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恶还是体制之恶
一剑飘尘
经常有人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到底是中国人的素质低造成了体制的落后，还是体制的落后造成了中国人的低素质。我后来在无限主义讲义中特别强调：“忘记历史”，就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的。无论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其实都没有让老母鸡健康生蛋重要！这种探讨问题根源的方法，在中国社会目前这种堕落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实际意义。我们要做的就是忘记过去的历史，立足现在：解决体制问题！无论是因为素质造成了体制的落后，还是体制造成了素质低下，我们都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好的体制，解决中国的问题。等到中国体制变好了，中国人素质也提高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也就不重要了。
但是最近跟网友在群里辩论，突然发现竟然还有人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因为流氓当政，制度得不到正确实行。这是比“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更加退步了，这是要退回到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时代了。中国社会的问题到底是因为人性之恶造成的，还是制度之恶造成的，我相信对于许多经过了启蒙的人，根本就不成为问题。所以，我刚刚接触到这个论点的时候，非常吃惊。但是事后，我仔细思考一下：这种观点其实不奇怪，与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思想是一致的。而且，特别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维权运动的主导思想就是针对具体案例维权。虽然一些素质较高的维权人士的最终理想是通过个案维权达到限制官权扩张民权的目的，但是显然，绝大多数的普通维权公民，没有认识到：即使个案都可以通过维权的方式达到伸张正义的结果，也说明不了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了。出现冤案、侵吞国民权利的源头，在于这个专制的体制。
中国从江ze民时代就开始了维权运动，到胡Jin涛时代变成了蓬勃的群众运动，几乎每个城市、每个县城都发生过不止一起的维权事件。全中国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著名维权公众人物。但是，这样声势浩大的维权运动，改变了中国没有？没有！不仅如此，去年7月份，维权律师被成批量被抓，而最近又公安部下文要“严厉打击恶意讨薪”，这都说明了维权运动难以为继。
为什么？
就是因为维权运动的理念，本质上是：只对抗贪官不反对制度。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群体事件层出不穷，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针对当时当地具体事件，不会提出反对现有体制的诉求，相反，绝大多数还指望现有体制的最高层出面解决下层的贪赃枉法的问题。这些维权者以及帮助维权者的民间NGO组织，无论他们是否有这样的认知，他们给这个社会各个阶层造成了一个假想就是：中国问题的根本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那些官员的人性之恶的问题。这又归结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反贪官不反皇帝。
事实证明，这条路线已经完全失败。最近两年来，某人的个人集权登峰造极、对于异议力量打压比以往严厉加倍、以安邦保险为代表的红色家族的贪婪明目张胆，而国内的自由度越来越低，这在在说明过去那种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维权运动的彻底失败！现在连维权律师都已经很难找到了吧？还谈什么维权！二十年民间维权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现状可以说是毫无促进。
只要简单总结一下，就不难看出：中国问题并非人性之恶的结果，而是体制之恶的必然。这也是我想写此文章的目的：中国人需要明确提出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了！不如此，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转型的可能。即使出来一个明君，也不过是继续前进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的道路上：人治，而不是法治。
1， 人性之恶并非中国特有
人性都是复杂的，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许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国人的素质不高，或者说中国人的人性是恶的。而且，他们往往喜欢和西方做对比，就会认为西方人的素质高。这也是那种素质论产生的原因。
但是西方社会学者显然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说圣经的原罪说，是出于宗教的需求，而叔本华的“原罪说”就是一种哲学的归纳。我更想在这里提及的是早在17世纪的英国政治学家Thomas Hobbes，他就认为人性都是self-interested（自利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在他的政治学著作“利维坦”中，他提出了social contract（社会契约）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被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发扬光大，独立成书。在Hobbes看来，国家的生命起源于人民对于一个公民政府的需求，否则社会便会陷入因人性求生本能而不断动乱的原始状态。这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我不相信无政府主义的理由。正如Hobbes所认为的那样，恢复到没有政府的原始状态，人类是“solitary, 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又短暂）。顺便劝说一下年轻人：不要被时髦的观念迷惑了，Hobbes早在快四百年前，就在无政府主义理念出现以前，就说出了它的不可行。无论这个理念是不是打着“资本主义”的幌子。
为什么我常常会对一些社会问题说：这些问题对于我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这一类的书籍都是我三十岁以前就读过的书，虽然已经忘了里面的具体内容，但是已经转化成为我的理念。而在我三十岁以后的人生中，又在最大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生活了十多年。可以说，无论理念上，还是生活实践中，我都已经经历了这些思想狂涛的锤炼。
我承认，美国社会的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表现得比中国人的多。曾经我还写文章讨论过，美国的枪击案（可惜这些文章都随着公众号一起被删除了）的发案率并不说明美国的人性之恶，因为这只是枪支比较普遍的原因。但是，我绝对不会同意，美国的制度只适合于美国，因为它的人性更善。人性都有恶的一面，但是好的制度应该可以遏制人性的恶，当然不可能全部遏制住。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不能说美国人天性善良，中国人天性就恶毒。我不承认！即使我现在非常反对穆斯林对于西方的入侵，我也不会认为穆斯林天性就比美国人或者中国人更邪恶。天性的善恶，我觉得人种之间没有大的区别。而成为社会人以后，人性善恶的多少，是与生活的社会有关的。
最近马家军的新闻闹得心慌。许多人就说：难道美国没有兴奋剂问题？确实，美国也有，而且很多。比如前女子1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后来猝死的世界冠军乔伊娜，就被怀疑是死于兴奋剂问题。通过注射兴奋剂获得世界冠军，达到名利双收，难道不是人性之恶？中国有，美国也有。所以，仅仅把中国问题归结为人性之恶，实在是图样图森破。
2， 体制具有提升人性的作用
这句话也就是所谓的鸡生蛋了。许多人纠缠在这里：这种体制能够形成，难道不是中国人人性的问题吗？我是不主张回顾历史的，你管他怎么形成的呢。但是，这里简单说一下：体制的形成，当然与人性有关系，但是与全体中国人或者全体美国人的人性，没有啥关系。比如，美国体制的形成，就是以华盛顿、杰佛逊为首的大陆会议那帮人的结果。总共12个州（佐治亚州缺席）55名代表而已。可以说，如果当时华盛顿人性是恶的，基本上美国就走上了王国的道路。而中国现在的体制，我们当然很清楚，几乎就是毛一个人的人性结果。与当时的4亿中国人有什么关系？与周恩来都没有啥关系。
体制具有提升人性的作用，要么是提升人性的善，要么是提升人性的恶。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民主制度提升人性的善。比如，最近美国总统选举。即使是最反对接受穆斯林难民的川普，也不敢说不帮助难民。他只是说：首先要保护我们的安全的情况下，再考虑接受难民。按道理，难民又不在美国，隔着太平洋外加印度洋，美国操这份心干什么？但是，不行！美国人民心里的那种善，被难民的苦难激发出来了。而在人常生活中，我们更是看到处处与人为善的人性。许多中国人对于黑人有成见。这不能说是种族歧视，这只能说是偏见。但是，即使黑人，我在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也能够觉得他们人性中的与人为善的一面是更主要的。从总体上来说，美国人民的素质要大大高于中国人民，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单单强调这个，就显然进入了中国政府的素质论的圈套。
所以，我们要看到：中国人民素质的低下，也是目前的体制造成的。首先，台湾人素质低下吗？我自己就有亲身的体会，他们的素质非常高，甚至我觉得比美国人民的素质还要高。因为美国确实是一个民族大观园，什么民族的人都有。而现在的越来越多的文章揭示，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素质也不低。具体的事例，网上到处都有。
现在中国人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就是官本位的结果。奴才的最高品德就是顺从。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即使当官的也是上级的奴才。每个人都是缺少人格自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性的恶才会畅通无阻，甚至成为社会的主流。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固化的阶级之分，这种阶级的区隔，和民主国家不同在于，不仅仅可以决定你的生活品质，甚至可以决定你的生死存亡。虽然说，这种极端的生死存亡并不会动辄落在每个人的头上，但是这种威胁却是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比如，内蒙古的呼格冤案。如果你处于呼格当时的情况，冤案会不会落到你的头上？你相信那是仅仅一起呢，还是仅仅被昭雪的一起？那些被追责的官员，你认为是太轻了还是太重了？这些难道不是对于每个人确实的威胁吗？也许在我问你之前，你根本没有想到这个。也许即使被我问了，你也无所谓：反正没有落在我的头上。但是，这种威胁是存在的。除非你在这个官本位社会中爬到一定的层级，否则这种威胁就免不了。实际上，就是爬到了最高层，还是有威胁。最近两年，周永康等等的结局，几乎就是最好的说明。就像Hobbes所说的，保护自己免于暴力死亡就是人类最高的需要，而权力就是来自于这种需要。推而广之，对于威胁一样需要权力的保护。专制社会的特性就是权力来源于上级。在这样情况下，说什么为人民服务，都是空谈！
在这种官本位的专制体制内往上爬，不做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种对上级负责的体制，所以，在爬的过程中，为了出人头地，就必须放弃自尊、放弃人格，做各种卑劣的事情。在中国这种体制近七十多年的运作中，官员有多少是干净的？又有几个是没有作恶过的？这就是这个体制对于人性的提升作用。只是，中国这个体制提升的都是“恶”：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安全，不得不排挤甚至打击他人的恶。
美国的体制，是一个向下负责的体制。作为官员，要面对的不是上级的一双眼睛，而是下面的成千上万双眼睛。可以说，官员是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这种情况下，官员的恶会被放大，因为官员无力贿买那么多的下层百姓。所以，官员只能通过表现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行为，去赢得选票。这种体制，就是在提升人性的善。毕竟，羞耻心也是人性的一个部分。无论谁，也不希望在众目睽睽之下，显露自己不好的一面，而遭受众人的羞辱。这就使选票的另外一个作用：提升官员的善，同时也就让整个社会向善。
而中国这种专制体制，贿买的代价很低只要贿买上级即可。而贿买本身就是恶，这种情况下，作恶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从贿买上级开始。既然如此，贿买的代价当然就需要通过继续作恶去获得补偿。在贿买了上级以后，就和上级成为一条线上的蚂蚱，当然作恶也就无须担心会被惩罚了。专制体制就是在鼓励人们作恶。这也是中国社会越变越坏的主要原因。
3， 通过道德教育升华人性，不会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规划人性向善的历史。今天执政者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教育官员不要贪腐，几乎就是中国历史的重现。中国历朝历代都尊为皇教地位的儒教在这个方面，功不可没。翻开儒教的书籍，你就会发现，里面宣扬的、教育的都是道貌岸然的善，虽然仔细研究起来，绝大多数都是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人性。从儒家的观点，只要人人都能够遵守儒教的教义，君臣父子各守其纲，社会就进入圣境。但是正是因为儒教这种宣传的本身就是建立在人人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种说教最终也必须靠强权才可以维系。即使是在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对儒教推崇备至的帝王之家，违背儒教教义的事件也是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就是为了王位的兄弟相残的悲剧，几乎在历代历朝都不可避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性本来就有善有恶。没有谁天生就是天使，也没有谁天生就是恶魔。教育是对于人的后天价值观的培养非常重要，但是社会现实对于后天价值观的培养一样重要。在儒教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根本上就否定了“善”的可能性，就已经是把人性之恶发挥到了极致。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仅仅通过教育，鼓励人心向善呢？而在这样一个以人人不平等为纲的儒教社会，掌握权力者可以为非作歹，被权力奴役的人就不得不成了贱民。可以说，这种体制本身就在制造怨气、在张显人性的“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每次王朝更迭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流血屠杀：这是那个过去了的王朝几百年强权统治所压制的人性“恶”的大爆发。
没有一个健康的体制，紧紧靠教育、靠宣传，不可能遏制人性之恶。
4， 通过打击人性之恶，也不会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那么，是不是打击人性的“恶”就可以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呢？简简单单看看现实：你认为现在这样的反腐能够维持几年的成效？你认为现在这样打老虎，能够让官员永远不再贪腐吗？显然不可能。历史上就有镜子：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痛恨贪官。处罚贪官的手段比现在的包子要严酷的多了。还有什么秦城监狱，让这些老虎吃香喝辣的，直接剥皮剔骨，做成人体标本！但是，最终明朝贪污腐败和其他朝代比较起来，不遑多让。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反贪史，一部反对官僚压榨人民的历史。但是，因为一直是专制体制，一直是一个从上到下权力递减的体制，对于官僚之恶，只能寄希望于更高层的官僚直到寄希望于皇帝。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希望。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儒教对于中国社会的设定：不是从制度上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而是寄希望于人性的“善”能够大于人性的“恶”。
中国社会几千年这种寄希望于人性的历史，已经被历史本身证明是失败的。只要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我们就不能指望个体能够为了社会、他人做出个体的牺牲，哪怕是仅仅约束一下贪得无厌。
5， 目前世界两大制度
目前世界上两大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人类历史一直以来，其实也就是这两大制度在缠斗。这两个制度的本质区别就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
专制制度讲究的是人治。虽然历史上所有的专制制度都是希望选拔出“善”的人治理国家，但是实际上专制制度却一直被抽耳光：几乎都是恶人在治理国家。这也是专制制度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式微的原因：全球80%以上的国家已经民主化。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人性向善，也是人性的一个自然属性。中国的古话：虎毒不食子。说的就是即使恶人也有善的一面。只是专制制度下，善人往往存活不下去，只有恶人才能够攀登上权力的阶梯。而且如同我前面说的，有的时候，你不恶的话，都不紧紧是上升的问题，而是身家性命的问题。在一个人治社会里，每个人的命运都决定在一个更高层级的人的手里，完全依赖于这个人的人格特征。但是，这种人格性的东西，实在是难以琢磨的事情。没有固定的可以丈量的标准。所以，贿买、巴结、拍马屁等等的笼络上司感情或者为上司谋私利的行为，就成为社会共识。在这样的体制下，不要说人性的善，连人格的自尊都谈不上。
而民主制度，讲究的是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才是让个人有人格有尊严地在社会中生活的根本。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自尊，才会在他人面前尽量表现出“善”的一面。专制国家的居民与民主国家的公民，在先天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既有人性的善，也有人性的恶。但是，在后天价值观的养成上，专制国家的居民因为不能够获得被社会平等对待的机会，而形成了必须通过人性之“恶”获得生存空间的概念。相反，民主国家因为保证公民人人平等的法律体系，公民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在这两个不同制度下，同样的一个人，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就大相径庭。我常常对新移民美国的中国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不要判断美国，你等5年以后再判断美国、10年以后再判断美国。因为让他们剔出专制国家的居民价值观，至少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一般来说，我觉得是十年）。
在一个阶级固化的专制社会里寻求人性向善，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善几乎就等同于傻，等同于失去生存工具。所以，贪官虽然可恨，但是更可恨的是让任何人当官都必然贪腐的社会！制度之殇，远远大于人性之缺失！美国人不是天性善良，而是这个体制下，让人性的善获得褒扬。
6， 立足现在，解决体制问题
我在无限主义中，经常讲的一句话：立足现在。我曾经解释过，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人的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跟得上时代的潮流、甚至迎浪搏击，是最重要的。而在政治问题上，历史可以适当参考，但是更多的是应该着眼于当下。中国的专制体制已经压迫了中国人几千年了，如果我们追求历史的话，可能永远找不到头绪。或者，我们即使发现了历史原因，是因为明朝的时候。扼杀了工商业的发展，或者英国的大宪章解决了权力分配的问题。等等等等。我相信，历史学家可以写出无数的答案，而我们大多数人只会看着那些答案感叹：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
不重要！
我们只要明白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体制在压迫人民，在让人行的恶肆无忌惮！就足够了。我们不是没有现代的参照。美国不用说了，日本、南韩、台湾，都是成功转型的典范。东欧现在也是走在成功的道路上。当然，也有失败的，比如俄罗斯。但是，就如同我们学习的时候，都要向好学生看齐一样，我们为什么不向先进的、成功的好学生看齐呢？而且，这是绝大多数！素质论者，攻击中国人的素质差，不适合民主制度。好吧，我告诉你中国人的素质差也是这个专制制度的结果。然后，失败论者又说：转型的道路上也有失败的。
为什么你就看不到那么多成功的例子？再说，俄罗斯也谈不上完全的失败，至少还保存有一人一票吧？还有反对党吧？
网络上有许多人说我是崇洋媚外的。实际上，看清自己的弱点，赞扬西方的优点，是实事求是。而能够鼓励自己的族人勇敢地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人，绝对不是自卑自恨的人。倒是那些阻碍、反对中国转型的人，不是用素质论做借口，就是用失败论恐吓人民，这些人如果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话，就是非常典型的自卑症患者：难道中国人还不如韩国人、日本人、波兰人？当然，我不敢说：难道中国人还不如台湾人？立刻就被一些人攻击分裂祖国了。
对于中国来说，可以参考的道路很多，前途也很明确。关键就是从上到下是否真正地能够理性地分析中国的现状，然后勇敢地跨出转型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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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