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虽然帝辛断送了商朝，但“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因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一九五九年二月，毛在济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并且认为帝辛“能文能武，值得学习”。不过毛把帝辛的失败归于俘虏政策不好，既对又不对。
我认为帝辛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处理好兄弟关系。毛泽东说微子是个坏人，是个“汉奸”，没有微子使坏，俘虏就不会倒戈，那也就不存在帝辛的俘虏政策有问题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对手，何况是蛇蝎一样的兄弟？
帝辛武功出色，文治也不差。当时的殷商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周围的任何诸侯国，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远非才经营了三、四代的崎周可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关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交谈中，一说到商品生产，毛泽东马上就想到商朝，他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毛泽东可能太激动，他把话说反了。商朝之所以被称为商朝，不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而是因为商朝发祥于商丘，盘庚迁都殷邑后，商朝又叫“殷”。相反，现在的商人、商品、商业的说法是从商朝的“商”而来，因为商朝人天生就会做生意，重农不轻商。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治国理念，此后的中国王朝一律重农轻商，生意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吕不韦那种巨贾尚且为时人轻视。中国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都一直保持轻商的“优良传统”，资本主义的尾巴从封建主义一直割到社会主义。现在好像又矫枉过正了，农民不愿意好好种田了，情愿去城里打小工，商人成为时代的偶像，尾巴竖立成大旗，好像也蛮奇怪的。看来看去，还就是商朝的政策先进：亦农亦商。
姬发对受德的几项指责基本属实，除了“荤曲”外，其余的比如听信妇人之言、疏远同祖兄弟、重用刑囚和忽视祭祀恰恰说明了帝辛非同一般的治国理念。
商朝是女权的黄金时代，除了比不上原始社会的母系社会，此前和此后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女性地位都不能和商朝比。女性可以象诸侯一样拥有封地乃至私人军队，还可以担任祭司、大臣或将军。到了西周，女性地位一落千丈，女性的“封地”就是闺房和厨房，别说参与国事，家事上能插上嘴的就算是摩登女性了。
帝辛并不特别重视家庭成份，王族成员除了“三仁”外不见其余亲属被委以重任，也就是说帝辛不愿意任人唯亲，这也许是他与“三仁”频发争执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周实行绝对的世袭制度，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为指导思想与方针政策，所以姬发才能理直气壮地批评帝辛“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大逆不道。
帝辛任人唯贤的方针，在当时绝对是革命性的，可想而知，殷商那些游手好闲、养尊处优的贵族有多恨帝辛了；反之，也可想象平民阶层有多拥戴帝辛。
孔圣人曾有一段名言，缅怀他想象中那么伟大、那么辉煌的尧舜禹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在那个美好的大同世界里，国家选人才的标准是“贤与能”，而不是亲属关系。孔圣人想象的大同美景美如神话，事实上它就是个神话。圣人常见的一招是缅怀从不存在的东西与时代，然后一往情深地抒情、阐述，最后的重点是呼喊，站在一个高耸入云的制高点上指点江山与众生。
帝辛的施政方略不正符合“选贤与能”吗？圣人们为啥跟着姬发把受德踩成一无是处的“纣王”呢？姬发一拥有天下，便给亲属狂封爵位与封地，这不正是大同的反面教材“独亲其亲，独子其子”吗？圣人的另一大招便是双重标准，基本就是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可怜那位正直的陈国下大夫泄冶愣是被孔圣人挤兑成猪头。
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了句似是而非的公道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帝辛并没有那么不堪，为什么后人把他说得那般不堪呢？因为帝辛甘居下流，根据水往低处流的原理，恶名象水一样涌向帝辛。子贡貌似公道说来说去，仍然把帝辛定性为一个坏人，等于说帝辛的恶名实属罪有应得。
自春秋以来，污水一盆接一盆地泼向帝辛，似乎不泼点污水，“良心”就过不去，就不能证明自己和坏人坏事划清了界线。帝辛越反面，那些”作家”就越正面。没什么好奇怪的，三千多年后，我们不是还有过父子、夫妻、兄弟反目的革命时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