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下旬的一个周六黄昏，父亲从他工作的学校回家过周末，三叔过来说：“哥，爹一会要找你商量事”。父亲马上随十五六岁的三叔去见爷爷，我出于好奇也跟了过去。
坐在炕上，爷爷说家里的粮食只够四五天了，菜窖里面只有一些糠萝卜，柴禾也没有多少了。怎么办？
父亲当时还是站在屋地上，这时候坐上炕沿说：“没柴禾也不能像济公那样烧大腿，没有粮食也不能把脖子扎上。我想办法”。
济公烧大腿？几天后我终于忍不住一个爱思考的5岁小男孩的好奇问了爷爷，从此就知道了济公。去年第n次去杭州，好好逛了逛人间天堂，又发现了一个理工科生总结出来的没用的规律：每个著名寺庙都供着济癫，都有济癫的传说故事。我不禁想问，这个古老故事40年前有吗？疯和尚也不能在各个庙宇到处乱窜吧？
只能说，还是商品经济好！
穷人，怕过年，怕要帐的上门，怕没有钱给孩子老人们买块肉，更怕过完年后的春荒（好像我在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似的）。在冀东地区，地里的野菜要到公历四月初才能吃根，更晚些时候吃茎和叶（这个故事以后再讲）。所以最难的是公历三月份。
第二天早晨睁开眼时发现爸爸和两个叔叔都出门了。中午12点前他们回来时，院子里多了一些干枯（已经死掉的）的树枝（奶奶后来就用它做饭了，当时农村穷冬天就吃两顿饭（一般是两顿高粱米粥。粥嘛，就是介于干饭和稀饭的一种食品），第二顿饭下午2～3点钟吃）。然后，兄弟三人又出门了，近三点钟，爸爸叔叔们回来了，我看到爸爸扛着一个扒网（一种捞鱼的工具），二叔拎着一个铁桶，里面是胖胖的一种带壳的活物，壳的颜色黄棕黑？我现在能想象但是不会描述。还有另一种带壳的活物，小、长、扁，黑黑的，我不太喜欢。
三叔也拎着一个铁桶，里面有水也有活物，先听到的是噼里啪啦的声音，好奇心驱使我赶紧跑过去看，见里面是一种带小胡子的鱼，头在水面一冒一冒的，好像有很多。我赶紧问这是啥鱼啊，三叔回答说这是钻鳅，因为它爱往泥里钻，也叫泥鳅。所以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泥鳅是鱼，虽然鳅字从鱼旁。
所以当天的第二顿饭成了新开河的河鲜大宴。没有油（农民每年分6斤黄豆，一部分榨油，一部分做酱，一部分换豆腐吃，平均下来，人的植物油年摄入量也就是一斤以下，一个月不到一两。城里人是四两。当年陈锡联是在沈阳的封疆大吏，把供应的油减少到3两，所以辽宁人送他外号陈三两（有个京剧《陈三两爬堂》）。河北省刘子厚更左，干脆给石家庄人一个月2两油，所以石家庄有一个顺口溜，刘子厚厚子刘，为什么一个月只给我们二两油？（过去一看到刘子厚这几个字，就想到柳子厚（柳宗元）。应该是一个流芳千古，一个遗臭百年）。2012年和一个石家庄的朋友一起吃饭，他说道：传说胡锦涛是刘子厚的女婿，我说扯jiba蛋，胡妻子刘永清是重庆人，刘子厚是河北任县人，八杆子打不着，如果真是这样，邓爷爷不可能隔代指定他为接班人。
我们家不是有超前意识，水煮河鲜，而是真的没有油。据天津的那些胡同里长大的年长几岁的朋友们说，他们的妈妈就怕他们捞鱼回去，用水煮着吃怕街坊邻居笑话穷，用油吧，还真没有。
怎么评价这顿河鲜大宴哪？那个河蚌（蛤蜊）还真好吃，尤其是某一部分，口感好，咬紧十足，还有一股甜甜的味道，没有感觉到水产品的土腥味。这也算一种小吃货的理想境界吧。这种浅色的河蚌，个头大，出肉还是不少的。当然了，如果所有的村里人都像我们家这样smart，去捞几百年来人们都不吃的东西去吃，也就早吃绝了。
其实人们不吃这种河蚌还是对的，里面肯定有很多寄生虫。估计作为初中化学老师的父亲有基本的生物知识的，他让奶奶煮的熟熟的，没有让家人吃日本料理似的吃河蚌。
另外一种河蚌，小而且不好吃，应该是剁剁喂鸡了。
至于那泥鳅，用白水加盐加点儿佐料煮熟的，我尝了一口，结论是“真难吃”，特别腥气，差点儿吐出来。可是二叔他们吃起来很享受的样子，可能是的确长时间缺荤腥了吧，当然也伴有是在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成分。我那妹妹，那时候才三岁整，居然津津有味的吃着水煮泥鳅。从那时起，我就认为她是个馋痨（吃货？），就开始鄙视她，一直到现在。所以，有些世界上稀奇古怪的吃食，我一般都给妹妹留意一些，不远千里万里的带给她。
水煮泥鳅，就吃了那么一次。估计以后，还是父亲和朋友借了钱到黑市上高价买粮食解决了渡春荒（度春荒？）问题。
7岁时的夏天（1971年），父亲又借来了扒网，带我们兄妹三个去河里捞鱼，鱼没有捞到多少，浅色的大黄泥鳅倒是捞了不少，都拿回家剁剁喂鸡吃了，没有人吃的。我确认那是泥鳅、不是黄鳝。
再一次见人吃泥鳅就是在1988年，有一位长得特别像蛤蟆的博士生（个头矮，四肢短，肚子大，脸倒是长得很英俊），特别爱吃泥鳅，就用一个煤油炉就能做出来很多花样。我见过他把泥鳅放入锅里（热锅、油锅？）然后盖上锅盖，里面的泥鳅噼里啪啦的。他好像还做过泥鳅钻豆腐之类的名菜。我虽然很馋，也没有对他的泥鳅菜感过兴趣，一丝一毫也没有。
2008年以后回国内发展，有人招待吃泥鳅，我没有太深的印象，还是不太爱吃。很可能是河鲜里缺少丁二酸钠吧！现在我很少吃河鲜的，除了水煮鱼、剁椒鱼头和酸菜鱼。
以上是吃河蚌和泥鳅的故事。
我们家至于那么穷的揭不开锅吗？我高祖父（great-greatgrand）清末时就是唐山开滦煤矿赵各庄矿的矿司（技术副矿长），我曾祖父（greatgrandfather）留德，1914年回国任第一任杨村（天津武清区）火车站华人站长，后来到津浦铁路局、京奉铁路局、平汉铁路当过副局长的（1938年得疟疾死于抗战中的武汉。作为技术行政管理人员，他20年代的工资是700现大洋/月，同时代李大钊挣230/月，毛泽东挣8元/月），爷爷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生活无着只好回到老家，那时候还有30亩地，三重进院子的大瓦房。从1947年就是人民教师，三年“自然灾害”的1962年，河北省百万公教人员下放当农民。1966年文革，1968年，我们家吃河蚌和泥鳅充饥。
耳边又响起了那首我很熟悉的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