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转自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1/06/4040414_0.shtml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期，作者：黄艾禾，原题：《张静芬老师的选择》
一个普通人，在文革中做出了一件并不惊天动地、却勇气非凡的举动，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你永远可以选择
张静芬老师今年80岁。她和老伴儿住在北京南城的一套单元房中，像北京的数百万退休老人一样，过着安静的晚年。
张静芬的经历很简单。1951年，她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了师大女附中当老师，教历史和语文。她一生只在这一个单位工作过，一干就是近40年，直到1988年从学校退休。如今，她每天读报，遛弯，带孙儿，宁静平和。她不想生活再被打扰。
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任何理由忘记她。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成为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名教育工作者。8月9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的匿名唁函。这是第一份记录卞仲耘遇害真相的文字。
多年之后，王晶垚写道：“这封匿名唁函告诉世人，即使在文革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有人敢于立即做出自己的选择，抗议邪恶。”
做出这一选择的人，就是张静芬。
对于这一惊世之举，张静芬自己却从未谈起。因为，“那些事做完了就过去了”。经过再三努力，她才终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这是她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2010年12月12日，张静芬在北京家中。
1970年春，校方为卞仲耘内部平反，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小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前排抱骨灰盒者为王晶，二排左二（白衣者）为张静芬。
“我把全校所有的老师都想了一遍，觉得没有反革命”
张静芬刚进师大女附中那年，才21岁，是大学实习到这里讲课后，被校长点名留下的。
她对这个学校充满好感。
师大女附中原来就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女中，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延安的育才学校女生部与其合并，这里成为北京最好的女中。学校不但出了一大批女科学家、 女艺术家等名人，而且是那个年代高级干部的女儿们聚集之地，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女儿都曾在此就读。用一位校友的话说，这里“部长的女儿是大把抓”。
在张静芬的印象中，这里的女教师们，个个爱岗敬业，水平一流，其中不乏为了事业选择独身主义的。
对于从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她的印象也非常好。她记得有一次在教室外看见后来当上副校长的胡志涛。“短发，很精神，穿着列宁服，我想这就是老干部了……两个大眼睛一闪一闪的，非常精明强干的样子。”
当时的卞仲耘，刚从解放区过来，还只是教导员。张静芬的第一次深刻印象，是有一次开会看见她。“很漂亮的，长得好像薛宝钗似的，很美。但是衣服有点邋遢。当时苏灵扬校长就批评她，说你看你的领子后边这么脏，她的脸刷一下就红了。我当时心想还有这样的人物啊。”
张静芬进师大女附中的时候，很多人都祝贺她，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会进步很快。张静芬自己也这样觉得。不过，她与学校领导，包括后来当上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没有任何私交。她觉得在这里，凭本事吃饭就行了。
“我知道卞校长是一个很好的人，对人很诚恳。但我不喜欢跟在领导后面拍马屁，我从来不做这种事。因为我觉得凭我的学识，凭我对学生的爱，来做工作就行。人应该光明正大。我也从来不搞小汇报。领导也知道我的水平，也知道交我什么工作都是放心的。”她颇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学校停了课。师大女附中的三个副校长、两个教导主任全部被打倒，每天被批斗不止。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似乎身边都是阶级敌人，每个人都可能是反革命。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张静芬庆幸自己历史清白，没有什么可被“揪出”的小辫子。但是私下里，她对这种革命很不以为然。
“因为他们是当权派所以就是反动分子？这我不明白……我就把全校所有的老师都想了一遍，我觉得没有反革命。这里每个人我都认识，而且不是一起呆了一年两年了。谁不了解谁啊？人都有缺点，但决不是反革命。”张静芬说。
在卞仲耘死的前几天，张静芬就发现，她两眼发直，谁都不理了。“有一次我上厕所，正好碰见她，她在洗手。我也赶快过去，好跟她说句话。我想告诉她，你不要负担很重，大家都是理解你的。我刚过去，她转身就走了。这时又有人推门进来，也不便说什么了。”
“听到卞仲耘死讯：“屋里静极了”
1966年8月5日这一天，令师大女附中的许多师生终身难忘。张静芬也同样刻骨铭心。
“我记得那天天特别热。我们年级组语文老师在二楼的楼上开会。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大家在办公室里学文件，‘最高指示’什么的。听见楼下挺乱的，很嘈 杂，从窗户往下看，后操场有学生弄个大筐，里面装了黄土，让卞仲耘这些‘黑帮’抬黄土。他们每人头上都戴着字纸篓。然后又让她们左手拿着簸箕，右手拿着扫 把，当当当地敲。他们身上都贴满大字报，都是一条一条的。上面写着‘打倒卞仲耘’啊，你是黑帮，你是反动派啊，不老实交代就如何啊。还被泼了好多墨水。还 让他们唱‘黑帮歌’。有学生拥着，这些学生我也不认识……”
张静芬并没有亲眼看到卞仲耘是怎么被学生打死的。“我后来听到的说法，是说胡志涛挨打最厉害，因为她抗拒，她同红卫兵辩论。但胡志涛年轻身体棒，顶过来了，没伤到要害。而卞仲耘当年已经50岁了，她被击中要害，不知道被谁用棒子打中小脑……”
第二天，张静芬和她的同事们在一间教室里，听到“筹委会”（文革开始后学生成立的取代学校领导班子的组织）的广播，宣布卞仲耘死了。
“当时，教室里的桌子围成一圈，我们都围坐在那里。屋子里静极了，掉根针都可以听见。没有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表情。比如很惊讶，怎么她 死了？或者表示，她死了，她该死，她是反动派；或者说，哎呀太可惜了……没有，没有任何表情，没有同情她的，也没有反对她的。”
或许，这种静寂，一半出于震惊，一半出于恐惧。
卞仲耘遗像及遇害时所穿衣服。王晶摄于1966年8月6日（卞遇害第二日）。
“这样做我睡得着觉”
当天晚上，张静芬彻夜难眠。
“我哭了一晚上。后来一连几天都睡不着。卞仲耘她到底有什么罪？她有什么错误？国家有宪法，怎能这样把人整死啊！我想起最后一次看见她带着她最小的 女儿四宝从我家门口走过的情景，现在这可爱的孩子就没有母亲了。多么惨绝人寰啊！现在和卞校长已经是天人永隔了，不可能再与她交流了，我决定给她的爱人老 王写封信。实际上这就是写给卞校长的信……”
时隔40多年，提起当年的情景，张静芬的眼泪仍然慢慢渗出，浸湿了她布满皱纹的眼窝。
这封信写道：“老卞在女附中为党工作十七年，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心里清清楚楚……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被很多带钉子的粗木棒和板凳腿乱打，罚 她下跪就下跪，罚挑土就挑土。……后来又被罚去扫厕所，在刚登上第三层台阶，在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她就一头晕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当时大小便失禁，只有 大口呼吸的份儿了。而竟还被认为装死不老实，被用脚乱踢头部及身上。不马上送医院。时约六时许，竟被用垃圾车运到小操场厕所旁边。……至七点，打电话请示 了市委，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人。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打四针强心针，又有何用？老卞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这种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暴行令人发指！怎不令人悲愤填膺！……我们一定要追究责任，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她的惨死更说明她是好书记、好校长。我们相信，她决不会去反党。这件骇人听闻的惨案，在某些人是噤若寒蝉，某些人是敢怒不敢言。”
“老王同志，你是她多年的战友，也是爱人。你必须坚强活下去……同时也要好好抚育老卞留下的四个孩子。我已决定，今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尽力帮助他们。”
“我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我不愿写下我的名字，也不愿暴露我的笔迹。希望你相信：老卞不是孤立的。很多大字报是言不由衷的（各种不同的言不由衷）。”
“握手 致最沉痛的哀悼和敬意献给老卞在天之灵！”
落款是：师大女附中一教师。
为了防止别人认出笔迹，张静芬是用左手写的信。她还特意戴了手套，不留指纹。“我这也是从电影里学的。”张静芬笑言。
这封信被装进信封，写上地址，投进邮筒，寄往了卞仲耘的家。
8月9日中午，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收到了这封匿名信。44年过去了，他一直珍重保存着这封信的原件。
“这是第一份，也是第一时间陈述卞仲耘被惨杀真相的文字。卞仲耘遇害时极其可怕的情景被清晰记录和见证，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阅读这封匿名唁函时悲愤交加的心情。”王晶垚后来如此形容自己的心情。
在卞仲耘遇害后的几天里，到卞家来的人相当混杂。匿名信差点走漏风声。
王晶垚记得，过了不久，师大女附中“筹委会”方面来了一个人，追查是不是有这样一封信。他坚决否认，咬定没有此信。
“当时追查的人也没问下去。可能与这是学生打死校长的第一个案件有关。如果事情再晚一点，也可能就会不同，他们可能会凶狠地一直追查下去的。”王晶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静芬后来在学校里看到一张大字报，贴在锅炉房，上面写着：现在阶级斗争形势是非常复杂的，要不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为卞仲耘之死喊冤叫屈呢？她心想：这封信是不是已经被查出来了？
“你当时心里有没有害怕？”
“我不害怕。就算你查出来，我也没事，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这么多年我在学校谁不认识我？大家这么多年都对我很好。我心里很坦然，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这样做我睡得着觉。”张静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她们自己会受良心的责备的”
卞仲耘死后，按照当时的规定，这样的“黑帮分子”的骨灰是不能进八宝山公墓的。王晶垚和孩子们只能偷偷地在家里为她布置一个秘密灵堂。
1978年，北京市正式给卞仲耘平反，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这封匿名唁函和平反决定一起，在追悼会上向800多名与会者分送。当然，那时它已不再是“匿名”了。
张静芬最终是如何被找出来的呢？
学校一开始曾怀疑另有其人。“我那时听说他们认为信是一个姓陈的老师写的，我心里觉得好笑。”张静芬回忆说，“他当时还在挨整呢！他哪有这个胆量？”
从信的笔迹上看，大家认不出是谁写的。后来，学校找来了管人事的干部，人事干部看到了信封，一下子认出，“这是张静芬的字嘛！”
“在信封我没有写‘怪字’，我觉得如果信封上也写‘怪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吗？反而就把这信给抄走了。”张静芬承认。
这位当时30多岁的女教师，一边戴手套掩盖自己的指纹、用左手写信以防暴露笔迹，一边却又在信封上留下自己的真实笔体——她真不知道，她曾经跟怎样巨大的危险擦身而过。
所幸，1970年代初期，文革还没有结束，但是一些冤案错案已经开始在内部平反了。张静芬的“暴露”才没有给她带来灭顶之灾。
“我真不知道她当时是这样写的信，这简直人命攸关！”张静芬的老伴说。“你如果知道，会阻止她写吗？”“至少也得伪装得好一点啊！”
“我是觉得我只有写了这信心里才安一些。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张静芬说，“她与我没有什么私交，也没有特别有恩于我。但是她是我多年的领导和同事， 我应该有这种同情心，有这种辨别是非的能力。记得当年给学生讲过文天祥《正气歌》：‘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多年，张静芬一直以她的学校为荣。“我觉得我们学校的一个高中毕业生，可以等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做文科做理工科的工作，任何工作都能拿得起来。我可以自豪地说这句话。”
张静芬记得，有一年，当国家说需要地质方面的人才时，她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几乎有一半都报名地质专业的院校。“她们多么地爱国啊！”
但是，这样爱国的优秀女生，为什么到了文革中会爆发出那样野蛮残忍的兽性？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张静芬没法理解，在那种非此即彼的革命原则教育下长大的少女们，从革命者到害人者，转变得如此轻易。
张静芬的匿名信原件（第一页）。写于1966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