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2007年4月04日 来稿)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止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
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固然有它的大气候，然而当年的上海交大在反右派当中，它的规模之大，划成右派的数量之多，对右派的处分之重以及后来在1960年对在乡下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右派学生甚至留在学校未毕业的右派学生统统采取放逐新疆永远卸却包袱的措施等方面，在所有上海高校之中，在那条“左”的跑道上，交大是遥遥领先，绝无仅有的。毋庸讳言，它的直接的后果是摧残了一大批人才或者是把他们扼杀在培养人才的摇篮里。在漫长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人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摧残，有的还为此而葬送了性命。
叶永烈所著《反右派始末》新近已经闻世，作者以尊重史实为本，在伸张正义和匡正历史等诸方面开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头。这足见改革开放，政治清明，才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审视历史事件。我们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今天回顾这1957年沉重的一页，正是希望不该发生于人间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历史教人清醒，历史悲歌催人奋进，叫人珍惜今天和未来，今非昔比，在科教兴国，尊重人才的今天交大校园的年轻一代，他们是多么幸福。 (博讯 boxun.com)
1957年的这一代人即将成为过去，这些被“反面教员”这个蔑称羞辱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们的经历，确实从反面给历史留下了一页教材。今就我们这部分人的遭遇和感受披露出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吧。
（1）共历阳谋 神魂颠倒
1957年的早春，交大校园里风平浪静，校本部的大部分高年级同学正在工厂实习，分部一年级同学多在埋头读书，穷于应付功课，大约到了5月分，党委副书记万钧在分部大饭厅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反对三害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诚恳地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信誓旦旦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令人印象深刻。号召大鸣大放，贴大字报，特别说明，只限于师生，“工人不参加”。那段时期，从报纸杂志上看，社会上民主党派，文艺界的大鸣大放很是热烈。在五 六月间，同学们也贴了不少大字报，内容从要求考试缓期开头，大都是比较具体的意见批评和要求，有教学条件上的，后勤管理上的，小到浴室开放时间，伙食卫生差，菜里面吃出苍蝇，最为大胆的一张大字报要算一张漫画配打油诗，画面是一位胖者身穿西服，坐在黑色澄亮的小轿车里，上半身伸出车窗之外，手托一盘饺子作恭请状，因为这幅漫画鹤立鸡群，艺术上无懈可击非常完美，形象又如此惟妙惟肖，所以才几十年不忘，显然批评造船学院院长胡辛人的官僚主义的，意思是平常不来分部，只是过年来一次。后来知道，这张漫画的作者姓杨的同学为此也打成了右派。
这期间，上面还布置了开鸣放座谈会，让大家提意见，现在看来，校方号召鸣放，贴大字报和开座谈会，都已是在毛泽东部署了阳谋之后，只不过大家都蒙在鼓里罢了。
紧接着，七月分开始了反右派斗争，斗争是急风暴雨般的，各班停课学习和揭发批判，两个星期下来，被公开批判的却是寥寥无几，分部有一位叫杜锡焕的同学最为有名，揭发他的大字报琳琅满目，并且已经公开点名称呼他是右派分子了，不过，所有针对他的大字报所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生活散漫，思想落后，牢骚怪话多的一个学生，这个人居然对自己被批判和被斗争抱满不在乎的态度，最终的结果，却是以右派分子和坏分子的双重身份被公安局带走，送到安徽劳动教养去了。
这个57年夏季的反右派运动在交大，虽然轰轰烈烈，也弄得人心惶惶，但是真正定上右派分子的为数不多，这应该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人在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也尽管经过了引导启发，连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也算不得热烈，远不如北京的人民大学，北大清华等高校的鸣放活跃和反右派的激烈，远离政治中心信息滞后和本身学生不太过问政治的原因有直接的关系。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到了1958年1月14日，交大突然宣布停课，进行“反右派补课”，就在这次只有短短两周时间的“补课”里，一下子把近三百个学生打成了右派，如今回顾，仍然是多么令人震惊。
可以确切的说，交大数百右派当中，没有一个象样的右派，所谓系统的右派言论，没有，对当时最为敏感的党的领导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议，对“肃反扩大化”，“反胡风运动”等的公开质疑，没有，一概没有。为什么交大把划右派的标准定得那么低，划上的数量要那么多，以及全国反右运动进入结尾的时候，交大为什么还要来一个空前规模的反右派“补课”，这已经成了历史的谜了。
有一位作家说过“右派分子是一群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于交大大多数学生右派分子来说，这实在是溢美之词，当之有愧的，因为他们既没有对党和国家的大计方针有什么铮铮忠言，也没有切中时弊的尖锐批评，但他们都确确实实是一群无辜的牺牲品。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从反面教育了大家，谁能理解得了反右斗争中是怎样地罗织罪名和以言定罪的，他们共同的经历不外是被演绎推定，指鹿为马，分析上纲，强加莫须有的罪名而不容申辩，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在鸣放中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他们的言论和情绪，有的是会上发言，有的是平时的言谈，都让在这样的一次补课当中被深挖细揭出来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金切专业学生团员范文在班级鸣放会上说到农民生活苦成了右派，高知家庭出身的机制学生施永佑因为“宣扬”资本主义（其胞姐在美国，家中有汽车等），加上“吹捧”大右派彭文应而成为极右分子，有的是本来说过就忘的玩笑话也成了罪名而影响一辈子，“苏联的手表大如葱油饼钢笔象手电筒”成了反苏的右派言论，金相专业另一位学生被划为右派的一条罪行是反苏，缘于有人揭发他“看苏联电影时打瞌睡”，有人言“我的头发象希特勒”也是右派罪状，留英造船专家王公衡教授以“英国绅士式”的幽默而言“反革命分子害死人，右派分子气死人”（不满运动，讨厌开会）惨遭批判，那位口出狂言“要是鲁迅在世必定也是右派”的学生也成了右派。有一张批判右派的大字报揭露：某同学在寝室躺在床上，大腿翘二腿，阴阳怪气的说：“成绩是主要的”，被指是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笔者正是因为一篇《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的小小稿子（因为对生硬粗暴的教条主义的批评的具体事例提出异议）被说成是“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马列主义”，文中“打倒教条主义，解放我们的思想”一句被分析为“反动口号”，真让人毛骨悚然，当然地成了右派……
交大西迁问题上以各种形式包括会上发表过比较激烈的反对意见的许多师生也都为此而成了右派，本是对政府具体工作有不同意见的人因为赶上这场运动而变成了敌人，成了言者有罪者。
在欲加之罪方面值得书上一笔的是“右派小集团”的应运而生，一旦涉嫌“集团”，暗含着有组织，其罪必重，历史上已经很吓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小集团”，“章罗联盟”……，学生当中，几个人关系接近一点，就有“小集团”的危险了，船电专业的何国莹，薛文蓉，赵长根等学生被打成是“朝霞社”右派小集团，原来这个“朝霞社”只是开过的一个玩笑。
几个数字：交大师生右派总数大约是330人，大会公布过学生右派的确切人数是279人，当时上海交大（包括上海造船学院和南洋工学院）学生总数是4000人左右，右派学生占学生总数的7%，这个数字是毛泽东规定比例1，2，3％的2－3倍，当然，这个所谓比例也是信口开河的。而教师右派是个估计数，约50人（照下乡20人推出留校30人）。
据1958/2/12《交大》校刊所载仅四个系的学生右派总数为226名，其中船制系62名，船动系37名，电力系25名，运起系102名，未包括最大的机制系和电工系等系以及此后又划入的数字，揭发出的“右派小集团”船制系4个，电力系3个。
日历翻到1979年1，2月，经审查，交大三百多右派师生全部改正，无一例外。
（2）铁拳当头 不服也服
当年的《交大》校刊载：“船制系反右斗争战果赫赫”，“电力系同学反右斗争取得很大胜利”，运起系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船动系“经过两周多时间的反右斗争，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打成的右派多，就是战果大，这就是1958年一二月间的反右派补课的战果。五十年代初期有一句赞美新社会的名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是，当年的交大，几乎是一夜之间就把数百名学生变成了“鬼”（右派被公开侮辱为“牛鬼蛇神”），在往后的很长时间，他们中许多人所蒙受的屈辱之大和时间之长， 所经受的环境之险恶，所造成的创伤之严重，甚至于远远超过“白毛女”的。全国55万这样的冤鬼的困惑不正是历史的教训！右派究竟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其内情并不是尽人皆知的，我们这些人只是经历和接受。按照常规，党支部预先对班上同学照左中右排队之后，确定重点人物，然后，一方面进一步收集这些人的材料，并着手组织批判，与此同时，自然地，这些人被孤立了，班上同学再不与之接近，即使原来很要好的同学，也是如同遇到瘟疫，惟恐避之不及（例外也是有的，暗地同情甚至通风报信，但都不会有好结果），这是他们末日来临的不祥兆头，只好灰溜溜诚惶诚恐地等待批斗。在专门停课的两周多时间里，先是小班对已经确定的目标人物“揭发”，面对面进行，发言是预先安排好的，斗争的温度日升一日，调门也越来越高，“右派分子***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心惊肉跳的口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般来说，左派发言最激烈，指鹿为马无所顾及，分析上纲是运动的方向，演绎推定则是组织的意图，中间派对这样的闹剧大惑不解，胆战心惊的也大有人在。工序几乎是千篇一律，这些被批斗为右派的人都是在加压力“挤牙膏”之后，一个一个的从不承认“反党”到承认“客观上反党”，再进一步从“客观上反党”到承认“主观上反党”，然后就是找根源（阶级出身或是个人主义的根源），口头承认还不算，被勒令限期写出书面的“检查交代”，使他们最为痛苦不堪的是要违心地写下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虽然是笔重千钧，但为了不“自绝于人民”，除了极少数以外，都认罪了。那极少数当中的有一位船电二的党员班干部赵长根，他因不服指控，据理力辩并扬言要根据党章越级上告，结果迅速升级，未待正式“处理”而率先被送到公安局劳动教养去了。这个事件，给许多划上右派而仍然想不通的人敲响了警钟：万万不可有不服和申辩的念头，不服也得服。
（3）指鹿为马 “奇文”再赏
清朝的文字狱是有名的,有一个例子,翰林院院士徐骏的诗集里被查出有这样的两句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暴君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文人清谈遭祸,这是清朝,是历史.
1957年5月,学校号召鸣放,我为了响应号召,写了一篇小小的稿子,题目叫做《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投到了学校校刊的稿箱里面,很快在6月1日的<船院整风简报>登了出来,因而闯下了大祸.为这个稿子,我划上了右派,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1979年1月19日交大党委给我的“改正结论”（第一版）里写道：“当时划为右派的主要依据是：在整风鸣放期间写了一篇文章《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此文发表在1957年6月1日交大整风简报上）。”
58年元月的反右补课当中，在新上院600号组织了船制二12个班对我的批判大会上，我们年级的反右领导小组的领导、马列教员赵灵芝先生亲自带头发言，下结论说我的这篇文章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马列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说“打倒教条主义，解放我们的思想”是“反动口号”、是“反革命口号”……
白纸黑字，大家要指鹿为马，我除了挨斗和检查的份，能说些什么呢？但是，使我意外感到伤心的是先生对于毛糙幼稚的学生为什么要如此苛刻和无情呢？虽然是历史，回忆也很痛苦。经过了四十多年以后，终于找到了那篇文章的原文，文章幼稚可笑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当时才20岁啊，但是是不是那么严重，更是显而易见的了。我愿意拿出来让大家“奇文再欣赏”，“疑义与相析”。现原样抄录于下，连标点和错别字也照原样：
“ 教条主义束缚着我们的思想
54年我读中学时，当人口普查公布数字为六亿多，同学们争看报纸，高兴若狂时，我因为说出了“中国人口这么多不一定是好的”的看法，后来被支部书记找去个别谈话，不由分说，给了我一个“思想问题”，还要检查检查。其实，这看法并未“超过时代”，只不过在教条主义的浓雾下不让你有自己的见解吧了。
还有的同学喜欢探讨哲学问题，对“时间”“空间”认为难以想象等等，有一位同学说“共产主义以后的人类是不是再会回到原始社会”？于是，被简单地列为“历史循环论”“不可知论”而开会批判……。
青年人的好思索原是特点，不免出偏差也是特点。可惜的是，几年来教条主义在渐渐地使青年的思想陷于僵化，（这一点，青年以外的许多人是不太了解的。）奇形怪状的帽子在我们头上搬来搬去，使人说话会前怕狼后怕虎，对问题发表意见总是方圆两可，这怎能算是好风气呢？而有的同学谈论问题，只限于知交好友，才能开诚相见，坦然交谈，这不是太不自然了嘛？
学院的政治课堂讨论，基本上近似于“背书竞赛场”，也许这就是帮助不太大的原因吧？马列主义考试，教师宣布过，论点错误就要不及格，看来好象无瑕可击，但是怎样又能保证论点“正确”呢？除非默写条文，要是自己发挥，那就毫无把握可言了。这点又没有交代清楚。我想这样做，试卷上一定不会有什么心得和创见，那么仍然很难摆脱学习政治的教条主义的，虽然不一定每个人去创造一种学说。
这不过是一些联想到的事情，我始终认为，教条主义磨平了青年的棱角，束缚了人们思想的事实是可怕的。所以我要为自己年轻辈小鸣一下，打倒教条主义，解放我们的思想。 －原载交大《船院整风简报》第一期，1957年6月1日 ”
我本人在２００４年６月重读原文之后，写下了重读有感的打油诗：“小鸣不惊人，一下二十年；原来人间事，随处是南柯。”
（4） 罚不当罪 言而无信
对刚刚划上右派的学生来说，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以往的肃反运动和反胡风运动的洗礼，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是第一次经历，他们个人身上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他们一下子陷入了极度的迷茫、困惑和痛苦之中，在班级集体里，他们已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敢与之接近交谈，从此笑容在他们脸上消失，一筹莫展，走在路上抬不起头，深怕被外班的熟人碰上，人家会怎么想？因为政治上成了敌人，许多活动会议不让参加，沪东造船厂不准去，实习也有限制，各系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扫地和打扫厕所。
接下去，急切地盼望着“处分”的这一关，希望不至于有更坏的结果，大家都忐忑不安地期盼着。就笔者个人来说，曾被告之“罪行是严重的，但还不是十恶不赦的……”在等待处理的日子里，总是想从这句叫人哭笑不得但却意味深长的话里估摸出什么来。尽管批斗的调门很高，“反对马列主义”的帽子和本人的原意是多么的南辕北辙，毕竟对自己还是很了解的，天真地以为“批判从严”，敲敲警钟，想必领导和党组织会洞察其实，未必真的会认为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一个可怕的日子突然来临，1958年6月18日，笔者被从正在上课的新上院600号大教室叫出去让赶快收拾铺盖及一切物品，到中院前面集合，有汽车等着，当时只感到情况突然，疑惑和惶恐笼罩之下来不及多想什么，屈服，顺从，接受一切指点，容纳任何羞辱而不置一词已经成为习惯的这批人，陆陆续续到达了集合地点，经过集中点名之后，行李跟人一同装上了几辆卡车，卡车缓慢地驶出交大北门向西而去，这就是这批人永远离开交大的日子：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在这些右派同学之间互相的信息交流之后，只明确了一个笼统的结论：下乡劳动。至于具体是什么处分并未正式宣布过。在过了至少几个月之后，各人才陆陆续续知道了自己的处分结论，“保留学籍，劳动察看”，或是“开除学籍，监督劳动”，在下乡劳动的近百名学生右派当中，多是前一种处分，而开除学籍的约有十余人。至于另外更为严重的处分是“开除学籍，劳动教养”，这一部分，已在此前或稍后三三两两地移送公安局加以处置，接受更为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情节最为轻微的那部分，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留在学校继续读书，由于成了政治上的敌人，不可能完全享受人民的待遇，处于尴尬和受歧视的待遇是不足为奇的。
除了被公安局抓走的以外，震动和转折最大的要数下乡劳动的学生右派了，他们因为政治上的突变而受到行政的处分，终止了他们的学业，开除的这部分，作为原本充满人生美好幻想的学生算得上是遭受了如雷轰顶般无情的打击，他们撕心裂肺的痛楚，一概是自己默默地消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这一群，他们抱着回去上学的幻想拼命的劳动。事实和时间证明，即使在当时，这些被戴上帽子的右派们，对于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罪名和给予的罚不当罪的处分是无法想得通的，其逻辑的荒谬又是如此的浅显，然而，他们一个一个的接受了，而且检讨得那么认真，他们真的认罪了吗？这才是欺人之谈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活着。求生之心人皆有之，往死路上走的毕竟总是少数，逆来顺受乃民族性格，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很少例外。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这些可怜的右派已经堕落到只顾及动物意义下的适者生存原则了，因为谁又希望把事情弄得更遭呢？答案恐怕就在这里。他们的变了形的人格和被扭曲的灵魂本能地帮助他们生存了下来，双重人格也罢，戴着面具做人也罢，在整个人生大舞台上，何尝只是几十万右派呢？无限的权力在可怕地塑造着整个民族的卑贱而恶劣的性格！
又一个晴天霹雳发生在下乡劳动整整两年之后，即1960年7月，交大派人到西郊突然宣布全部在农村劳动的右派到新疆去，具体的动身日期是7月20日。全部“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学生也在其列。他们天真的回校复学的幻想从此肥皂泡似破灭了。交大校方置原处分于不顾而采取这个断然措施的原因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谜。不过，言而无信也罢，主观随意性也罢，比之于整个反右运动来说，这种言而无信和主观随意性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言者无罪”变成“以言治罪”不就是言而无信的典型吗？
紧接着，在同年10月份，把几乎全部原来留在学校而到当时尚未毕业的学生右派以及部分教师右派也遣送到了新疆，这就是第二批。
交大从满清政府建校经北洋军阀，民国到解放共一百多年的校史上，因为政治上“异己”的原因而一下子把一百多名学生从学校撵出去的事件要算是空前的一次了，更何况那个政治上的原因最终证明是不成立的。一个学校，玩学生的权益如儿戏，难道这不是交大校史上耻辱的一页吗？今天，我仿佛看到了，在民主广场的西南角，在史穆烈士纪念碑的对面，有一块不起眼的石头，上面雕刻着“为一九五七年的耻辱而立”。
（5） 西郊两年 人当机器
58年6月18日下乡的一百多右派中，除了学生以外，还有近二十位教师，其中有马列教研室的正副主任林楷、张惠以及王寿才、潘震昌、夏寅孙、张和豪、应凌翔、孙曾八、谢炳馨、陈乃钧、黄泽、钱乐天、李德寿、朱有清、黄翼夫、杭继寿、吴祖宁等。这些教师当中，有的原本就是共产党员、老革命，而大多数是当时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
全部下乡的人被安置在上海郊区的上海县宝北乡的几个生产队，这个乡西临松江、青浦两县，其中有一个村子里的名字叫王扬子桥的小木桥，恰在地图上三县相邻的一个节点上。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下放干部，他们兼有监管右派的职责，如孔伯民、胡纯和佟家谦等，他们有他们的角色，也许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身带有政治上的不纯性，所以管理起右派来，宁左弗右赖以自保，使得右派诸君在遭际上更是雪上加霜了。戏剧性的事情倒也发生过，比如这位佟**，原是马列教员，他管理右派总是用阶级分析的角度，左得出奇，本来只是生产上农作上的失误，他可以上纲为“破坏”，这是很要命的，要坐牢的啊。不过没有几个月，他自己也被补划成了右派，同大家在一个队伍里劳动了。这样的人，不管后来他自己有什么感受，反正大家对他还是敬而远之的。右派被分散在各个生产队，临时腾出一些民房让大家住下，从第二天开始参加到分配的生产小组里，和老社员一起干活，基本上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农家生活，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之后，由于成立公社和形势紧张的原因，把右派作集中编制，以便于控制管理和干更多更重的活。
这些原本是文弱书生的学生和教师，出人意料地竟会那么快的适应这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他们对农活技巧的悟性好，掌握快，在重活中更见长足的进步，正是因为年轻力壮加上一棵虔诚的改造之心，不出半年时间，不少人，可以挑得起二百多斤的担子，各个都有自己的记录，不论是夏天炎炎烈日和冬天凛冽的寒风之中，他们都在经受着意志的磨练和考验，锄草、松土、深翻、平整土地、插秧、耘田、挑稻子、积肥、挑粪、撑船、捞水草、捻河泥……无论什么农活，他们可以很快进入角色，无可挑剔，淳朴的老社员，不时给予赞许的评价，在整个两年时间里，他们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两个春节都没有回家与家人团聚。60年的农历岁末，正是三九严寒，生产队为了给社员分鱼，把水塘里的水抽干，我们当中的谢炳馨老师，一人独挡一面，在深没大腿的池塘淤泥之中排水抓鱼（其余的人辅之配合），泥水冰冷彻骨，达一个多小时，上岸时嘴唇乌紫，浑身筛糠似哆嗦，岸上围观的男女社员无不为止感动，上岸以后，生产队长亲自倒白酒送到他手中，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人胜过机器，却又不如机器，在公社成立之初，连续近一个月的白天重劳动和夜晚挑灯夜战深翻土地，每天16小时以上的重劳动使架架活的机器难以支撑，有人真心把发高烧卧病当作幸事，更有甚者，竟有人会产生很荒唐的念头：自残肢体以求得一时的歇息，饱汉不知饿汉饥，谁能想象困到站着撒尿都会打盹的现实呢？
一般来说，劳动关好歹都可以过得去，他们有的是力气，耗尽了再生，无穷无尽。然而深受折磨是另外两个关：生活关和讨厌的思想关。生活上，最为窘迫的要数学生，学生下乡后，原有的助学金一律取消，也就是说，他们付出了远远超过老社员的劳动和体力，不但分文未得，而还要家庭支付生活费，其中，最为捉襟见肘的是出身农村的和家庭成员也在政治运动中蒙受不白而改变了经济状况的，这种情形整整持续了两年，他们节衣缩食，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衣服是从最原始的定义上在起着作用：蔽体和御寒。最难节省的要算是食粮了。从他们食堂饭桌上每人面前吃空的一摞摞的饭碗来看，够吓人的，通常一顿饭24两（16两制）远不是最高记录，这也足见体力的消耗之大了。“开除学籍，监督劳动”的这部分学生，每月接受了15元的津贴，这是劳动教养的标准，平心而论，这15元，可是用比“保留学籍”那部分学生付出更为深重的心灵伤痛换来的，要是可以“自由兑换”，谁都宁肯不要这15元的。当然，两年以后，所有受“保留学籍”的那部分学生的学籍也没有保留住，与“开除”无异，这是后话了。教师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大幅度降薪有使赡养家庭和老人成为困难的。
1958年下半年，蒋介石给他们招惹了意外的麻烦，因为“反攻大陆”的言传而使时局紧张了起来，记得有一个晚上，让所有的右派集合起来加以训话，四周有菏枪实弹的民兵站岗，并且当众批斗了一位陆姓右派学生，主要是他在私下里说什么“形势紧张就要首先镇压内部的阶级敌人”，这个话是没有错的，而且是很革命的，但是放到了阶级敌人的嘴里，总是可以分析出许多的情绪之类的严重问题来。那天的重头戏还在最后，当晚抓走了三个右派学生，他们是内燃机车的周广生、李德强和机制的白志诚，好象跟“出逃”有关。
人羡慕机器，因为它们没有思想，不产生苦恼，这些右派却始终装着百思不解的困惑，时而泛起：何错之有和严酷的惩罚难以统一；公理何在的思索和没完没了的言不由衷的检讨；天真的幻想和渺茫的前景……
斗转星移，两年过去，如前节所述，新疆在等待着他们。
（6）仅有几例 凤毛麟角
应凌翔，内燃机专业助教，业务上是佼佼者，因为当上右派后于58年下乡劳动，由于错误严重，加之家庭出身不好，受到了教师右派中最重的一种处分：监督劳动，每月发生活费28元。1960年交大命他到新疆，他没有接受，人各有志，秉性使然，他愤然辞职回家去了。这在众多的师生右派当中是仅有的一例，要知道在五十年代计划经济加上阶级斗争的纲，辞去公职又加一顶“右派分子”帽子回家意味着什么。后来的十九年时间里，为了生存养家糊口，应凌翔替医院磨针头，走街穿巷搞修锁配钥匙之类的小修小补，大学教师亮相街头，斯文扫地全然置之脑后，生存是硬道理，脸面算什么，反正已经在社会最底层。后来得悉应的不到新疆是因为家中有病弱老母需要照顾，大家为他的恪守孝道而非常感动。至79年，受惠于中共对右派的改正政策，应复回交大任教，不多久，即搞成了内燃机减噪音装置的成果，不幸癌症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壮志未酬，英年早逝，惜哉。当年上海《文汇报》有过长篇报道，对他的一生多有肯定推崇之词。
周国兴，是机械系为数不多的最为年轻的研究生，当年刚刚二十岁出头。事有凑巧，58年元月，周刚跟本科毕业班学生一道实习结束返校，由于在工厂数月的劳累，原计划返校后有两周的休假，恰巧在返校当天，看到总办公厅前面的布告牌上赫然贴着的告示：要求一律参加反右派补课的通知，落款是“交大党委”，周颇不冷静，鬼使神差，脱口而出：“我不参加，要休息”，并且补上一句“要是校办发的通知，我就参加。”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毕竟周不过是言者而不是行者，运动还是参加了，但这句话被揭发出来却犹如重磅炸弹，有口莫辩。要知道在五十年代特别是到反右运动中被广为套用的一个公式：反对某党组织（有的甚至是反对某个党员）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所以周在这次运动中被定为右派是顺利顺章恰如其分的事了（再揭发一些别的反党罪行也不是难事）。祸从口出，为此而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周于60年离研究生毕业还有半年被编入第二批送来新疆的队伍，他是交大来疆百余名右派师生中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周在南疆接受强制劳动十多年，在人迹稀少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农场与铁锹、坎土曼为伴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年华，那么多的日日夜夜的故事，加上忆当年的衣食住行种种，周至今难忘，时而咏之于口如数家珍，此间痛楚辛酸虽是如烟往事，但一直影响到后来。79年改正之后，才有机会用自己的知识专长，成了新疆高校教师队伍中的一员新兵，比器旧时的同学，滞后的起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事情并非都是千篇一律的，交大青年右派教师当中，潘震昌和夏寅孙是例外，他们分别是机械和车辆专业的青年教师，业务上是佼佼者，虽然58年也下乡实行监督劳动，但是因为60年没有在来新疆的行列之中，又有幸没有完全脱离自己的专业，有发挥自己专长的土壤，特别是79年改正之后，更是如鱼得水，在专业和教学上有颇多成绩，临近退休，他们分别职至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副校长和上海铁道大学教务长。
（7）犟头倔脑 罪加一等
在全校欢庆反右斗争取得巨大胜利，数百名右派纷纷低头认罪认真检讨的同时，竟出现了几位公开不服，提出申辩的散兵剩勇，他们实属凤毛麟角，不成气候，然而他们以自身人格的力量发出的正义之声是多么难能可贵，其中，继船电二的党员赵长根要根据党章申诉之后，要数船制三的傅瑞榕了。
傅瑞榕，上海市人，55年入交大船制系，是年19岁，在58年定成右派以后，拒不接受党委给予他的“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又不认识自己的右派罪行，声言“我没有错。”坚持说“中国科技落后，应该向外国学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外行应该向内行学习。”不是右派言论。为此，船制系党总支又专门为他一个人，在新上院600号，组织了一场由船制三年级六个班全体同学参加的“辩论会”，把他的这两条右派言论痛加批驳，二百多号义愤填膺的学生的口号声一阵紧似一阵，把他的敢于挑战群众，蔑视党的决议的嚣张气焰狠狠地压了下去，就在这一天，58年的7月8日，宣布了党委对他的升了级的处分决定：“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宣布的声音刚落，公安徐汇分局的囚车就把他押走了。在公安局关押18天之后拉到了横滨路723号的教养所，关够了一个月之后于8月18日上火车统一送往甘肃省。同车一批很多的人，有复旦大学的教师右派，也有同济大学的学生右派，可以想见的是这部分被公安局接受的为数不多的右派，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无疑是属于既情节严重又态度恶劣的傅瑞榕这样的分子了。他们被送到了甘肃省安西县的昌马水库修水库，挑土打坝，干了半年之后被转移到马宗山煤矿挖煤，运煤，约过了两年，到了60年底，矿上已经饿死了一半的人，有限的口粮，常年无菜，喝的水是煤井的水（干部喝的水是从远处拉去的），到了最后的三个月，活着的那一半人也全部停工了，都患着夜盲症，个个骨瘦如柴，除了还有一口气，实在干不成活了。最终，由于领导上的人道主义决定，于1960年12月，将他们全部从甘肃押解到新疆，缓解了吃的问题，从而得以告别了死神。傅在新疆继续劳教期间，每月发给生活费15元，扣除13.5元的伙食费，还剩1.5元，生活的艰难是可以算得出来的，然而，与甘肃相比，好象已经是身处天堂了，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就在这里。直到63年4月解除教养后工资增加到每月28元，略有改善，而右派帽子直到79年改正时才去掉，这之后，才被安排做教员的工作。
傅瑞榕由于一生如此苦难的经历和巨大的心灵创伤，至终身未婚，退休后按照政策规定办理了返回上海定居的手续，如今的上海，物是人非，也不是他理想的归宿，所以，还是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新疆，以度过晚景。综观傅的坎坷一生，今天真让人感慨叹息，四十七年前发生的事，依然令人难以置信，假如当年政府和学校，对青年学生能多一分宽容假如党能听一听当事人的申辩而不是滥用权力，这样后来的一个一个的人的悲剧也许是可以避免的。
（8）上书言事 监狱伺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上书言事”是一大罪，重者施之极刑，十恶不赦，大凡上书言事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四川的李天德因为在1975年写万言书《献国策》致函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而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因为庐山会议的《万言书》被毛泽东撤职罢官，直至文革中被迫害悲惨病死。作家胡风在1955年因为文艺问题的《万言书》而身陷囹圄二十多年，溯之1953年，政协委员梁漱溟老先生因为三农问题上书言事而受批判，被毛泽东斥之为“反动透顶”，骂成“杀人犯”，羞辱之辞无以复加。（详见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07页-115页）。
殷兴荣，江苏无锡人，55年中学就入了党，56年入交大船企专业，任学生会副主席，为人质朴耿直，努力学习，忘我工作，不多言谈。万万没有想到，在58年初反右补课的收尾声中，突然爆出冷门，赫然出现了关于殷兴荣右派材料的大字报，主要罗列了他的一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观点，划为右派，不无牵强之嫌，但是铁定为右派分子，白纸黑字已公布于众。顺便提一句，学生会主席王德润，这位船制四的东北汉子，也以类似的原因划成了右派，至此，交大的反右派是到了非常的彻底，而且有点疯狂的地步了。
殷兴荣由于“情节较轻”，而且态度又比较好，作为宽大的少有的典型，得了一个继续读书“留校察看”的最轻处分，并且最早于59年国庆被摘掉了帽子。61年正常毕业之后分配到了重庆。
下面的故事平铺直叙，既合情理又让人匪夷所思，而且显得有点悲壮。殷于67年在重大结婚成家，几年里育了三个儿女。大学里教着书，小日子过得还可以，然而因为对反右运动的看法一直深埋心头十多年，郁闷难挡，文化大革命这个万花筒，也着实的激发了他的天真的书生气，使他跨出了可怕的一小步：从腹诽到上书。于是就发生了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写信上书的事，为了能让中央和毛本人可以收到信，他在信封上写了“毛远新收”，是想通过毛的侄子转交的办法，不可谓不深思熟虑，先后两封信寄出的时间已经是74年和75年。毛远新收到后保存了第二封，当他一垮台抄家时把殷的信也抄了出来，由于是真名实姓，又有落款地址，所以毫不费力的直转四川重庆到重大，信中的关键词是“反右是解放后最大的一次历史冤案”，遂于77年4月5日以“反对党的基本政策”为由，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逮捕，同年6月21日在重庆大学公判，判了他有期徒刑五年，并押送到四川西昌附近的大凉山劳改农场服刑劳改，直到79年4月4日平反提前出狱，在狱中呆了整整2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出狱后补发了两年的工资1200元。然而接踵而来的不幸是，妻子因为丈夫的入狱，跟人而去，家庭破碎了……
笔者跟殷兴荣原是同系同届的学友，并且在学生会工作中共过事，原本的印象，他是普普通通的一位同学，然而在经过疾风吹打，大浪淘沙之后，他的形象显得格外高大，钦佩之心油然而生。别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做了，彰显了他为正义和真理而不顾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国外专家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专论中，对中国知识分子挨整的地位探讨中往往认定有知识分子自身性格弱点的原因在内，这说得不算过分，不错，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灵魂换勋章的有，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有，而更多的是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只是说，外国人对中国的国情知之不深，“上书”这一最和平理性，最符合组织原则的行为，竟会因为加上“言事”而有罪，可以投入监狱以致极刑，这是“人治”的中国国情。
愿上书言事者戒变为上书言事者赞，愿从“人治”早日走向“法治”。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