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伊莎贝尔的第二天，孟教授返回系里，办了些琐事。他先去了秘书史密斯女士的办公室。史密斯女士和他年龄相仿，工龄也相当。她精通各项业务，应付学生、教员、领导游刃有余，是系里不可或缺的人。和她共事，孟教授一直遵守的法则是：尽量少烦她。他们不常见面，每次见面他都彬彬有礼，因此关系融洽。不是他如何体贴，而是他明白，和她保持好关系是减少麻烦和压力的关键。比如说，即使考卷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复印，而系里的复印机又出了故障，他也不紧张，因为他有个铁靠山。
孟教授站在史密斯女士门口时，是早上十点。阳光透过半闭的百叶窗投射到她深褐色的头发上。她正在办公桌前打电话，看他过来，她匆匆说了两句，然后挂断了。孟教授知道她的习惯，估计是和某位西雅图的朋友聊天。他的结论是今天她清闲。她则是怕他埋怨她打私人电话，虽然共事十几年，他从没对此有半句评判，也不敢想象其他教员能有什么评判。孟教授问她早上好，又说很羡慕她窗边那盆叶片宽大的植物。
“我这边阳光充足，”史密斯女士瞥了它一眼说。
“当初选办公室的时候，我应该选这一间！”
“现在后悔也迟了，”史密斯女士笑道。她在椅子上坐好，等着进入正题。
孟教授向她要了自己名下一位博士生的档案。此人问他下学期该选什么课，孟教授得先查查他的背景。史密斯女士听了，起身抽开一个硕大的铁柜，从密密麻麻的文件当中翻出了那一份，交给孟教授。他看了，道了谢，交还给她。
“需要复印一份成绩单吗？”
“没必要浪费纸张，”孟教授说，“就几门课的成绩，我记得住。”
从史密斯女士的办公室出来，孟教授检查了邮箱，把学会的杂志、母校求捐款的信，还有来自本校某个机构的、味道很冲的单页广告一同扔进了回收箱。然后顺着走廊，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廊一侧连开着几间办公室，教员们都在忙。
第一间属于一位中东裔的助理教授。他坐在电脑后，脸色暗淡，两眼围着黑圈。孟教授跟他打招呼，问他儿子怎么样。
“听说两岁的小孩最费神。”
“可不是，”他说，“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看我的样子，别人以为我在担心终身教职的评审。”
“你肯定没问题的。”
第二间的主人是一位正教授。他是指导博士生的能手。此刻正和一位高足并排看一台笔记本电脑。孟教授乘便和他招手致意。因为不常呆在系里，他每次去都尽量和同事们打招呼，以免给人一个过分冷淡的印象。
第三间是系主任的。他正在回答办公桌前好几个学生的疑问。孟教授没打扰他。系主任是教课的好手。对各种委员会的工作，不管是本校的还是本学科的，他也很热衷。孟教授记起了系主任正参加学会某个职位的竞选。他提醒自己，看到学会的信别忙着扔了，若是有关竞选的，得投他一票。
下一间关着门。它属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这位老先生经常旅行，尤其爱去希腊和新西兰，和那里的同事合作论文。他喜欢渲染研究和旅行的双重快乐。即使不旅行，他也不常到办公室。孟教授喜欢他无拘无束的性格。他有时想，自己不愿呆在办公室，是不是受他的影响。
再下一间属于孟教授自己。他开门进去，满意地扫视了新近收拾过、显得空荡荡的房间，在窗下一张深绿色的转椅上坐下。检查电话留言和电子邮件，都没什么要紧事。他把目光转向侧面墙上的一块写字板——那里还残留着几位学生的涂鸦。他起身擦了一下写字板，却没成功。字迹早已凝固。半小时后，他离开了办公室。
走廊的尽头，三个女生从一间办公室出来，正嘁嘁喳喳。看见他都停了嘴，靠墙站成一排，像接受检阅的新兵。孟教授大步走着，离她们不远不近了，才抬起头，仿佛刚看见一样，微笑着招手。他的目光在最后的——也是最漂亮的——那个女生脸上逗留了一瞬间，又坚决地挪开。他推门出去，身后隐约传来一阵嬉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