈祷，朋友转危为安。
这“引起了她的兴趣”，他们与许多有军队背景的人们混在了一起。
“他强势，领导魅力非凡，能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很特别，并让人与人之间互相对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被要求尊重道格，而从不质疑。”那些经历过一些创伤，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或者有宗教倾向的，就成为该邪教待摘的“果实”。
“一旦你掌控了某人的心灵，你就掌握了一切。”克拉斯通被告知，因为她的毛利血统，她必须要“牺牲”。
“我们都被洗脑了，我被告知这是上帝的意志。”
“我15岁被带离了家人，住在麦特卡夫家里直到我32岁。”
生活在谎言中是恐怖的，她经常想着要自杀，会带着狗和马沿着河岸散步以释放压力。
1994年罗欣娜和儿子在“大卫营”
她与现在的丈夫在大卫营陷入了爱河，但麦特卡夫拒绝让她结婚，称她会成为“妓女”。数月后，他死了，两人结为夫妻。
当他们搬至耐尔森，她害怕其他的基督教徒说她是邪教教徒。她那时有三个不到5岁的孩子。当他们带着第三个刚出生的孩子回到营地时，其他女教徒“把事情抖露了出来。”
流言四起，大部分的教徒数周后逃离营地。她说：身在邪教就如大象被抓住了脚踝，却没有意识到大象完全有力量挣脱枷锁。教徒们不被允许独立思考，自行选择衣物，化妆品或者发型。她认为麦特卡夫的死亡是该教最终解散的唯一原因。
她摘下了头巾，脱掉了长袍，第一次感受头发在风中飞舞，但要原谅和忘却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她仍然习惯性回过头去看是否被监视。刚开始，是“上帝会重罚我”的恐惧，然后就是沮丧。
当2006年法庭进行营地财产拍卖时，她和兄弟走过了曾经属于他们但被麦特卡夫抢走的财物区。
“（那些财物）都成了破烂，我哭了。”
“我想，‘多大的浪费啊，如果没有那些性虐待和宗教欺骗，事情就会完全不同……’。”
卡拉斯通说，大卫营的生活也有好的方面。
联系紧密的大家庭，野餐，各种笑话，人们总是互帮互助。
“在邪教中长大就像在黑白胶卷中长大。当你离开邪教，你会突然发现世界有很多色彩。”
搬到布里斯班是她重塑个体的第一步。
冥想帮助了她，其他教徒在坎特伯雷北部的教堂找到了内心平静。
每个宗教都能找到警句良言。那些站在讲坛上的人掌握的权力“可能会非常危险。”冰冷的说教，严厉的法规条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压抑”。还有忠实的教徒，愿意“为道格而杀人”。“那绝对是个疯狂的时代。”
对那些想脱离邪教的人的建议？从邪教原教徒那里获得帮助。“你不可能一夜转变，这需要很长时间。”
罗欣娜·卡拉斯通通过冥想找到了内心平静，重回了毛利血统。在13岁做了邪教教主道格拉斯·麦特卡夫的情妇后，她现在在布里斯班过着幸福的生活
大卫营现状
大卫营原有的城墙依然存在，城墙内依然有原教徒居住。
怀帕拉的营地与国家1号高速公路平行，教徒们在路边埋藏着很多武器为所谓的共产主义侵略做准备。
警察搜索了营地数次，寻找军用武器。据称直到现在还有武器埋藏在那里。
如果你通过小门进入大的铁门，你会发现曾经挤满教徒的建筑已经破败不堪。
该营地仍然是部分原教徒的居所，现在营地所有者在营地里有个工厂。
营地的高墙仍然耸立。
机器和旧建筑点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麦特卡夫曾鼓励女教徒穿着花纹图案的衣服。
道格拉斯·麦特卡夫在大卫营全盛时期的肖像
盖里·拉夫（Garry Love），他在隔壁有个工程公司，他也曾是麦特卡夫身边的一员，他那时完全看不清事情的真相。“我觉得，如果你身处其中，你不一定能看清出路。”
当封闭的社区四分五裂，教徒们了解到已去世教主的真相时，“每个人都吓坏了。”“人们都很受伤，他们真的很受伤。他们害怕极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拉夫感到了背叛。“我感到撕心裂肺。”“老教主有很大的问题。他把自己保护起来以维持他的坏习惯。”他“引诱女性和他交往”。
人们感到受伤，一些事情现在“仍然非常伤痛”。但拉夫的家庭已经放下过去。拉夫认为直面所发生的一切，努力推倒该教与外面世界的围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作为安伯利一教堂的资深牧师，拉夫致力于帮助更广大的社区。
“大卫营是个封闭的社区。”“我们很难被当地教堂接受，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有怀疑，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他的信仰有了“翻天覆地的不同”。“我们现在信仰的东西与大多数教堂相同。”
兰诺·威廉姆斯（Lenore Williams），仍居住在社区，对她后期的生活有哲学般的思考。就像爱人的死亡。“当然这个剧变是令人伤痛的。”她说，就如一颗漂亮的长满果实的树，一点点压力之下，树就裂开了，然后你会发现树干已经腐烂了。
“许多地方当然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你意识不到这一点。”“当然这会让你思考你自己的辨别能力。”
“（你会想）我怎么会陷入进去？我怎么会如此盲目？我怎么如此容易受骗？我们是怎么受骗的？”
她从未失去信仰，只是去除了“所有多余的东西”。 她不再对不同信仰的差异那么教条和严苛。“我们的确曾身处大卫营。”“没有人能拥有一切。没有人事事完美。我们互相需要。”她认为大部分教徒呆在大卫营是因为都有做正确事情的真诚渴望。
回避和背叛
退休的长老会牧师约翰·特顿（John Turton）在邪教呆了12年，体验过“残忍的”邪教控制手段，称为“回避”。
他最后给麦特卡夫写了一封长达14页的信，说教会在哪里出了错，和他认为需要改变的地方。“我开始意识到上帝对我说，让我离开。”
教徒们都是“骗子和小偷”，命令都来自“上层”。
当教徒们需要在营地工作时，他们被允许以生病为借口向老板请假，或者以失窃的名义向保险公司骗保。他们也经常在附近小镇偷窃。
特顿在安伯利有个鞋子修理店，他被告知如果离开教会，他将被上帝放弃。但他还是离开了，1984年，当麦特卡夫还是教主时，他被教会开除。特顿在大卫营遇到了妻子，并生育了两个孩子。
他把离开邪教等同于离婚。“你会感到痛苦，生气，极端愤怒。你会内心极端挣扎，是否回头。”
他知道有个原教徒在家里不能谈到任何关于大卫营的话题。其他人在谈论中寻求到安慰。“我花费了9年时间程序解除，或者说重新找到自我。”找到加入邪教、离开邪教的原因很重要，有助于生活正常继续。他说，他的书《浑水：我清楚了解统治现已结束》，刚刚出版，非常有帮助。
“我们会说我们已经放下过去，重新开始。”
“（但是）你会发现它会在梦中出现。”
原教徒科林回忆到当他加入邪教时，父亲认为这是一种“背叛”时，他不禁泪眼婆娑。
科林在大卫营时是个纹章画家
他15岁时刚与父母来到英国，他的表亲介绍他通过欧哈基（Ohakea）空军营的教徒接触了大卫营。
“（我父母）知道这是一种教化，但他们却切不断这种教化。”科林作为一名艺术家，他通过努力的工作在艺术领域找到了自身价值。但之后他只画些纹章图案——盾牌、旗帜和奖章——麦特卡夫喜欢这些东西。
当他得知教主的“性丑闻”时，他迅速离开邪教。他和妻子认为这是他们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我们意识到我们只是上错车，然后下车，我们将所有的一切都放下了。”“我们除了车子和两个孩子一无所有，我们在基督市开始了新生活。”“许多人逗留了一会儿。其他人在一团迷雾中离开，心碎不已。”
很长时间以来重大决定都是由教主做出。该教解散前一年，教徒们甚至对这两夫妻购买了自己的车感到愤怒。
“一旦你离开大卫营，你就能自己做决定，这真的是一种解放。”
他和妻子作为团队“不得不开始思考”。“她说‘我想穿裤子’，然后我说‘那就穿吧。’我们自己给自己发通行证。”
36岁时，他学会了图案设计以谋生，最终修复了与父母的关系。“我认为这些磕磕绊绊使我成为了现在的我，更智慧，更强大。”“（现在）我的梦很正常。”
拉夫希望人们可以从大卫营那里汲取教训。“回首往事，你会对（麦特卡夫）有很多疑问。如果我再次遇见他，我会问他很多问题。”
罗欣娜有的不仅仅是问题。
她说当她再遇见那件难以启齿的事情时，她会说：“我会告诉他，‘不要’。”
*大卫营现在已经分裂成好几部分，由不同人所拥有。其中一部分人与该邪教毫无关系。这些财产都私有化了，不再对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