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中旬，我从崇明农场被抽调回上海做中学老师，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农场连队里其他十几个老高三的同学。这是上海的单位第一次从农场里抽调知青回城，我们那个农场大概被抽调了有一百多人，整个上海农场系统应该有千余人。我们被安排进上海几所教育院校培训，我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半年后，就被分配到上海各区的中学。到1978年初考取大学离开，我整整做了六年中学老师。其间很多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凭记忆零零碎碎写几件出来，从当时一个青年老师的角度来回顾这段经历，不知道是否能让人们对那个荒唐年代的学校和教育情况有一点儿了解。
华师大里的肉包子事件
记得我们在华师大报到的日子是71年9月20日，那时学校里已经有了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进校时我们被称为培训班学员，学校的主要领导是工宣队师傅，系里也有一些原来的大学教师来处理按排我们的上课，小组学习等等琐事。华师大的校园是当时上海所有大学中最大，最美的一所。但我们进去时，一些地方在挖防空洞，到处泥石狼藉，很多草坪已经改成农田，也不知道是谁在耕作这些田地，然而大部分的地都荒蕪了，长着尺把高的野草，有些地块种着黃豆，还没有收割，听说过是懒人才种豆，田里零星放养着一二头瘦骨嶙峋的水牛。我在师大的半年里，好像也从没见有人干过农活。
我们和工农兵学员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也从不在一起学习，上课，或搞政治活动，可谓井水不犯河水。但工宣队领导就是不待见我们培训班学员，可能是第一届的工农兵学员比较老实听话，大多数从外地省市来上海上学，难免怯生。而我们这些人，文革开始时就已经是本地完整的高中毕业生，有些还是各中学文革时的学生领袖，所有的人又在工厂农场各混了几年，早已是老吃老做的“老油条”。这些工宣队老师傅，大部分是些厂里极左的老古董，好显摆又是官迷心窍，他们原来单位的掌权派看着这种人也心烦，碍手碍脚，给他们戴顶“弼马温”的帽子，把他们踢走，送进大学去做工宣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经过几年文革，我们对这种事情早已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在我们这些人眼里，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根“葱”的样子，経常拍着他们的膊头阿黄阿李地叫，背后却称他们是黄“阿烏”李“阿烏”的（阿烏是上海话里二百五的意思），平时再讲些让他们既恼不起来也咽不下去的风凉促狭话，你叫这些工宣队师傅怎么会待见我们呢？
其实待不待见谁也不在乎，我们待上半年就走路，但这些工宣队就经常要古惑点事儿出来。比如，9月底，那时林彪事件虽然还沒有公布，但在我们培训班学员中，早已传遍且被确定无疑了，谁让我们都是些有“特殊嗅觉”的人。所以我们培训班学员就开始抵制早请示时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了。但这种事被这些既极左“古董”，又迟钝，一无所知的工宣队师傅看来，是和反革命一样性质的行为，他们硬是把我们培训班里好几个出头散佈这消息的人集中隔离，关了好几天，国庆节放假也不让回家，直到国庆后中央文件正式发布前一二天才放他们出来。
又有一天，我们那个食堂（师大有好几个食堂）里卖肉包子，中午时分，我们就兴高彩烈地互相招呼着，去买肉包子了。哪里知道，卖饭的小窗口上贴着一张条子，上面写道：“肉包子只供应工农兵学员，不供应培训班学员”。这一下就炸锅了，“怎么回事啊？”我们这批吃不到肉包子的培训班学员很快就“聚众”了，“不闹事”地就把食堂领导逼了出来。这傢伙是黄牛肩，立马招供卸货，说这是工宣队的意思，因为食堂包子做得不够多，就请示工宣队老师傅怎么办？工宣队某某师傅说，那就只供应工农兵学员。
“包子虽小，名节事大”，此时再与系里的工宣队纠缠已经没有意义了，于是官司直接打到校部，焦点是：“我们也符合选拔工农兵学员的标准，必须为我们正名”。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年选拔工农兵学生的几个条件了，但一一列举出来，我们没有一条不符合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写大字报，大批判文章的老手，老毛语录烂熟于心，上纲上线更是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小事，校部领导接到我们的申诉，无话可说，只能接受。二天后，校部在学校最醒目的佈告栏贴出一幅通告，正式给我们正名，宣布我们也是工农兵学员，同样担负着“上管改”大学的重任。从此以后，几个工宣队老师傅再也不敢和我们玩这种小儿科把戏了。
但是这件事我们却感到没有玩完，知道学校也是在敷衍我们而已。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人并没有把我们真正也看作是工农兵的一员。问题是，我们都是要去做老师的人，今后我们去了学校算是什么身份？要是像文革期间可以被学生又揪又斗的，我们才不甘心。教师算是职员，以后让我们的孩子填职员家庭出身，算是二等公民，处处受人岐视，我们也不情願。几个人一商量，主意就出来了：那时填任何存档表格，除了姓名，籍贯，出生日期，家庭成员等等以外，还有二个重要的格子，一格是家庭出身，另外一格是本人成份。在本人成份一栏里，我们过去一直都是填学生。大家商议决定，今后我们这些人在填这一格时，都填工人。这样做法，也不是无根无据，那年代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到底怎么来划分解放后成长的年轻一代是什么阶级成分，还真是一笔糊涂账。解放前划分阶级，好像就是以三年为界。贫下中农的女儿嫁给地主做小老婆三年，以后一辈子就是地主婆。农民参加解放军，那怕复员了做干部做其他什么，几十年都可以称自己是革命军人。我们既然已经起码当了三，四年的工厂工人和农场工人，学校也正式承认我们是工农兵学员，乘热打铁，把自己算作工人没有什么錯。决定出这等好事情来，当然没有一个人反对，于是我们这第一批由崇明上调的老师们马上达成共识，立马全部认定自己就是工人，以后一辈子都是工人阶级。
这件事对今天的年轻一代也许很难理解，只有经历过那个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才能体会到我们高调给自己“定位正名”这事的意义所在。而这事对我来说尤其重要，我过去多年一直被人改造，如今这个“正名”，我成了工人阶级一员，说话做事“名正言顺”，终于可以腰杆子鉄硬做人。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我后来的几年教师生涯里，我碰到了蛮不讲理的家长，指着老师鼻子说“你们臭知识分子”时，或教训犟头倔脑，不服管教的孩子时，也不得不搬出这张脸谱来吓人，理直气壮，斬金截铁地说：“我伲（们）工人阶级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你别说，这种话还是管事得很！这叫“鬼嚇人，不吓人。人嚇人，吓死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