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十七:清理阶级队伍
工宣队进校那天,我和班里两个新会县籍同学非法地住在第一宿舍三楼(即最高一层)。那是66级男毕业生原来的宿舍,他们因文革耽误直到68年才分配。我表姐分到四川省泸州一间工厂。据她后来说因四川武斗,一路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有个66级潮州籍学生,文革前因连续两年留级被处理退学。文革初期学校批判“柯麟黑帮迫害工农子弟”的罪恶,校文革筹委会请这批人回来参加运动,每月由学院发给生活费。他叫阿七,我们叫他七哥。时过境迁,这批工农子弟恢复学籍的要求已被中央否决,生活费也停发了。七哥还坚持着不离开,希望能有转机。66级学生全部分配离开后,他一个人住整间宿舍难免感觉寂寞,便让我们搬去和他做伴。七哥很悲观,每次谈话一开始总是“唉!我这个问题......”可我们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安慰。
等到工宣队在学校“长期住下来”了,要我们全搬回自己宿舍去。七哥也只好回家乡,谁也斗不过政府啊!整个三楼被用作“清理阶级队伍”的牢房,关进去好多专政对象。有天早上,楼外水泥地上躺着一具尸体,明显是下定了决心跳楼自杀的,头部着地,脑浆四溅。大约有四、五十岁吧,听说是附属肿瘤医院的“国民党残渣余孽”。我这才知道“清理阶级队伍”有多恐怖。
毛泽东在1968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根据百度,这场发生在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政治运动,在全国共造成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50万,全国被揪斗人数超过3000万。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除了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外,解放后从没有这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非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整死的人数,远多于四清、武斗和文革初的红色恐怖。譬如上海宝山县,文革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非正常死亡为70多人,而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34人。我到云南工作后,才知道整个云南抓“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分子”一案多么残酷,据官方文革后公布的资料,云南省138万人被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我二姐夫的表弟原是南下大军的团级干部,赵健民的下级,被打断双腿,终身残废。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这篇经验是8341部队宣传科长迟群写的,姚文元在呈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毛泽东的批示说:“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后,全国就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新华印刷厂介绍的主要经验是:建国18年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极其尖锐、激烈,军管人员进厂后,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具体作法是: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的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迟群后来竟当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与文革初横扫走资派和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的风暴不同,“清理阶级队伍”的打击对象是普通群众。包括城市和农村,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新挖出来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残渣余孽”、“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打击面更大、更阴暗恐怖、更凶狠残酷、更旷日持久。
我母亲的家族大,亲戚朋友很多。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挖出来”的不少。舅舅在朝鲜战场上因部队被打散,他只身逃回,其中有三天的经历没有证明人。回国后审查了好几年,党籍没了。此时在邻县工作,问题又翻出来整,关在土牢。舅妈读中学时集体参加三青团,也被关,打得好狠。广州的表舅解放前当海员,本来成分算工人,一向平安无事的,有一天上班也莫名其妙地被关了起来。表舅妈是家庭妇女,急得要死,让表哥来找我。因为我增城的姨妈有口箱子寄存在他家,锁着的,又不知里面有什么犯忌的东东,怕单位会来抄家连累全家人。
我赶忙悄悄到增城找姨妈拿钥匙。姨父姨妈是1953年从香港回内地工作的。不知什么人曾从香港寄了一封信给姨父,被政府截获,里面写了什么姨父始终不知道,但从那时便灾祸连连。我到达他们家恰是中午时分,姨父回家吃午饭。他卷起裤腿让姨妈为他换药,我看到两边膝盖都跪烂了,好不心疼。回到广州先去表舅家打开箱子清理了里面的“四旧”物品。不过单位始终没来抄家,过了几天表舅也放回来了。原来是他一个老朋友被审查,捱不过吊打瞎供而受牵连,幸好专案组查不到任何证据,不了了之,有惊无险。那时这种“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事太多太多了。
陈契弟在专案组不知担当什么重要角色,神秘兮兮地整天不见人影,吃住都在专案组。他有天回宿舍来,突然指着他贴在抽屉上的一张毛主席像大声叫嚷:“这是谁干的?”我们上前看,是他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黑白照片,毛在庐山上坐在藤椅上照的。毛的脖子部位有条划痕,像是有人用利刀或刮胡子的双面刀片划过的。大家看了都沉默,这家伙平常太飞扬,没人理他。再说像这种太过犯忌的事,最好别沾边。陈契弟仔细端详了每个人的表情,恨恨地出去了。一会儿带着专案组的几个同伙来,又照相又审问在场每个人,还做了记录。没有什么线索,把那张毛主席像小心翼翼揭下来,走了。后来专案组又追查了几次,特别是阿辉被打成“反对学生”后还故案重提,始终没结果。今天同学会毕业周年纪念会开过几十次了,尽管“公安六条”早已无效,但没谁承认自己五十年前干过这桩勾当,说不定是陈契弟自己捏造出来的。像这种半点线索也没有的案件要破,除非把全班同学一个个绑起来吊在梁上几个钟头,说不定有十几个人会承认是自己干的。我在这里不是开玩笑,实际上是走出校门后看到的普遍社会现象。文革后那么多冤假错案平反,都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