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政府各军机关也随即向重庆、武汉、长沙迁移。国营及私营工矿企业、高校等也开始向后方转移，从此西南各省成为中国坚持抗战的大本营。在这场大迁徙中，许多面孔被记录的影像定格，有商人、医生、工程师、教师、学生、自由职业者、工人，有千里跋涉的逃难人群、国营工矿企业的生产劳作、中央军校学生的操练演习、与当地军民互动的美国军人……
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大撤退，黄埔军校南京校本部也紧急撤离西迁。 11月初，黄埔军校南京本校第13期入伍生于庐山举行升学典礼后，称为第13期学生第1总队。会同录取不久的第14、第15期两期入伍生，经过几个月的行军，途经江西、湖南、湖北，进入四川，到达铜梁安居镇，行程计有2000余公里。军校在铜梁整训将近1年，在校学生编为第13期第1总队、第14期第1、第2总队和第15期第1总队。在铜梁，1938年9月第13期第1总队学生毕业，11月第14期第1总队学生毕业，1939年9月第14期第2总队学生毕业。由于此时处于战争时期，在校教育很难正规化，特别是学生员额萎缩，军校撤销了学生总队。国民党政府迁移重庆后，军校曾有选校址在重庆的动议，但最终因为此时的重庆人满为患，军政机关太多，军校这么多师生，实在难以找到一块安身办学的地皮，只能另外选择地方。
1939年初，军校由铜梁迁至成都市区，原有成都分校，即第3分校并入本校（3月，改设第3分校于江西瑞金）。成都本校在成都分校的基础上，扩编政治部，增设军官教育队，恢复原高等教育班，加设了战术研究班、校尉官研究班、射击训练班、技术训练班、特务长训练班等，军事教育趋于完善。校址的调整：将原成都分校北校场旧址改为校本部，学生总队则分驻西校场、南校场、皇城及市西郊草堂寺、青羊宫等地。校务委员作了调整：除原有人选外，又增加了唐生智、程潜、白崇禧、邓锡侯、龙云、余汉谋、陈诚、张治中等8人。
军校自迁成都后，先后进行了一些比较大的行政机构调整和人事调整。将原撤销的学生总队分别又在第16、第17、第18等期重新建立。1943年，教育长陈继承调走，由陆军大学教育长万耀煌继任。1944年春，军校曾代训两期青年远征军教导团学生。1945年秋，又撤销总队制，军校为方便管理，按照各总队地址分为4个督练区，各设督练官1人，负责转达校部命令及教学事宜。不久，日本战败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军队裁员。各分校相继合并裁减，所有在校学生依肄业时间分别结束或转入各兵科学校，并选送一些优秀者进成都本校，前后达3000余人。
1946年元旦，军校由南京时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确定培养对象是国民党基层干部。2月，以第20期学生为各兵科普及教育实验区，开始试行各兵科的综合教育。4月中旬，原教育长万耀煌调往湖北，由关麟徵继任教育长,关是黄埔一期生，在东征中负伤后仍英勇奋战，共产党人主办的《中国军人》杂志曾为此事赋诗称赞过，关因此伤而很快出名，后青云直上。在1947年冬以前，军校校长一直由蒋介石兼任，此后，由关麟徵继任校长，并恢复总队制。1949年9月7日，关麟徵调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20日，黄埔一期生张耀明继任校长。
黄埔军校西迁四川，一直到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败退大陆，校址再没有离川，历时长达12年。除短训班外，有两期学生毕业于四川铜梁，10期学生毕业于成都。至此，黄埔军校结束了在大陆的历史，成都时期则是其最后一页。
下面的这组照片拍摄于1944年。
成都黄埔军校正门
教育长万耀煌将军
炮兵科训练归来，旁边是成都老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