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十八：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清理阶级队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当儿，另一个广泛影响城镇家庭更大的运动又到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毛时代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中，我认为影响城镇老百姓的除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外，最普遍直接损害人民利益的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所了解的众多家庭中，几乎家家都有适龄下乡的孩子。个个家长、青年都在发愁，象重重的大石压在心头。
抗战和国共内战结束后，全国人口急剧增加，新生儿一波波长到１９６８年恰好１６－２２岁左右，正在文革中期间的老三届高、初中学生。这时候本该升学或就业了，可整个国家正在大混乱中，根本没有多少招工需求和经济基础，出路在哪里？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开展了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加上手工业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从此国家垄断了全国经济，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它扼杀了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社会从此如一潭死水，就业门路基本全封堵了。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实行类似国有化的国家（例如缅甸）都在计划经济的泥潭中窒息。中国原来的资本主义非常薄弱，因而步履更加艰难。这种经济停滞的过程是缓慢、隐性的，犹如温水煮青蛙，对社会的损害不易觉察，也更难以纠正。文革前夕，城镇青年就业已相当困难，因而１９６２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资料显示：至文革开始前，全国共有１２９.２８万知识青年下乡。我是１９６５年高中毕业侥幸考上大学的，没考上的同学很多当年就被安排上山下乡到农场或插队了。
文革中积蓄的城市老三届高、初中学生总共约近８００万人，国家绝对无法安排他们就业。加上他们这批人在文革中卷入了造反、武斗、无政府主义，留在城市将是动乱的因素，早已失去利用价值。把他们赶去农村顺理成章。因而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文革”十年中，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１６４７万人。其中有些人下放两三年后便因优秀的劳动表现或父母的“后门”而被招工招生征兵，但更多的人在乡下待了五年或更长。在１９７８年上山下乡已进入尾声时，农村仍有８６０万知青。他们很多人已下放了十年，特别是２００多万待在已由建设兵团改为国营农场的知青和大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兵团是国营企业，兵团知青是国家职工，因此很少能以“招工”途径回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文革前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及文革中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子女。“阶级敌人”的子女在许多地区占了知青总数的１５％，有的地方甚至达到３０－４５％，他们是知青中最无望的一部分，往往后插队的知青已回城他们仍然留在农村。
不管下放时间长短，许多知青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下放农村是他们青春年华的浪费，知青在农村忍受了多年艰难，许多人为回城冒着被拘留的危险请愿、游行、绝食、闹事。当“病退”成为回城最可行的途径时，几百万的知青或是花尽积蓄在乡间贿赂医生的证明和干部的公章，或是给自己制造疾病。连已任黑龙江省团委副书记的著名知青烈士金训华的妹妹也放弃了副厅级的职务回上海做一名普通工人。
不少知青从乡下回城时已年近三十，恋爱、婚姻、家庭、生育、工作全被耽误。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还是青少年，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谈恋爱，因为考虑个人问题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当他们２０多岁时，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因为招工、招生、征兵从不招已婚知青，结婚意味着在农村过一辈子，不想这样过一辈子就不仅不能结婚，连恋爱也不能谈，许多知青为等待回城没有恋爱结婚，回城后仍是单身，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成为＂剩男＂或＂剩女＂。１９９０年代的＂下岗＂浪潮他们又是主要受害者，惨不堪言。
广州表舅的二儿子比我只大十几天，是６６届高中生，他一直痴心以为文革结束后大学总会招生。别人都狂热投入运动时，他呆在家里悄悄地复习功课。可老三届却是一锅端的下乡。他失望极了，自我安慰说：＂人家刘少奇都倒那么大霉了，我又算什么！＂他下到鹤山，身体又单薄，一去十年，７８年才回广州。工作单位也不理想，９０年下岗时，孩子还很小。不过他晚年的社保金还不错，孩子也成器。又自我安慰说：＂算赶上个好尾巴吧。＂
同在广州的表姨和姨丈是印尼归侨。大表哥从小有严重残疾免除下乡，后来刻苦自学外语找到出路。表妹一向是个单纯听话的好学生，第一批就报名去了东莞沙田区，那里条件较好。她表现不错，三年后招工进县百货公司工作，并安了家。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迅速，原来的知青晚年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勉强能算幸福了。本坛上有一些意见认为改革开放后弊病丛生，不如毛时代。我同意现在确有很多问题需要改进，也能通过和平方式改进。但若拿毛时代，尤其是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来比，今天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是好得太多太多了---day and night。可以说，现在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单说就业，改革开放后不但回收了一千多万下乡知青，也不再下放知青，而且容纳了近两亿农民进城工作，这些都是在毛遗留的烂摊子上办到的，很不容易，大家要珍惜。比起毛１９６８年的＂动员＂（＂强迫＂的公开用语）知青下乡，邓胡赵万治国要高明万倍。
潮汕地区要差得多。这里人口稠密，就业艰难。农村经济也比较凋零。在揭阳的老三届中，当局几乎使尽一切手段来强迫青年迁移户口。最有效的一着是株连：谁家孩子不走，父母停职进学习班；当天迁户口，第二天父母就可“毕业”。其实揭阳知青迁了户口，到乡下报了个到，多数就回城当黑人黑户了。农村生产队并不欢迎他们，乐得少分他们一份口粮。城里干部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你户口迁了，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不再管你。我曾在《我所知道的逃港故事》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301/18879.html 中说过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我高中的一个同班同学Y。他出身工商业地主，体弱又还胆特小。和弟弟一起下乡插队没回城；辛辛苦苦几年没分到一分钱。他弟弟生了重病没钱治，家中唯一有工作的姐夫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工资冻结而爱莫能助。Y在当地医院卖了２００cc血得了３０元想为弟弟治病。刚出医院门便被血霸纠集打手毒打，３０元钱也被抢走。Y悲愤交集，从十几米高的大桥上投河自杀，被人救起，几十个知青团结起来找血霸算账才算了结。２００７年春节我回国探望百岁的老母亲，十几个高中老同学在揭阳宾馆设宴为我接风。席上没见Y，我便问起他。大家七嘴八舌讲了这故事。回来后我写成《卖血的悲惨故事》发表在香港《争鸣》杂志２００７年第５期上。杨白劳怎么苦我没见过，可Y却是我眼前实实在在的例子。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辛辛苦苦从早到晚苦干，一年到头分不到钱吃不饱饭。更不用说黑灯瞎火寂寞枯燥，苍蝇蚊子跳蚤蚂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忆苦餐。我在生产队只呆了半年都受不了，知青是要扎根一辈子的，叫他们怎么能安心？
那年我到广州火车站送我三嫂去湖南。见过“欢送”知青去粤北的场面：高音喇叭播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革命歌曲，喧天锣鼓盖住了父母的饮泣，十五六岁稚气未脱的孩子面无表情。汽笛一声巨响，车轮开始转动，突然一片铺天盖地的哭声爆发出来；有的母亲昏倒在月台上。那情景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犹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