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书生陈同生
东进序曲
戎马书生陈同生
作者：尹家民
党史博览2005年第7期
说起陈同生，现在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可能不多，但说到革命回忆录《不倒的红旗》的作者，有人会记起他。话剧和电影《东进序曲》中有个深入虎穴谈判的新四军干部黄主任，他的原型就是陈同生，而这个电影剧本正是根据陈同生的回忆录《郭村战斗时的谈判》写成的。陈同生１９０６年生于湖南常德，１岁时随祖父迁居四川。１９２４年，因参加张澜领导的抗捐运动，几乎被当地军阀杀害，脱险后流亡到成都。１９２７年３月３１日，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制造“三三一”惨案，陈同生在惨案中受伤。伤愈后转到川军中搞地下工作，后参加广州起义。陈同生外表是一个白面书生，身材中等，脸上总带着笑容，讲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他不仅善于执笔写文章，还能带兵打仗、英勇杀敌。他的一生传奇故事很多，仅就其几度坐牢，传奇性即可见一斑。
陈同生原名陈农菲。抗战开始后，陈同生出狱，历经曲折，被分配到苏中地区工作，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他去报到的那天，管登记的干部就顺手写了个“陈同”——大概是想写陈同志吧。陈同生一见纠正道：“我的名字叫陈农菲。”那位干部一听，脸一红：把新来的首长名字都写错了，这如何是好？这时，陈同生安慰他道：“没关系，我正想改个名字呢。”于是，陈同生就在写出的“陈同”后面加了一个“生”字，意思是与抗日同生共死。他的机智豁达免去了登记员的尴尬。
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腿被“老虎凳”压残，缓过气来仍高谈阔论
陈同生是个机警的人。在复杂的场合，他能很快发现盯梢的密探、特务，几乎是屡试不爽。由于他的这一特长，同事们多次转危为安。同事曾向他询问如何在人群里发现特务。他说，这不难，这种坏蛋无论如何伪装，总是鬼头鬼脑的；无论在任何公众场合，人们都有正常的、明确的目的，如果有人在那里游来荡去，老用探查的目光在人们身上扫来扫去，这种人不是特务就是小偷。
然而，机警的陈同生后来还是被敌人逮捕了。１９３４年秋天的一天，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同生，按约定前去与一位地下党员接头。当他走到中西女塾门口，遇到一个卖报的老头。他买了一份《大晚报》，并利用付钱的工夫四处观察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可疑人物，就继续前行。这次，他是应一名叫老唐的地下党员之约来接头的。到了接头地点，看时间还早，就放慢了脚步，装成附近居民在散步的样子。正当他举手要按接头小洋房的门铃时，忽听背后一声大叫：“举起手来！”
陈同生被捕了，原来那个老唐是个叛徒。
几场酷刑下来，陈同生遍体鳞伤，口吐鲜血。压到８块砖时，双腿残废，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只要回到牢房缓过气来，他依旧高谈阔论，依旧口若悬河，令人无不佩服。由于腿部韧带被拉长，直到出狱后，行动仍然很困难（后来经组织同意去香港，一个法国大夫把他的韧带截去一段，才使他的双腿逐渐有所恢复）。
陈同生刚出监狱后在《抗战》上发表文章敦促国民党尽快释放政治犯
陈同生后被判了８年徒刑。直到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８日，抗战开始后，经周恩来营救，陈同生和其他几位狱友才走出了国民党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中共代表团的李克农带他们见到董必武、叶剑英后，才放下心来。李克农对陈同生说：“农菲，你还有一个比别的同志更有利的条件，要好好利用，这是花了代价换来的。”
１９３８年，他到武汉，在周恩来、郭沫若的直接领导下，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少校科员，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创建了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奉叶飞命令前往泰州与顽固派谈判。舌战李长江，最终被扣押
１９４０年的春天刚到，抗战形势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北，反共高潮正在形成。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想把共产党从苏北彻底“肃清”。
当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入郭村后，韩德勤认为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命令其保安三旅张星炳部从北面做好进攻准备。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叶飞先找来特委副书记惠浴宇，想让他在开战前作最后一次争取和平的努力。但惠浴宇正害眼病，两眼红肿，叶飞嫌他有碍军威，改派陈同生、周山去和改变了原本持中立立场的李明扬、李长江部谈判。叶飞对陈同生说：“现在顽固派的刺刀逼到我们鼻子尖了。内战不利于抗战，我们不能让顽固派的阴谋得逞。你还是到泰州去谈判，将陈毅司令员给他们的电报转去，让苏北人民了解我们对内求团结、对外求抗战的诚意。即使谈不成，能多争取几天时间，对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也是有益的。”
于是，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以陈毅秘书长的名义到泰州去谈判，走进了李长江的公馆。陈同生将陈毅的电报念给李长江听。谈了一个多小时，李长江只是“嗯，嗯”。最后问急了，他脱口说道：“你们共产党断我们交通，截我们货物，占我们防地，还派人到泰州来宣传赤化，未免欺人太甚了！”
陈同生不瘟不火：“副总指挥的话好像从《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或《特种宣传纲要》上抄来的。看来你虽年高，记忆力倒很好。不过，请你讲出一两件事实，我们有错我们改，否则，你们无根据指责友军，也要你们自己负责，看是谁欺人太甚！”
一来二去，李长江被激怒了。他跳了起来，对陈同生说：“你们要在三天内退出郭村！请你立即写信给叶司令，告诉他我们第四天要进入郭村！”随即下令扣押了陈同生。
郭村战斗开始时，泰州城的国民党军官非常得意，认为郭村四面被围，指日可下。李长江的政训处处长段木贞，甚至张罗着准备召开祝捷大会。参谋长许少顿还跑到软禁陈同生的屋子里，幸灾乐祸地说：“贵军向我进犯，已被击溃，现我军已包围郭村！”
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国民党军官的劲头更大了。段木贞神气活现地来质问陈同生：“陈代表，这制造内战、袭击友军的责任，贵军要担起来。现在大势已去，为了挽回不可收拾的局面，请你速函叶司令、陶司令，自动退出郭村，我们仍可合作。”
但是，到了第三天的黄昏，敌总指挥部里却清静得令人出奇。除了电话铃声和哨兵的走动声，什么也听不到，整个指挥部好像死去了一般。原来李长江手下的一个陈司令被新四军抓住了，泰州城也被包围了。
就在泰州城乱作一团时，陈毅直接与泰州城内的李长江通话，希望重修旧好，协力抗战。这边立即把陈中柱、俞福基等被俘人员释放，并派朱克靖去泰州商谈。事到如今，李长江也不得不悬崖勒马了，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把陈同生等人放回去。
太阳偏西时，许少顿来到招待所，先给陈同生一封李明扬的道歉信，又低声下气地说：“总指挥回来，知道打起来了，非常难过。今晚请秘书长便饭，借叙一切，务请赏光。”
陈同生是个痛快人，答应下来。许少顿又把这几个被关的人请回招待所。晚间，李明扬亲自把代表们接到他家吃饭，席间说了许多抱歉的话。从他口中，陈同生得知，陈毅司令员已从江南茅山赶到郭村，并且和李明扬通了电话，要他停战言和，继续抗日。李明扬希望陈同生也写信给前线的叶、陶司令员，先行停战。陈同生同意转达。是夜发了信，翌晨得到复信，说叶飞、陶勇同意就地停战，其他一切继续谈判，希望陈同生先行回部。李明扬再三挽留，中午又大请一次，并由泰州许多知名人士作陪。饭后，派许少顿为代表，护送陈同生回郭村，并进行谈判。李明扬送了一万元现款和几车烟、酒、罐头食品，再三说：“这是慰问负伤官兵的小礼物，表示我的一点心意。”
陈同生的大义凛然，连郭村的绅士也钦慕不已。郭村有个开明绅士叫何戟门，在郭村镇上开茶馆，５０多岁了，好打抱不平，有正义感，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威信，人称“何三爷”。他为新四军办事非常热心，但有时说话不着边际，爱吹牛。后来新四军东进，中共泰州县委迁往海安。何戟门一觉醒来，发现新四军走了，大哭一场，自己雇了辆独轮车，推了行李拔腿就追，大小老婆全不要了，茶馆也不要了，直追到塘头，找到了县政府的一个干部，苦苦恳求要跟新四军走。这个干部不好作主，带他找到新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惠浴宇。惠浴宇说：“我们不是不带你，这次东进，主要是打仗，苦不说了，随时有生命危险。你这么大年纪了，自己要想好。”何戟门说：“你们不收下我，我宁愿现在就去死！”在场的人都被他感动了，决定收下他。“何三爷”就这样参加了革命。从此，他一步不停地紧跟着革命队伍。到全国解放时，他已经是年过花甲的人了。
“文革”前夕得罪江青、张春桥，预感来日无多
解放后，陈同生曾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后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无论职务多高，他依旧是一副平常模样，没有半点架子。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他在电话里对一位市委领导说：“颜福庆不能当右派，他是上海医务界的一面旗帜，也是上海知识界的代表，连这样的人都团结不了，我这个院长就不要当了。”他在电话里跟那位领导争得很厉害。
女儿问陈同生：“谁是颜福庆？”他说：“颜福庆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他教育学生要用学到的知识去治病救人，而不是去赚钱。他不允许自己的学生当开业医生。谁要开了业，以后他就不见，连送去的礼物都不收。他对学生要求很高，他自己就是学生的榜样。我们的工作不是没有缺点，人家提意见，是为了改进工作，哪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还说：“抓右派有指标，百分之一、二、三。我这个医学院有１万多师生员工，按这个比例最少也有１００多个右派。过去，我们要是有七八个地下党员在一所学校里面搞学生运动，就可以把整个学校翻过来。现在医学院要是有了１００个反革命，我们能上课吗？”
陈同生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爱摆龙门阵，话多，难免言多必失。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江青、张春桥那时的表现十分了解。虽然他一再告诫自己对江青、张春桥“敬而远之”，但还是“祸从口出”。１９６４年，陈同生的著作《不倒的红旗》一版再版，发行达十几万册。在一次市委会议上，有人和陈同生开玩笑称他是“多产作家”。陈同生自谦道：“我算什么作家！我们这里发表文章最早的是春桥，发表文章最多的也是春桥，他才是多产作家……”当时张春桥也在座，闻听此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很不好看。陈同生发现自己失言赶紧闭嘴，但已覆水难收了。事后，陈同生曾对人说：“我无意中触了小张的痛处，不过小张又何必如此心虚呢！几十年前写文章骂了鲁迅几句，现在谁还会去揪这根小辫子？”
然而，陈同生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当时的文艺已经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他想不到张春桥此时正在加紧靠拢江青，已成了江青身边的红人。正如江青最怕人提起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她混迹上海滩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一样，张春桥对自己曾化名“狄克”攻击过鲁迅同样是块心病，他也知道这段历史对他的仕途至关重要。陈同生口无遮拦，又心地善良，哪里想到你不去揪人家的小辫子，人家却要你的命根子。
陈同生即使再善良，对具有特殊身份的江青也不能不防，遇有碰面的机会，他总是退避三舍。无奈江青心里还记着他。１９５９年，陈同生在疗养时，正巧遇上江青。江青突然问他：“你这位同志好面熟啊？”陈同生避之唯恐不及，连忙说：“我们从未见过面。”
江青盯住他不放：“你１９３２年是否在上海工作？”
陈同生矢口否认，却有多事者插嘴说：“你当时是在上海工作嘛！”
陈同生还算反应快，急忙掩饰说：“在上海时间很短。”他不愿说这段历史是有原因的。当时陈同生的确在上海，而且还参与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工作。一次，偶遇他的同事章某与蓝苹女士同居。陈立即警告章某说，蓝苹政治面目可疑，与国民党文化特务有来往，指示章某立即与蓝苹中断关系。事后，江青可能觉察到陈在“捣鬼”。真是冤家路窄，没想到３０年后又在上海狭路相逢，陈同生岂能躲过此劫？别说是他了，那么多资格比他老、官职比他高的人都没有幸免，江青、张春桥岂能容他！陈同生在劫难逃是迟早的事。他自己讲过：“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别人不会放过我。”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同生很快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他在给战友的信中说：“近来忙于接待红卫兵，一批又一批地向我调查。我要按照党性原则，对被捕的和牺牲的同志及其后代负责，实事求是地作证，不能随风摇摆、捕风捉影，丧失自己的原则。我们这一代人摸索了４０多年，想不到最后还是犯了路线错误，到了晚年欠了人民的债，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目前左身麻痹，行动要人扶持，但是我个人并不计较，我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
陈同生的名字上了上海街头的大字报，说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依然耿直，对前来看望的老战友说：“现在老干部碰到了新问题，有理说不清。造反派颠倒历史，混淆是非。……江青３０年代在上海十里洋场上鬼混，做了不少丑事，现在结党营私，拉毛主席的大旗，为非作歹，将来不会有好下场的。我们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党的正确路线。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江青、张春桥不愿让我活下去，但我不能因他们不让我活，我就不活下去。我不能死，很多同志的历史要我写证明，我死了，他们就太苦了……”在一年多时间里，他接待了３６０多人次的调查，牵涉到调查对象２００多人，其中有当时已被定为所谓“中国最大走资派”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各地各阶层的“最大走资派”们，也有许多党外的朋友。他顶住了压力，熬过了酷刑，决不肯说一句违背事实的话。
叶飞以他的名誉担保“陈同生没有历史问题”
１９６６年夏天，陈同生在去机关挨斗时昏倒在马路上，幸亏被交通警察送进医院，但却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以后，他由小儿子陪着到处接受批斗。
再后来，陈同生被关进了监狱。在牢房中，他曾给造反派和家人写过几封信。他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说：“这样折磨下去，对于一个年老病残的人，是不可能活得久的。……我是不怕死的，令人惋惜的是未死在战场、刑场上，而是被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拳打脚踢，几十个小时的疲劳轰炸来逼我承认是‘大叛徒’……我为党为人民没有什么功绩，至少４０年是在党的身边。到了６０多岁，落得如此下场，是我自己和了解我的战友未预料到的。我要预先声明：我从来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绝不会自杀。如将我折磨而死，说我自杀，那是没有人相信的。一手不能遮天，我相信党中央、毛主席、革命群众终将认为我不是‘大叛徒’，而是普通的战士，认为我无罪。”
陈同生好像对自己的死有所预感。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３日，他感到身体不支，要求回家考虑一下。造反派认为家属一定会为他的安危着想，劝他承认自己是“叛徒”，于是就同意让他回家住３天。回到家里，他对子女们说：“这次回家就是要告诉你们，如果被打死，而说我是‘畏罪自杀’，不要相信，我不会自杀。”
３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陈同生又回到隔离室去了。走的时候，他深情地拥抱了每一个孩子。不久，就传出他“开煤气自杀”的消息。据到过现场的同志说，在一个四面透风、窗棂破碎的房间里，在一个打火开关失灵的煤气灶台边，陈同生趴在那里，拐杖依在身边……这怎么会是真正的自杀呢？
１９７７年８月，为纪念建军５０周年，准备重新放映电影《东进序曲》，但有人却以陈同生的“历史问题”没有结论而不让上演该剧。编剧找到了当年陈同生的老领导叶飞。叶飞高声说：“陈同生当然没有问题！１９３９年他来新四军的时候，是我亲自审查的。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天天打仗。要是不可靠，还能让他当领导干部吗？……你给我写下来，我来签字。”编剧把大意写下来，请叶飞签字。叶飞看完往旁边一放，说：“你还是不敢大胆写啊！算了吧。”说完自己拿起笔，写了一份非常简短而明确的证明，只有一页纸，直接写给中央政治局，他以个人的名誉保证陈同生没有历史问题。
后来，陈同生的女儿陈淮淮去看望叶飞。叶飞对她说：“你爸爸没有历史问题，我是亲自审查过的。１９３９年他一到新四军，就在我这里。因为地下党证明文件不全，刚来的时候，他还给我当了一段秘书。按说他资格比我老，年龄比我大，不应该给我当秘书。那段时间是在审查他的历史，另外我们刚认识，对他的工作能力也不了解。”他还说：“你们一定要相信（你们的）爸爸没有问题。我让这个电影上映，就是为了给他平反，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陈同生没有问题。现在你们看电影，坐两个钟头，我们的仗就打胜了。你想过没有，那时去谈判有多危险，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几十倍、上百倍。虽然陶勇要过来增援，但还有几天的路程，而且一路上是打过来的。王必成还在江对面，长江也被敌人封锁了。你爸爸平时看上去像个书生，可是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给部队调动争取时间，骑上马就走了。郭村是个小地方，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有日本鬼子、有伪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地方杂牌军非常复杂，虽说是‘友军’，也靠不住。我们的人最少，真打起来，连我都没有把握一定能打胜。要是那一仗打败了，他肯定回不来，这一点我们送他走的时候都知道，他自己最清楚。”
李钊是烈士李得钊的孩子，随被捕的母亲在监狱里长大，1937年随母亲出狱后，为保护烈士遗孤，被陈同生同志送回老家，谎称是自己的孩子交给母亲抚养。直到七年后将李钊送去延安。周治庆是陈同生的远房侄子。
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９日，上海市委终于为陈同生召开了平反大会，有１２００多人来到会场，远远超过了预先通知的人数。邓小平、叶剑英都送了花圈，赵丹、秦怡、王丹凤等文艺界人士也出现在平反大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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