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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父亲奉调赴京，母亲主张放假时搬家为妥， 以免耽误姐姐哥哥们的上学， 理由合理， 局领导自然同意。
那一年是“第一次科学的春天”， 国家召集一批科学家拟定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在这种形势下， 国家在上海建立了个船舶科学研究所， 不知哪几个部门合建的可能有科学院有二机部，是不是还有海军或上海交大不清楚了，地址在上海市区南部的高昌庙江南造船厂的对面，由辛一心方文均刘应虎等中国造船事业的中坚力量领衔， 轰轰烈烈地准备大干一场， 那股尊重知识的热潮， 使得知识分子们摩拳擦掌心情舒畅准备为国效力（反右尚未开始）。
父亲觉得还是做点具体的研究工作好些， 于是就推掉了到北京局里的技术管理职务，就到这所新建的船研所的材料室去了。我们也很难说若是老爸走了技术管理的道路， 到北京当个那时的局后来的某机部或许可以做个技术X级干部， 遭遇又如何？ 一个X级干部， 在地方上似乎蛮神气活现的， 但在天子脚下， 就多如牛毛算不得一盘什么菜了。
那时我家住在还算是榆林区的长阳路辽阳路一带，那儿现在算是杨浦还是虹口我也不知道， 不过离市南的高昌庙江边码头那个老远老远的， 父亲披星载月地上下班， 用四川话来说叫做“恼火得很”。
方才说到的56年的春天， 政府对知识分子的照顾很是到位，但我家就在那去北京还是去研究所的当口， 错过了一次性照顾分房的机会， 用上海话说“两头勿着杠”, 于是父亲一到新单位， 立刻询问船研所有无职工宿舍。
答曰“有， 不远， 在建， 很快竣工”， 老爸几乎是第一个去问的， 因此得到了选房的第一优先。
具体地说， 船研所之所以建江南造船厂对面， 原本就是和这家中国工业发源地的工厂有着特殊的关系， 江南厂的职工宿舍—江南新村--就在离工厂公共汽车只有五站的地方，那时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异常的不严重， 同属一个上级的船研所要求在江南新村里划一块地给自己建职工宿舍，当然不会有任何问题，给地可以地是国家的， 给钱不行，若是要江南厂给出两幢宿舍楼厂方指定是不干的。
那船研所一开始人也很少， 所以只建造了两栋宿舍楼， 大约可以容纳百十户人家，计划的是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机构的增大人员的增多， 第三第四栋宿舍建起来是不在话下的，还真没想到， 这个一等差不多等了二十年才有机会建造第三第四栋宿舍楼，这是后话。
说回阿拉屋里。 老爸长阳路和高昌庙之间日日奔波了多少个月我小了点记不住， 那是1957年初， 江南新村那两幢房子差不多了，但再快在开学之前也无法完工， 又回到了姐姐哥哥的转学问题上了， 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很是重视，学期中间的转学能避免就尽量避免，算来算去， 最早能搬入新宿舍的时间大约是在开学后一个月左右。
多方设法， 变通的办法出来了， 父亲有个同事某叔叔， 以前我说过是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士官学校（大概是这个名吧）并参加接受重庆号开回国的轮机准尉， 也调入了船研所， 但他家住永嘉路太原路那儿但只有一间房， 离高昌庙就近得多了，虽已登记并得到了江南新村的房子但不像我家那么急，两家人一商量，姐姐哥哥一开学就转好， 我妈带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到某叔叔家暂挤一个月， 亏得他家孩子那时少， 又是初春挤挤也挺暖和的，老爸和当时住我家的爷爷奶奶留守长阳路个把月，现在很纳闷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老爸老妈没本事把还在上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转到了龙华路小学而不是就在江南新村里的江南小学， 就算那是江南造船厂的子弟小学， 老爸去找找江南厂的熟人，这点事应该是不难解决的呀。
好在真的仅仅一个月左右，虽然三通尚未完全（那时也就两通： 水电， 没有煤气的呀），水是有了， 电还没接上，门口的泥巴堆堆还好几处， 人行道的水泥还没干透被绳子拦着的， 俺们家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 点了三天蜡烛。
后话一段： 该所很快在无锡建立了某实验基地， 再过了几年， 相当一部分人搬了过去成立一个新所， 员工们自然是谁也不想离开上海， 哪怕是无锡人，只好相互调侃“辛亏老所长辛一心是无锡人， 选也选到了离上海到底很是很近的无锡， 若当年是叫钟思来筹建这个所， 岂不是会把基地放到他的老家—广西苍梧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