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师（3）发威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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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农
1973年春节过后，73届学生就开始半年的学工和学农。我们学校是二个半月学农，然后是同样二个半月学工。事实上，真正待在乡下是实足二个月，先去一个月后，回家休息一个星期，再下乡一个月。学农结束后，再开始学工。
在73届以前的几届，好像学工学农要一年，是半年学工，半年学农。学工半年还好，主要担心的是学生在工厂里的安全问题，但学农半年，时间太久，无论对学生还是老师，其间困难和不便，谁都能想像得出来。生活困难不便还在其次，各种事故屡屡发生，令学校和老师头疼无比。
我们学校的72届学生在学农时，被打死了一个人。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二个学校的学生在乡间小路上狭路相逢，大家擦肩而过时，一队人抢走了另一队其中一个人的軍帽。那年代，学生都爱戴一顶绿色的軍帽，抢軍帽是打架的一个常发原因。结果双方大打出手，我校的学生把对方打得落荒而逃。但对方也不是软柿子，白天吃了亏，半夜三更就来偷营摸寨报复，踢开门，将一排熟睡在门板上的学生一陣暴打。劫营“好汉”中的一个更是手握镙丝锥只顾往被窝里猛扎。一个学生被扎中后脑中枢要害，死了。扎人致死者，以及其他伤人者，很快就判了刑，但死者家属如何处理摆平，就是个难题。家长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比如家里已经插队下乡的孩子要调回来，按排进厂，下面几个弟妹也不下乡，这些学校都答应办到，赔些钱，也不是问题，但家长说，这孩子是响应伟大号召，死在学农第一线，因此应该得到烈士称号，家里以后要成为烈属，学校就不能答应了，因为这已经不是学校能够办得到的事情。谈不拢，就不烧尸，僵着。这件事后来如何解决，我不知道。
女生也有事，一女生在学农期间怀孕了。家长也到学校来理论，说是女儿交给你们学校，出了事，你们学校要负责，家长交涉的条件和底牌也是毕业分配时不下乡。学校是无法答应，因为此门一开，女生如果该分配下乡的，只要学农怀个孕，不就乱了套？学校不答应，双方谈不拢，家长就拖着不让打胎。最后怎么解决，我也没去打听。
想来诸如此类的事情不会仅仅是我们学校才有，各个中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会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发生。怎么办？对不起，只能把“伟大的指示”偷工减料执行了。所以从73届开始，学工学农的时间就缩了一半。学校党支部一个书记是负责我们这一届学农的领导，他是个很实在的人，动员报告一派洋洋洒洒的大道理讲过场后，抱抱拳对我们班主任说，各位辛苦，大家严防死守，底线是男女学生都不要弄出人性命来，否则大家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每个班级应该都有男女各一位老师带队下乡，与我搭班的女老师在学农前几个星期宣布怀孕了，不能下乡，所以全班只能我一个人带下去。这位女老师对我非常坦率，说她这怀孕是计划之中的，就是为了不下乡。
我们去的是嘉定县的一个什么公社，72届学生曾经到过的那些生产队坚决不再接受学生，我们只能另开炉灶，重新找地方。上海郊区的村庄都非常小，十来二十户人家，叫李家村顾家宅什么的，一个村就是一个生产小队。村与村之间一般相隔十来二十分钟的乡间小路，一个班50个人，挤一个村安排不下，只能放在相邻的二个村庄。其中一个村腾出打谷场上的一个小倉庫给我们，我正好可以把最捣蛋和容易出事的十来个男学生都安排睡里面，我自己睡门口，看牢他们，万一有事也好容易应对。倉庫边有一个放农具的小间也让我们使用，就用作我们的炊事房。
安排女生比较麻烦，生产队让农户腾出来给我们用的睡房，大部分是农民家的客堂，女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样的客堂，农民家里人都可以随便进出，没有任何隐私可言，所以一定要换成私密性好的内屋，记得费了很多口舌才换成。有了睡房，每一个女宿舍还要为她们借马桶，江南农家不知道是什么陋习，借用他们的马桶规矩多多，我一个二十多歲的大小伙子，真是又当爹又当妈。所有需要求人帮忙的地方，包括以后炊事班上镇去买米买煤（因为米煤每天消耗数量较大，需要生产队出船去运回来），我都要用自己的粮票来打点摆平，还有就是要动用我们买煤的指标（农村那时缺乏燃料，镇上买煤要凭专门核准的煤卡，农民不能够买煤）。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摆放哪儿都是个真理。
炊事班由四个人组成，要做五十个人的一天三顿饭，还要烧每人一暖瓶的开水。二个女生掌勺做饭炒菜，二个男生负责每天上镇去买菜，都是辛苦的工作。我们待的村子单趟到镇上要走四十多分钟，就算一个人一天吃一斤菜，买菜的二个学生每天起码也要扛五六十斤菜回来，下雨天乡下路泥泞不堪，难走极了。炊事班有二个炉子，外面巿场上卖的炉子是小家庭用的那种烧蜂窝煤的炉子，根本不管用，所以炉子是下乡前我请学生家长自己搪的。每天早上四点半，我叫醒一个买菜的炊事班男生，起床去伺候隔夜封着的炉子，五点钟，二位女生起床烧早饭，以保证七点之前可以开饭。吃饭可是件大事，一天三顿饭，一点也耽误不起。
我们的伙食费是自已出，极低的水平，由学校统一规定，因为高了的话，有些学生家庭会有困难，我记忆里，学校也没有补贴（是不是买煤可以便宜些，实在记不清了）。我和学生们商量，有限的一点钱，如何来改善伙食？一种办法是平时吃得苦中苦，改善时就好好开次葷，另一种是细水长流的吃法。结果所有的学生都主张第一种吃法。改善伙食的时候，我不主张烧红烧肉，因为总有肉大肉小，嫌肥爱瘦，会不公平，所以坚持做成油面筋塞肉或者是百页包肉，每次每人可以分大大的二个，学生们盼得久，吃得就无比高兴，全忘了平常的苦日子。但是坏孩子也老拿“二个油面筋”或“百页包”来取笑我，连女学生听了也偷偷地笑。
我有时也不省油，生产队里其实根本不指望我们真能干什么农活，不出意外大家就“阿弥陀佛”了，但我想既然是来学农，不干活，不到田里折腾折腾算是学个啥？还有，那帮小子精力充沛，你白天不让他们忙活些，不知道会给你鼓捣些什么名堂出来。我们学农的季节，农活之一是平整水田。种稻子的田里泥土不能有高有低，否则插上秧后，高处的秧苗会淹不到水。这平整地的活，是要田里放了水才能看出土堆高低，然后人赤脚站在水田里，用钉钯把高处的泥筑到低处去，我让学生们就学着干这个活。
初次赤脚下水田，学生们都是会犹豫，担心水里蚂蟥，水蛇，虫子什么的，我自己在农场时，一年里有半年多时间是赤脚，早干惯了这种水田里的活，于是先跳下水田，跟站在田埂上的学生们说，今天所有的人，除了个别女生，都给我下来。你们今后要分配去农村的，学会了干各种农活，以后去了农村干活时，就不会扭扭揑揑，迟迟钝钝，怕这怕那，一开始就能给大家留下好印象，这对你们今后的出路太重要了。如果你们是分配留城进工厂的，你们也都想想，这是因为你们的哥哥姐姐下了乡，天天在农村干这些活，才能让你们留城，你们难道不应该下来，也体验一下你们哥哥姐姐过的真实日子吗？这样的说法，就没有一个学生好意思再赖在田埂上不下来干活了。几天后，我们这些学生居然也真能干出些像样的农活来，二个生产队的队长都很惊奇，都说来学农的中学生干不了什么活，他们还真碰上了这样能够干活的学生。
是不是学农生活会风平浪静呢？那也不是，所幸都属于小打小闹。小心眼的女学生闹闹别扭吵个架，死对头的男生要对开（现在叫单挑），这些事我基本都能摆平，但是确实非常辛苦。好在我做的一切，毫无遮盖，也都在学生们的眼里，班里除了班干部们配合我，很多学生也很体谅我。学生告诉我一件事情，令我很感动。有一次，我在外面奔走，不在“家”，一帮学生吵架，快打起来了。炊事班中的一个女生，虽然不是红卫兵班干部，却是个在学生中说话行事很有影响力，很泼辣的那种人，她手里提着个马桶刷子（是那种用细竹条捆扎的东西，上海话叫马桶甩洗，学生们方言叫马桶梢子）就去“弹压”，她说自学农以来，老师的辛苦你们也许不知道，但她在炊事班最清楚，一天三顿，从来没有一顿见他是准时来拿饭，安安稳稳吃过，你们再要给他添乱増堵，她手中的马桶梢子就要不客气了。据说一场“动乱”就被这个女生手中的“武器”给“镇压”下去。我听后很好奇，不知道这马桶梢子怎么会有这么厉害？学生给我解释，说他们那地方的风俗，如果哪个男人被女人用马桶梢子打了，那是要倒一辈子霉的。我这才大概弄懂一些这里的道理，因为一般来讲，他们的风俗，家里马桶是女人专用，所以那梢子真是一种威力无比的“法器”，男人碰了要“触霉头”。
有时候还要和几个捣蛋学生“斗智”。我们下乡有二次回上海的按排，一次在中间一个月时，另一次就是学农结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学校那一片地区的个别“坏孩子”要显摆一下他们学农的“成绩”，在这种时候要“顺手牵个鸡”回去。我不知道，这种“坏风俗”是不是源于他们在外地插队落户的知青兄长们而来，关键的问题是，这种事情，他们有点感到像孔乙已的“窃书不能算是偷”一样，知青，下乡学农的学生，“窃个鸡，能算偷吗？”我自己做过知青，懂得这种知青心理，虽然我没有“窃”过鳮，但是我们农场知青到公社农民自家屋后的池塘里“偷偷”钓鱼，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第一个月学农刚过半，我己经得知班级里有几个小子在密谋这事了，我们老师开会互相通气的时候，知道其他班级也有这样的事在酝酿之中，领导当然要求我们各班的老师一定要阻止这种事发生。我很快就弄清楚他们的计划：先踩点，倒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找好几个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周边都没有学农学生的村子，在动身回家的前夜下手，将得手的鸡掐死后带回驻地村子，藏在稻草垜中，出发前再取出打入背包。到了早上，就算农户发现丢失了鸡，我们大队人马早已在回上海的汽车上了，你到哪里去找人找赃？但是这样的计划，必须精确知道回上海的日子，如果动手早了，队伍却是不走，一则容易被丢鸡的农户捉赃，二则掐死的鸡也会发臭变质。
要防止“牵鸡”事件发生，最有效的办法是不让学生知道确切回上海的日子，然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谋事”的学生知道从我的嘴巴里绝对套不出来这个“情报”，他们就开始打炊事班的主意。逻辑的推理是，我们回上海之前，肯定要把菜先吃完，第一个月快到时，他们就非常关心厨房的儲菜量和二个上镇去买菜同学的进货动向，有事没事，一天要去炊事班探看几次。我看出了他们的“诡计”后，决定将计就计，故意放出风去，对炊事班学生说，上面营部一旦定下来回上海的日期，队伍就要开拔，所以这几天不要多储菜，如果定了第二天要走，那我会通知隔天不上镇买菜。然而，当营部俏俏地定下回上海的日子后，我就像没事一样，走前一天依旧让炊事班上镇去买菜，不过关照他们不要买其他的菜，只准买萝卜回来。
所有的学生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要开拔，连炊事班的学生也不知道。第二天吃完早饭，我突然宣布，炊事班熄火，所有人立即回宿舍打背包，半小时后集合出发。很有意思的是，那几个预备“谋事”的人居然“露馅”了，气急败坏脱口而出，说是那些菜怎么办？队伍集合后，我让炊事班抬出那筐萝卜，分成五十份，一人一份带回家。
然而这只是第一次回上海，还有结束学农时的第二次。我和那几个“坏小子”肚子里都清楚，双方在暗中较劲。为了“破坏”他们的计划，我知道，故伎重演不行了，因为他们也知道，把“宝”押在“粮草”上不靠谱，不会再上第二次当。很快，我又弄清了他们这一次的“想法”：谁都知道，回城的日子，也就是在一个月到期时的前后一二天，他们相信总是能找到些蛛丝马跡，然后赌一把。我决定动摇他们“赌一把”的判断力，和他们玩玩“狼来了”的游戏。这游戏很容易玩，在到一个月的那几天，我先宣布，明天回上海，让大家做好准备，到了晚上，我去另一个村兜一圈回来，又说营部决定明天不走了，第二天果然是不走。如此再玩一次，“狼”还是没来，他们真的下不了决心“动手”，于是，“狼”就真来了。
回上海的路上，大家坦诚布公，他们几个说：“老师，玩不过你”。我说，没什么新花样，这种把戏中国人早已玩了几千年，“瞞天过海”，“兵不厌诈”，三十六计，等等，这些书里都有，你们不读书，不好好学习，今后只能被别人“玩”，好好学习吧。他们说，以前不知道读书学习重要，现在都毕业了，太晚了。
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之所以人会变坏，是环境和教育“误人子弟”，那年代，那种教育制度，“误”了很多年轻人。
我顺利完成了最困难的学农任务，整个学农期间，班里没有出任何事故。回上海后，我得了重感冒，整整一个多星期高烧不退，还因此住了几天医院。学农太累了，24小时神经紧张，那个年代里，独自带领几十个正在叛逆年龄段的中学生在外，你是唯一的老师，成年人，都是你身上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