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都只是笔者的推论，固然不足为凭，但也许比皇甫先生之流的”想象的事实”要靠谱些。中国的史书有一大特点：把历史当成小说写，更奇葩的是，小说又被民众当成历史看，真相在这种恶性循环里搞得像照哈哈镜。有时候，历史又被削得像一首朦胧诗，所有的细节都云里雾里。
《殷本纪》里关于九侯的悲惨遭遇，不是司马迁虚构的，据吕不韦反映”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梅伯即鄂侯，居然也被帝辛制成肉酱。按《殷本纪》的说法，鄂侯眼见九侯横死，便愤怒地找帝辛讨说法，帝辛火大了，也把他做了（”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看起来鄂侯嫉恶如仇，置生死于度外。帝辛把杀人现场布置成在宗庙举行的盛典，倒是有可能的，但不至于把宗庙变成肉脯加工厂吧？
帝辛杀害九侯和鄂侯的方式确实残忍，但放在具体的历史框架下，其实很正常。夏、商、周对敌人的处罚秋风扫落叶般冷酷无情，怎么狠怎么来，帝辛的凶残谈不上有”创意”。倍受圣人推崇的武丁王比帝辛狠多了，武丁在位期间杀死的人牲有九千之众，死法多样，削头盖骨、火烧、水淹、剥皮等等，商朝最后四位商王期间，平均每年被杀的人牲还不到两个，帝辛比武丁仁慈多了。至于把人加工成肉酱、肉干，周以后的朝代多的是，帝辛非始作俑者，更有后来人。
鄂侯真的是因为仗义执言而死吗？就算他和九侯同属少数民族，两人平时关系不错，一起去夜总会喝喝花酒、唱唱卡拉OK什么的。他们可能是酒肉朋友，但绝不会是生死之交。那时的各方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固然可以暂时结盟，本质上都是勾心斗角，刺刀见红，从未听说过一个诸侯为另一个诸侯”殉情”而死。鄂侯肯定比司马迁和皇甫谧更清楚九侯是什么人、和帝辛的关系如何、为何被杀，他会傻到为了九侯跟帝辛翻脸？九侯身死，鄂侯如果没有偷着乐就算是有良心了。
鄂侯跟九侯一样，都因引起帝辛的猜忌，从他们惨死的方式来看，帝辛恨之入骨。姬昌更是商朝的心腹大患，但他比较会装，所以帝辛没有把他送进肉脯加工厂。其实说穿了就是帝辛对他们不放心，就像文丁忌惮季历一样。但写史的人笔头一偏，写鄂侯因”直言而死”，那么帝辛”立等可取”就成了戏台上的大反派。孔子曾说他的春秋笔法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可他老人家是否想过，别有用心的小人们也用春秋笔法怎么办？《殷本纪》使用先秦史料，无可厚非，毕竟作者没有添盐加醋，事实上他减去了许多”盐”和”醋”，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太史公已经做得很好了，比后世的衮衮诸公MAN得多！
据说姬昌惊闻九侯父女及鬼侯的悲惨遭遇，仁慈的他暗地里一声叹息，眼角挂着两颗晶莹的泪珠。他那声叹息不知道怎么就被崇侯虎听见了，如果崇侯虎没有在姬昌家装了窃听器，那就说明姬昌身边有人并不忠于他。那位奸细向崇侯虎打小报告，崇侯虎向帝辛打大报告。大老粗虎（崇侯是其爵位）文绉绉地上纲上线，说姬昌的叹息不是生理性的，而是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一声叹息充分说明了西伯侯没有认识到九侯和鬼侯的政治错误，没有认识到帝辛决策的英明果断及必要性，是对当前的大好形势不满，充满负能量，如果不及时制止叹息，殷商大地将会响起一片唉声叹气。于是乎，姬昌被打成”右派”关进羑里进行劳动改造。据《竹书》载那一年是”（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帝辛若用”酱肉”手段处置姬昌，中国的历史会不会被改写？
姬昌被囚于羑里期间，成天背着双手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思考着叹息还是不叹息的政治问题，从叹息所带来的厄运，进而思考命运无常的哲学问题。他自强不息，刻苦钻研，终于搞出一套玄之又玄的算命之术，说得学术一点是推究易理。姬昌很可能是《周易》的学术带头人，但绝不可能是《周易》的唯一作者。《周易》被后人捧上了天，小至个人，大到天地乃至全宇宙，诸般变化不出六十四卦（其实有六十六卦），很牛，直接秒杀相对论和量子论。
姬昌被关了七年才被放出来，《殷本纪》说姬昌的门客闳天等人投纣王所好，用美女、好马及珍奇之物才把老板捞出来。帝辛关了姬昌那么久，说明他压根就不想杀姬昌，不是他心慈手软，一来因为姬昌会哄会装，而来他也许并不把姬昌放在眼里，美女和好马给了他一个台阶放人而已。
关于姬昌被释，《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给出匪夷所思的说法：”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此说甚为高大上，简直感天动地，姬昌坐牢，诸侯们居然一个接一个地陪坐！那些诸侯该有多缺心眼才能做出此等蠢事？他们那么干其实是在害姬昌，一声叹息不至于死罪，”从之囚”会让姬昌从牢房走进肉脯加工作坊。另外，就算那些诸侯个个都是义薄云天、视死如归的好汉们，他们进来坐牢，难道就不怕自己的国家生乱、被别的诸侯国侵占？难道就不怕他们死后会被他们的子孙指着脊梁骨骂？”从之囚”损人不利己得令人发指。再说，有那么多狱友众星捧月在姬昌周围，姬昌还有时间潜心”科研”吗？除非周伯通教会他双手互搏。
想当年成汤被囚于夏台，没有一个诸侯去陪囚，出狱时才有诸侯开着奔驰、宝马去接驾，已经很拉风了，可跟姬昌的”从之囚”相比，立马低了好几个档次。《左传》的说法极像”周办”的新闻发言人爆料的，司马迁不予采信。
皇甫谧先生对于姬昌被释放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帝纪》里爆出骇人听闻的猛料，姬昌之所以被放出来，是因为吃了长子伯邑考的肉！当时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在殷商为人质，替纣王驾车，帝辛想出一个”绝妙”得变态的法子来测试姬昌是不是圣人，如果不是圣人就把他放了，免得关在监狱里浪费纳税人的钱。帝辛把伯邑考杀了做成肉羹给姬昌吃，认为圣人不会吃自己儿子的肉，姬昌不知情吃了肉羹，于是纣王得意地做出判断：”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于是便把姬昌释放了。皇甫创作的这个小故事，稳准狠地揭露了纣王的残忍与无知，但也捎带着涮了周文王一把。皇甫先生的猛料充满了美剧变态杀人狂的想象，小说家许仲琳大为佩服，把它引进《封神演义》，并且添加了妲己色诱伯邑考的桥段，于是三级片的两要素全有了：色情、凶杀。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小说，许作家那么写无可厚非，但读者不应该把小说情节当作历史细节。
韩非子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说坏蛋费仲三次建议帝辛杀了姬昌，帝辛回答道：仁义关系到社会风气，上行下效，社会和谐，姬昌喜欢仁义，不能杀他（”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这么”高大上”的话怎么看都像是央视主持人说的，我不太敢相信帝辛能说出这样的言辞。韩非子有些话不太像话，有时他为了推销自己的论点，不惜编出一些”史实”出来。韩非子的结论是”三说不用，故亡”，意思是”不听坏人言，吃亏在眼前”，韩非子够坏的，他把帝辛说的那么好，只是为了说明”好”在王权角逐中等同于”傻”，倒是话糙理不糙。
从左丘明、皇甫谧再到韩非子，帝辛的形象反差太大，《左传》里的帝辛胆小怕事、《帝纪》里帝辛残忍得变态，而韩非子口中的帝辛则是倡导仁义的老好人，好到傻的地步，傻到亡国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