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人们的思维习惯，如果说某一个人在考场是被取消考试资格了，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么他考试作弊了，要么他违反了国家政策，或者是不符合考试条件等等，但是本文的主人公宋代的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王安石一没有考试作弊（用不着），而没有违反政策行贿（没钱），更不存在犯法不符合报考条件的情况，可王安石的状元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被拿下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王安石从小就特别聪明，他不但拥有超强的记忆力，而起还有举一反三的本事，他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又特别酷爱读书，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才子。应该说王安石的少年时代过的还是非常得意的，和当时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既然书的好，就应该去参加科举，自然王安石也参加了京城的科举考试。结果王安石和他后来的为官办事一样，他说话正直，丁是丁卯是卯，而且文笔犀利（“拗相公”的外号不是白叫的），最后考官判定王安石第一名，王珪第二名，韩绛第三名，杨寘第四名。王安石还真是差点当了状元。
这前四名的家庭出身和背景各不相同，排名第四的杨寘是大家子弟，他是本次主考官，号称太平宰相的大词人晏殊的女婿杨察的弟弟，也就是晏殊女儿的小叔子，可见这次晏殊还是比较公正的，没有给自己人走后门，作为哥哥的杨察很快就在岳父那里打听出了弟弟的成绩，不禁有些担忧，毕竟是第四名，要是再进一命，弄个探花就满足了。
杨寘对本次考试成绩也有自己的看法，本来他对自己信心满满，以为最少也在三甲之内，说不定还是状元，最后只弄了个第四名，前些天跟哥哥吹牛说自己能拿状元，还在酒馆和酒友大肆吹嘘，现在好了，这以后还怎么跟朋友解释？
不过这个杨寘的运气真是好，世事难料这句话就应在了他身上，按照当时的规矩，前三名的卷子要送到御前御览，也就是让皇帝亲自过目把关，考卷送到了宋仁宗面前，仁宗皇帝对王安石的议论很不满意，觉得言辞过于犀利，而起其中还有“孺子其朋”，这是周公对周成王说的话，原意就是“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这一下就捅到了宋仁宗心里去了，你这个毛头小子，叫谁年轻的小孩呢，还让我和群臣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羽翼尚未丰满就想在本皇帝面前指手画脚，哼!简直是不自量力嘛。于是，仁宗二话不说，“欻、欻”两下子就把王安石的第一给划掉了。实际上王安石是很冤枉的，他一点对皇帝指手画脚的意思都没有，就是引用了一下周公的话而已，结果状元就没了。按照大宋科举的惯例，所有科举考试的官宦子弟一律没有得状元的资格，防止有人作弊。即便是考中了状元也要降低名次，后边的人依次递补，这样王安石被淘汰出局后，排在他后边的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官宦子弟王珪和韩绛两人也没有了得状元的资格，依次降低名次，就这样状元还真被杨寘顺手牵羊地捡走了，捡了个大便宜。
拗相公王安石的心态真好，思想也端正，状元不得就不得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科考的名次除了能给街谈巷议增加点谈资之外也没什么用，要想名留青史还是要堂堂正正做出一番事业，为国家尽一点绵薄之力，所以就算是王安石后来官至宰相，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他也没怎么和人谈起过这些辉煌的事情。
王安石之所以被取消状元资格，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讲了真话，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代名相的脾气和性格，毕竟是金子到哪都能发光。
奇葩的古代高考 王安石被取消状元资格之谜
a7a8 发表评论于
三甲指的并不是前三名。
balsam_pear_k 发表评论于
国内的历史对王及其变法是清一色的赞扬。第一次看到王变法负面评价是从民间文学＂拍案＂上，刚开始很惊奇。后来感觉，王的变法就是现在的左派，理论上是好的，想法是理想的，看上去是完美的，但执行的实际是悲催的，就有点象OBCARE和共产主义。
亚发 发表评论于
苏东坡的父亲苏洵瞧不起王安石，写下《辩奸论》：“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
沈成涵 发表评论于
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
本文摘自《荆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21卷第3期 作者：徐昌强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韧酢？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颂跫?６陨褡谡庵痔?，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安石任相后，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骗。神宗不受，吕诲求去，安石亦求去。当神宗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时，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从安石的话表面看来，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许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却是只有吕诲被斥后，他才出来变法！宋神宗当然听出了话外之意，只好贬出吕诲，安石这才满足心愿。在以后的变法中，安石也多以谢病来消极抵抗神宗的动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气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还在信中对人说“自念行不足以悦众”，“智不足以知人”。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就“政治家”这一称谓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张居正之处；就变法本身而言，王安石变法在策略和步骤上不如张居正改革那样灵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权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张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不如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那样齐心协力。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
本文摘自《荆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21卷第3期 作者：徐昌强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和张居正就是在这种相近的背景下各自进行了变法与改革。但是，将王安石的变法与张居正的改革进行比较，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的改革相提并论。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对王安石变法也褒贬不一，可作为王氏变法不如人意的佐证。①
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虽然张居正身亡之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外)被明神宗废而不用，他本人也遭诬劾而被削官夺爵；但到万历末年，人们认识到改革的益处。因此，他的文集问世后，为其作序跋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对其改革称许有加，认为在他执政的“十余年间，海宇清晏，蛮夷宾服”，②并把他誉为“救时宰相”。③天启朝，廷臣开始为居正鸣冤。于是熹宗下诏“复(居正)故官，予葬祭”；到崇祯朝，居正父子官复原职，尚书李日宣等更称：“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驰，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义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④可见张居正以他的改革精神赢得后世对他的追思与怀念。这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所没有的。
尽管王安石和张居正都是为了救弊图兴而进行的改革，他们的改革却产生了迥异的社会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革策略不同。改革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但即使是同一类型改革，也会因改革者所采取的策略不同而产生不同效应。和王安石变法相比，张居正改革阻力较小在于他具有较高的策略水平，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所奉行的宗旨方面。
王安石早在宋仁宗嘉?5年(1160年)上《万言书》时，就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使之合乎“先王之政”。但是，他任相之后，却亮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表明要更改太祖、太宗以来的法令制度。安石此举虽然给希望变法的士人注入了一副兴奋剂，但在思想还很保守的宋代，改变“祖宗之法”无疑会招来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如范纯仁向神宗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在向神宗上《尚书解》时又说：“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⑤实际上就是要神宗不事更张，奉行“祖宗法度”，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很普遍的。因此，王安石亮出的变法旗帜使他在变法之初就遇到了强大阻力。张居正的做法与王安石则不同，隆庆5年(1571年)，他担任会试主考时撰写了《辛未会试程策》⑥，其中第二部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策题答案体现了他的变法思想，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说明他主张变法应以顺应民心为要，即应“法后王”。但他又说，“法后王”并不是更改明太祖所制定的各种制度，相反，对于唐宋以前的君主而言，明太祖是“后王”，因此“法后王”就是恢复太祖之制中本来面貌，革除正德以来的弊政。而对于明中叶诸帝来说，太祖又是“？韧酢？这样，改革并没有违背先贤所主张的“法先王”之旨。居正任首辅后，在明神宗召见时表示：“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然后又在谢恩疏中说：自己要“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⑦这样，张居正在改革中始终打着“恪守祖制”的旗帜，从而抑制了守旧派之口，减少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改革步骤不同。宋、明两朝发展到中叶时，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和张居正上台时，接手的都是家底很薄的摊子，扭转财政危机是他们的共同任务。然而，在制定改革方针，应该孰先孰后时，王安石和张居正采取了不同的步骤，体现了他们在谋略上的差异。
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着手整顿财政，而忽略了吏治改革。“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役、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⑧这表明王安石为改革“积贫积弱”局面，一开始就把改革重点放在整顿财政上，以俭财为先。由于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一些地方官使新法成为扰民、困民之举，遭到百姓反对，且变法对官僚地主及大商人的利益触犯颇多，故又遭到这部分势力的反对。可见，在吏治没有澄清、官僚地主的阻力没有打破之前，改革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的。
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显然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治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⑨否则，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上泽虽布而不得下疏，下情虽苦而不得上达”⑩，即是当时官僚作风的写照。正德、嘉靖年间的改革之所以不了了之，正是吏治腐败所致，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因此，虽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于万历元年(1573年)提出“考成法”。考成法的施行，大大提高了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由此，张居正是在获得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后，然后再运用这个经过改造的工具去推行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使新法一以贯之地推行了十年之久，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第三，改革者的地位与权限不同。中国封建社会，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权至高无上。因此，要革旧图新，首先就要取得皇权支持，故韩非说：“事在四方，在要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但是，皇帝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变法，不仅决定了改革者所拥有的权限大小，也决定了改革最终所能取得的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变法也有不如张居正改革之处。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调入京师后，宋神宗谦虚地说：“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聊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虽然孙固、唐介等力言安石不可任相，但神宗不为所动，次年就以其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此时神宗对变法充满了幻想，因此在变法初期对安石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使改革得以逐步展开。但是，随着反对派声势的高涨，神宗对安石的不信任日益增加，对变法也动摇起来。当他看了韩琦指责青苗法的上疏后，对安石等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虽然安石作了辩驳，神宗仍半信半疑，安石不得不“称疾家居”。神宗欲罢青苗法，直到安石以辞职相胁时，这才“为巽辞谢之”。又如神宗在亲策贤良方正时，太原判官吕陶奏请罢理财之说，神宗让安石读卷，见安石神色沮丧时，他又让反对变法的冯京续读，并称其言有理，这对安石等变法派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打击。此类事例甚多，不再枚举。
其实，宋神宗对安石的牵制远不止此，在用人政策上他也留了一手。变法之初，安石就提醒神宗不要为异论所惑，神宗表面允诺，却又把司马光、冯京、文彦博等反对派留在朝中，以牵制和监视变法。这些人后来虽因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但也为反对派阻挠变法提供颂跫?６陨褡谡庵痔?，安石也有所觉察，叹道“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也？”并暗责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些情况都表明，当反对派大举进攻新法时，神宗的动摇性就暴露出来，使反对派抓住他这一弱点，从而给变法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明神宗即位时，只是个十多岁的孩童，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正是这一因素使张居正在改革中取得了皇权的支持，牢牢掌握着改革大权。居正任首辅后，取得了神宗生母李太后与司礼太临冯保的信任，成为他们在朝廷的代言人，而居正又利用自己作为帝师的特殊身份，向神宗灌输改革思想，这样，幼小的神宗自然而然地把张居正奉若神明，对改革更唯居正是从。因此，神宗这时只不过是皇权的符号，居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有效地利用了皇权这把尚方宝剑来清除障碍，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明神宗成年后，更把居正视为顶梁柱，万历5年(1577年)9月，居正父在江陵病逝，按封建伦理，他必须回原籍守制三年，然而此时改革正处关键时刻，反对派在暗中活动，居正一旦离去，改革和他本人的前程都将凶吉难卜，因此无论对朝廷还是对他本人来说，居正都不能离开。这一点神宗十分清楚，故有人提议居正“夺情”时，神宗立即同意，并下诏说：“父制当守，君父尤重”，明确表示要居正夺情，使舆论大哗，甚至有人上疏称：“国有非此不可以为国，家有非此不可以为家，人而非此则禽兽矣，中华而非此则夷狄矣”，并说这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正好这年有慧星从东南方升起，反对派便把它附会为上天对夺情的不满，甚至有人“悬谤书通衢”。对这些攻击性言论，神宗不为所动，并下诏：再论此事者诛无赦。同年12月，朝野又议论纷起，说居正将有异举。为了辟谣，神宗再次出来为居正说话，重申：“纲常人纪，君臣为大”，斥责反对派“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排挤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殊为悖逆不道，倾危社稷，大伤朕心。”反对派果然被镇住，使居正得以集中精力把改革推向深入。
尽管有人认为神宗对居正的尊敬是长期受李太后、居正严格管束所产生的敬畏心理的表现，并不是其内心思想的真实反映，但不可否认的是，神宗在改革过程中是给予了居正以极大的支持的，而不是像宋神宗那样处处制肘王安石。至于居正死后，神宗几乎尽废其法，并抄居正家产和削官夺爵，却不是神宗反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引发的悲剧。
第四，与同僚关系不同。要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不依赖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改革者如何处理与同僚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张居正显然又比王安石略胜一筹。
王安石在变法时，对反对派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和排挤，就扫清变法障碍而言，此举无可指责。然而，对那些只是指陈新法过失、对新法并无恶意的大臣，以及居于变法与反变法之间的大臣，安石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他们，而是一律予以压制，把他们推向了反对派一方，壮大了对立势力，给改革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后果。此外，变法派内部也存在集团利益之争，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安石与吕惠卿之间的斗争。当安石应诏二次任相时，吕惠卿“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廷臣“遂更朋附之”。安石复相后，立即上疏反斥惠卿，终于把他赶出朝廷。但惠卿并不甘心，又在地方上疏称：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力年岁之间。虽矢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竭力想扳倒安石。可见，安石不仅不善于处理与中间派的关系，即使同是变法派内部，一旦涉及切身利益时，他们也会作殊死搏斗，暴露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短视，这就难怪变法会以失败而告终了。
张居正在处理与同僚关系方面的情况，要分期来看。在夺情以前，居正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理智，对于那些“以言乱政”者坚决予以清除，而对持不同政见者，则把他们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他又注意录用人才，“无问是谁亲故乡党，无计从来所作眚过，但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事实上，居正也是按这一原则来举荐官员的，如素逆于居正的马自强因精明能干而受推荐，自强“不自意得之，颇德居正”。高拱的心腹杨博也被任为吏部尚书。这样，一些怀才不遇的官员把居正看成了升迁的希望，一部分高拱旧属也转而支持居正，居正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威信和权力，故时人称“相权之重，本朝罕俪”。正是凭借这一有利形势，居正得以把改革全面推行开来。在夺情以后，居正受到极大刺激，加上已大权在握，对形势判断不清，凡反对改革，或上疏言事但有利于改革的士大夫，他一概贬斥不用。从此以后，居正开始以个人感情任用官员，给改革造成了不利影响。不过，由于居正掌握了内外大权，仍能按既定的方针施政，所以改革能推行无阻，但居正身死之后新法被废的隐患也由此种下。
第五，改革者信念和毅力不同。历来凡是改革者都会遭到攻击和诽谤，因为改革会触动一部分人利益，他们势必不遗余力地阻挠、破坏改革。这时，改革者信念和毅力就会经受严峻考验，其信念和毅力也将决定他们采用什么态度来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从而继续推行改革，取得更大成就。就此而言，王安石也不如张居正。
王安石任相前，曾大力提倡要求重视人才，可当他开始变法时，却没按这一方针来推行吏治改革，而是把目光放在经济改革方面，这其中固然有宋神宗急于求成的原因在内，但安石鉴于庆历新政的失败，不敢得罪大官僚等既得利益者，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正因为下面官吏的阳奉阴违，才使王安石变法失去了初衷。因此，不敢力行吏治改革，可以说是安石毅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安石任相后，御史中丞吕诲上疏说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希望神宗不要受其欺骗。神宗不受，吕诲求去，安石亦求去。当神宗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时，安石立即向神宗表示：“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从安石的话表面看来，他似乎真的是“以身许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但言外之意却是只有吕诲被斥后，他才出来变法！宋神宗当然听出了话外之意，只好贬出吕诲，安石这才满足心愿。在以后的变法中，安石也多以谢病来消极抵抗神宗的动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复相后意气消沉，屡次谢病求去，还在信中对人说“自念行不足以悦众”，“智不足以知人”。这时他对变法的畏难情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儿子王雨方死后，安石更是悲伤难抑，力请辞职。神宗见他去意已决，也对他失去信心，让他去了江宁。从此，王安石就以写诗来消愁解闷。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变法并没有坚定的信念，他本人的毅力也不足以使他担当北宋中叶救弊图兴的变法重任。
相反，张居正在这方面却胜过王安石。早在隆庆年间，徐阶致仕，将国事托付居正，他表示：“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改开始后，居正明知整顿吏治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反对，但他毫无畏惧，表示自己“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怨诽有所弗恤也。”当他遭到自己门生刘台弹劾时，仍坚持初衷，声称“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使吾为刽子手，吾亦不离法场而证菩提”。表现了改革者的无畏精神。居正直到临死时还把改革大权抓在手中，在病榻上还想着如何把改革推向深入。因此，张居正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勇于任事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就“政治家”这一称谓而言，王安石有不如张居正之处；就变法本身而言，王安石变法在策略和步骤上不如张居正改革那样灵活；就改革者的地位和权限而言，王安石更不能和张居正相比；就改革班子而言，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也不如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那样齐心协力。因此，王安石变法的成就自然不能与张居正改革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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