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夏的一天我在姥姥家。为什么说是初夏，因为记得的只有那种叫声为“鸡儿------”的小型蝉（当地叫ji-erji-er）在叫，而那种大型的叫声为“哇------”的（当地叫老哇哇）和那种叫声为“鸡了、鸡了、鸡了”的（当地叫鸡了）还没有出土。
姥姥在做针线，因为我母亲从小在保定石家庄和三姨姥姥生活，不会做针线活，我姥姥只好为我们一家做针线活，包括给我们父亲做棉鞋，自从我爸爸娶了我妈妈，我奶奶再不用给爸爸做针线活了。虽然问题在我妈那里，但是我那时候还是觉得虽然姥姥奶奶都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出身，姥姥更适合被娶过来过日子，感情上和姥姥更亲一些，虽然姥姥对我要求更严厉。
我那个妈，到现在快八十了还是不会做针线，被子都不会缝。我的三个孩子每个人都有一件私物（小孩子经常拎在手里到处走），就是一件小薄被子，那都是我二婶做好后寄到国外的。
我从小爱看书，除了一本《高玉宝》，一本1950年出的大部头《新名词词典》和红军将领回忆录（没有前面和后面）和梁斌写的《播火记》（没有前面和后面）就没有别的，就只能看小人书（大多数网友懂得，就是给小孩子们看得连环画，年轻的网友不要理解成教人当小人的书）。家里经济条件再不好，爸爸也给我们卖小人书，一本要在0.1～0.30元之间，每年爸爸买10-20本吧。
我在炕沿上坐着看小人书，姥姥那边忍不住又来了：“当初读书不用心，不知书内有黄金。早知现在黄金贵，何不当初早用心”。意思是让我看教科书去，我小时候可不是喜欢数理化的。这也不是第一次来，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就当是窗外树上的蝉声吧。
正入迷的看着，一个人从堂屋后门进然后直接掀门帘进到里屋（卧室）来了。我姥姥抬头一看说：“xx来了，yy（我的小名）快叫小表舅”。我这时候意识到是我妈妈的姑姑的儿子来看二舅和妗子来了，赶紧站起叫一声“小舅好”。
这个小表舅有来头，他二哥是吉林省党校的教师，大哥是刘焕章。刘焕章是中国著名雕刻家，是古元的研究生，是沈从文的女婿（实际上是侄女婿，沈从文收他弟弟的女儿为养女，沈从文的墓碑是他雕刻的）。
可是这个小表舅虎啦八及，只是一个农民，娶了一个混帐老婆，经常给我姑姥姥气受。最悲惨的是那个姑姥爷，文革中被残酷批斗，造反派用熬鹰的方式折磨他。最后他崩溃了，跳滦河自杀了，他们村的造反派还不解气，竟然灭绝人性，对尸体进行羞辱，把一个男人身上的最标志性的器官用镰刀割掉了。改革开放以后，从台湾回到故乡探亲的姑姥爷的弟弟要给村里修公路，姑姥姥说那就先开车从我身上压过去。
我爷爷家和我姥爷家，幸运的都是贫下中农，也不是右派叛徒特务什么的。太幸运了！
小舅问姥姥：“我二舅哪？”姥姥说“你二舅有点发烧，在套子屋（卧室里面的另一间卧室）躺着哪”。然后就是小表舅进套子屋的寒暄。
一会儿，小表舅走出来拿着一元钱对我说：“小子，去给你姥爷买一筒罐头来”。那时候在农村，探视病人都是用罐头，山里红（山楂，红果）罐头。那时候九毛七一瓶，玻璃瓶的。
我去了邻村的小卖部，可是他们没有山里红（山楂）罐头了，只剩下荔枝罐头了，要一块零三分钱一瓶。表舅只给了我一块钱，我就从自己的一两毛钱的零花钱中垫上了三分钱。
回来的路上，就犯了嘀咕，3分钱对一个孩子也不是小钱，可以买三块水果糖的或一根铅笔的。可是开口要回来吧，又觉得不好意思。寻思来寻思去，还是当无名英雄吧。到了家里把罐头递过去就要走出屋，姥姥把我叫住：“xx，你买罐头花了多少钱，把剩下的零钱还给你表舅”。我说，买的是荔枝罐头，没有红果罐头，花了一块零三分”。小舅说我一会儿还给你三分钱（到现在他也没有还我三分钱）。
小舅走后，姥姥绷着脸对我说：“我知道，咱们家教育出来的孩子不会贪几分钱的小便宜，看你回来什么也没有说就知道是你垫了钱不好意思讲。可你表舅怎么想？还兴许想是你把找零的钱自己留下来了呢？不要做了好事让人想成你做了坏事”。
姥爷看我尴尬的样子说好了好了，来吃罐头吧。打开了罐头，吃起来味道怪怪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荔枝罐头，我自己买回来的。
实际上我姥姥娘家的亲大侄子在福建省莆田市工作，也时不常寄过来荔枝干和桂圆干。这两种都是我喜欢吃的。但是经常分不清荔枝干和桂圆干，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吃的。现在吃过鲜荔枝和鲜龙眼以后，相信能够区分出来了。
做事情，要二害择其轻，我经常用我买罐头的例子教育我的学生和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