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山大学的日子
谢盛友
记者: 师兄，据我所知一些中大的教授是您的同学，能分享一下您跟他们的一些轶事和您在中大的美好记忆吗？
谢盛友: 德语系的彭念慈和英语系的廖海青，她们非常勤奋，记忆中她们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也低头背英语德语单词。我长得这么帅，她们也不抬头看我一下，够气愤的。不过，她们的确很优秀，那年代能考上大学的都是黄金，能留校任教的则是钻石。我不务正业，所以，我下午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历史系课室，听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在经济系课室，学西方经济地理；在哲学系课室，读黑格尔。
记者: 师兄，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件您比较难忘的事，以及您从中的收获吗？
谢盛友: 我找不出能确切描绘那个时代的词汇。当时正逢三中全会前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记得在学时有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来中山大学访问，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大学生”。那时图书馆座位太少，傍晚时分，开馆之前，学生已经排起长龙，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不然，大门的玻璃又要被挤破。
最值得回忆的事是卖《红豆》。永远不会忘记，永远缅怀当年推着三轮车冲过海珠桥，到市区叫卖自己杂志的豪情。《红豆》有海南情结，海南人无意识的一种组合。我非常热心关注和事奉《红豆》。 中文系苏炜（海南知青）他们成立了“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得到了吴宏聪、王起、金钦俊等老师的支持，苏炜任社长，不久创办校园杂志《红豆》，苏炜任主编。编委有王培楠、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郑红（现任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是78级中文系的一位班长，海南文昌人，我们星期六晚上在中区露天电影广场卖《红豆》。郑红有一点点腼腆，不敢吆喝。我天生大嗓门，不用喊人家也听得到：“卖《红豆》，3角5分钱一斤！”卖了的钱交了上去。
我们卖的那期《红豆》是第四期，里面有海南老乡冯淑萍（77级中文系的一位班长）的小说，同期还发表了毛铁、刘浩、骆矩、谷风、田新生、何东平、蔡东士的 小说，吴少秋、康庄、晓麟、曼华、流波的诗歌，“钟楼论坛”栏目中则有陈平原、刘之光、林英男、小舟、晓金的论文和杂文，卷首是苏炜、王培楠的《春来红豆 发新枝——写在红豆创刊一周年之际》，文末写道：“搁笔之际，只听得珠江涨潮的涛声，隐隐传来。临窗眺望，我们默默地想：在新的一年里，应该采撷更多晶亮 结实的红豆，献给扶持帮助我们的老一辈，献给广大热情真诚的读者，让她，在1980年的春风里留下点点殷红……”这篇文字写于1979年12月18日。但是，天不如人愿，1980年的“春风”吹过不久，《红豆》就和全国各地高校的刊物一起，被迫停刊。
记者: 师兄，您觉得应该如何为自己创造并保持优势？
谢盛友: 我自己有最经典的论述：“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糊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诗，其中的故事，有多少现在的学子可以体会、可以承受?
显然，我们处于劣势。后发有其劣势。我落后，虽然可以模仿先进，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某些好的成绩，但是长期来看，我个人还是很失败的。如今在欧洲，留而不归，留而不学。 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知识很远，竟然担任过德国班贝格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巴伐利亚工商会顾问。
记者: 写作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可以推荐几本书吗？
谢盛友: 写作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文革之后革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我 们整整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的不一样，今天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 （个人和家庭）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 （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
我们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时候而已。
曾为知青、后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大谈青春不悔。我们却忘记了，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我们完全忘记了更多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我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们那时的高考，100个考生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被录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推荐几本书,不敢当。我愿意告诉同学, 如下的作家和作品, 对我生命的成长和思考与写作有很大的启迪和帮助。
卡尔•特奥多尔•雅斯培和他的《罪的问题》（Die Schuldfrage）。海因里希•特奥多尔•伯尔和他的中篇小说《列车正点到达》。齐格飞•蓝茨和他的小说《德语课》。君特•威廉•格拉斯和他的《铁皮鼓》和回忆录《剥洋葱》。弗朗茨•卡夫卡和他的《变形记》、《审判》、《城堡》和故事集《乡村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