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感怀
感谢现代医学的进步，我也转眼80岁了。
首先感谢妻，要不是她的关心，坚决的不停的催促我去医院检查，我很可能已经在66岁那年死于结肠癌了。
从心灵深处，我真的感谢我的祖先，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还算聪明的头脑。感谢祖父，父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终生秉持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信念，
使我具有作为人的爱心和良心：虽然他们自己尝尽人间苦，受尽世间难，却一心供我上学，接受现代教育。
回顾这一生的历程，我虽然说不上有什么骄人的成就，但也还算有一点点成绩，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
八十年虽然漫长，但关键的步骤就那么几个。在中国大陆，一步踏错了，就可能铸就终生的大错。一步赶不上，就可能永远赶不上。
我经常这样想，像我这样一个出生于边远西北，真可谓之穷乡僻壤的农村，那种教育环境和学习条件，自然和京津沪，沿海地区有天壤之别。教我启蒙的小学老师基本上不懂教学法，只能
教我们认字，连作文造句都不会，算术课连分数，小数点也弄不懂。学校里更没有美术，音乐，体育，也没有理想教育，连德智体几个字都没有听过。而我们农家孩子，一放学回家，就跟大
人下地，跟着爷爷，把东山日头背到西山，哪里有复习功课和读课外书的条件。到我9岁时，村小请来了一位叫吴文正的老师，这个老师年轻，大概是刚从那个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学认真，
也有点水平，除了给我们教小学四年级的国语和算术以外，也给我们教抗日战争和时事，算术也教了分数和四则运算。这年暑假，正好县城里高小招生。吴老师挑选了几个年龄大的孩子参
加升学考试，我不在其中。家里大人也不放心我去十里路以外的地方上高小。我却哭着闹着非去不可。结果是连我一共6个人，5个大孩子只有一个中榜，而他的名次还在我之后。从此，我算
是开始接受了正规教育。一步一步，一直读到医学院毕业。这自然是我一生中关键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我因受祖父外祖父的影响，遵从父亲的安排，选择了学医，将来做个好医生的自愿。这一步，似乎十分容易，但是在阶级斗争年代，风险极多。多亏我当时
听从父母亲的千次叮嘱，万次提醒。要好好学习真本领，清清白白做人，少说话，多思考，低调做人，遇事不可强出头，轻举妄动。我才在10多年的学习生涯中，一直名列前茅，直到成为
医学院那一届录取的新生中的第一名。在医学院学习的5年中，我是标准的5分加绵羊，因此留校，做了教师。这当然是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
第三步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由于我是黑五类出身，58年医学院毕业后，我虽因是全五分的绵羊学生留校，做病理解剖教研室的助教，平日兢兢业业，出色完成各项任务，但是我自己
却没有任何进修培养机会。我也有自知之明。对于这种机会，从来也不奢望。只是给自己定了目标，在工作中学习，自学外语，自己练习写文献综述，跟着其他老师学习做科研，走自我奋斗
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上也有不少荆棘，坎坎坷坷，但我相信这是我唯一的选择，只能不畏艰险，奋勇向前。四人帮打倒以后，改革开放，78年迎来出国考试。我们学校还是老一套做法，要
求各教研室推荐合适人选，我们教研室推荐了和我年资相当的两位党员，其中一位是自从到教研室以后一直重点培养的苗子，已经脱产学习英语3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早已从英国留学
回国了。结果是两个人都名落孙山，而曾经学习过3年的那位，英语只考了10分。恰在这时，我的一位北京朋友考取了出国预备名额，来信说，北京市自己报名，不论出身，是不是党员，连原
来的右派分子都容许报名参加考试。他也给予了我许多鼓励。他的信，使我看到了希望，点亮了我心中的明灯。我下决心学习英语口语，把原来学英语的目标从只是阅读变为要听说写读四
会。我先跟广播学，训练听力，精读薄冰和张道真的英语语法。恰在这时，外文教研室邵循道教授开办英语高级班，以训练口语为主。我不惜与教研室主任面对面争执，找基础部主任支持，
参加高级班入学考试。我的成绩勉强达标，比其他20多人差得多，他们先前都有过脱产学习英语的机会。邵教授的高级班全部采用英语授课，每周都有听写和测验。这对我自然压力很大，其
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后来因为我有本科生教学，只能学习4个月。结业考试，我得了全班第一名，包括附加题，全部正确。接着是暑假，我一点也不敢怠慢，依旧是坚持自学。到79年底，学校
对出国留学进行初选，考外语（英语或日语），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我考病理学和组织胚胎学。在报名的20多人中，挑选5人，我又以第一名夺魁。80年5月份，教育部组织选拔留学生的全
国英语考试，我以576分(满分600)的成绩取得卫生部系统所有考生的第一名。获得了出国留学资格。9月份，我参加广州的出国前英语培训10周。次年3月，踏出国门。在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病理系，做访问学者，学习免疫病理两年。
第四步极为关键，就是我在做访问学者的两年中，老师知道中国政府给留学生的资助很低，主动要求给我每月1000美元的资助。我却因为国家规定，接受国外资助后，国内资助费用取消，而且
国外资助超过国内的部分，须上交10%，于是，我主动提出，希望老师把这笔费用替我保管起来，等我回国时，给我购买需要的试剂和设备。因为我学习努力，受到免疫病理室主任的青睐，平时
也对我的学习十分关心，安排我更多的学习机会，我回国时，还主动提出送我1000美元作为个人礼物，我却提出，希望他能送我一台冷冻干燥机，他说，整机太贵，超出他的经费能力。但是
国内当时连医科院也没有这种冷冻干燥设备，实在需要得很。他答应，给我冷冻部分，真空抽气部分由我在国内配备。这样，我就得到了价值2800美元的冷冻部分。于是，我回国前，不包括
冷冻干燥机部分，我订购了近30000美元的试剂和设备，当然，还有必要的细胞株等。在当时外汇奇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还未成立的情况下，这些试剂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使我的科研没有
中断。正因为这些事迹，和学习成绩突出，我被编入《新中国留学回国名人录》中。没有这第三和第四步，我校病理学科就不可能取得博士学位授权资格，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
第五步是92年申请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基金。这个基金会原来叫洛克菲勒基金会，国民政府时期就有，中共取得政权以后，因中共的一边倒政策而中断。中美建交以后，又逐渐恢复。主要
支持中国的10所医科大学和院校。包括提供图书经费，资助出国留学，这些是固定拨款，不必申请，另外一部分就是科研经费申请。我知道以后，我也想申请。但是申请范围有明确规定，必须
是研究中国广大农村和落后地区危害最严重的疾病，而且要有特色，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进行高精尖项目。但是标书得参照美国卫生研究院的标准，用英语书写，写成后由美国专家进行评审。
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项目资助强度是几十万美元。这又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原来的研究方向是肿瘤原位免疫，这个项目肯定没有竞争性。我得另选方向。因为陕南汉中
地区宫颈癌高发，据流行病学研究是全世界之冠。于是我选了陕南宫颈癌与人乳头瘤病毒的研究项目。当时写这个项目标书的有我校的微生物教研室，中国科学院基础所。我以必胜的信心，
写出初稿，和我的一个助手，暑假期间，光着膀子，汗流浃背，边修改，边打印，硬是赶到9月底完成了200多页的标书。经过基金会的评审，获得了40万美元的资助。申请这个项目的确是一种
考验，既考验个人的意志，也挑战自己的英语水平，更考验自己的组织能力。稍有疏忽，都会功亏一篑。这一基金的申请成功，确实增强了我的信心。也为我们病理学科申请博士点和我取得
博士指导教师资格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第六步是申请病理学科博士点。我们教研室原来是硕士学位授权点。86年，89年申请博士点的机会都错过了。86年是因为当时的教授不听我的劝告，不和大骨节病研究室的莫东旭老师联合，
要单独申请。89年那次，我在国外，在国内主持教研室工作的那位说申请表，写申请材料太麻烦，他弄不了，干脆放弃。这93年好不容易又有了一次机会，却因为90年我和教研室主持工作的
主任之间矛盾，校长无法协调，把我们几个人独立出来设立了一个免疫病理研究室。整个医学院的病理学科分的零七八碎，如果不团结，不联合，即使申请，也没有申请成功的希望。这几个摊
子当中，莫东旭老师的科研很有成就，但他超过了60岁，不能申报博士导师。我成绩也很突出，但是因为从教研室独立出来时，弄得教研室的负责人和几个党员很不开心，彼此隔阂很深。我
们同年资的几个人中只有我具有申请博士导师资格的水平。我想，要不抓住这个机会，对整个病理学科，对我都是很大的损失。我只好放下身段，主动求教研室主任，和一、二院病理科主任，
莫东旭老师联合起来一起申请。学校领导也支持我们联合申请。莫东旭老师说话比我顶用多了，他出力最大，充分显示了他不计个人利益，完全从教研室大局出发的高风亮节。我费了很大力
气把整个教研室的材料整合在一起，报送卫生部。但是当研究生处长送材料到卫生部时，部里已经收到了教研室和病理科几个重要的党员人士写的举报信，说是他们不愿意申请，我的材料弄
虚作假，把在国外的没有回国的人都计算到教研室的梯队和组成人员中。部里管事人员说，要学校赶紧写申辩材料，否则我们的申请不能上会，就没有机会了。我听到这个信息以后，自然义愤
填膺，怒不可遏。于是，连夜奋笔疾书，写信给中央领导，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李鹏。陈述自己83年89年两次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国······现在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请求他们予以关
怀。我当时也是农工民主党的党员，陕西省农工党也对这个事很关心，专门向卢嘉熙写了报告。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渠道起了作用，到12月份我校接到了通知，我们病理学科被国务院学位办
批准为博士授权点，我被批准为博士生指导教师。这一步对我的终生成就自然不言而喻。我从心灵深处再次感谢莫老师，没有他的大公无私与高风亮节，绝对没有我今天的成绩。
虽然这些成绩微不足道，但的确我尽力了，奋斗了。我没有别的奢望。我对自己能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村苦孩子，没有经过名家的系统指点和训练，在十分不利的环境下，一不靠偷，二不靠
抢，几乎全靠自己拼搏，最后能成为学生遍布亚美欧和大洋洲的病理学二级教授，我也的确死而无憾。
仔细想来，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个人奋斗实在是辛苦得很。我因家庭的影响，从小就不喜欢政治。一直到高中毕业的前夕，因受同桌的影响和启发（他比我大5岁，上高中前，
曾工作几年，对政治很热心，当时是团总支书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但是我不问政治的毛病始终未改。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各个运动中，从始至终，都是抱着明哲保身的态
度，只是埋头读书，远离共产党政治。在各个运动中，只说共产党喜欢听的标准语言。从来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只是功课学的出色而已。由于成绩出众，组织也给过我几次机会，想培养我
入党，委以重任。53年进入医学院后，54年西安市召开团代会，不知道怎么搞的，校团委把我（没有基层票选）选为团员代表出席大会。反右运动中我父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社教运动中，
我们家从中农升为富农，我母亲被定为富农分子，从此我被列入另册，更是要夹着尾巴做人，文化大革命中下乡巡回医疗开门办学，我只能积极表现自己，被抽调编写教材，并执笔写成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材编写工作》的应景文章，参加卫生部召开的医学院校教材编写经验交流会，和参与刊登于红旗杂志的《开门办学好》一文的起草，介绍我校开门办学经验。后来，省
卫生厅又抽调我筹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成就展览，担任总编，工农兵学员入学后，我担任教研室教学组长，组织工农兵学员参与教研室备课，在讲课中，我认真备课，钻图书馆，把当
时美欧杂志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得到老教授好评，在基础部进行经验介绍，并被陕西日报刊登发表。在考取了出国留学的预备生资格以后，校领导认为我为医学院争了光，人事处处长，
校领导多次大会表扬，等回国后，更有人提议我参与学校教务行政工作。基础部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开门见山，要我写入党申请书，但我就是冥顽不化。反而更加桀骜不驯，孤芳自赏。我
当时如果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的话，我也能混个党票。但是，我就是不愿意扪着自己的良心。
85年，针对教师待遇太低，邓小平提出，高等学校也要创收，以增加教师收入，校领导传达精神以后，我当场干脆发言说，古今中外，学校和医药事业都是社会福利事业，都是靠国家拨款，
要不然，老百姓纳税干什么？现在要学校创收，这不是明明要把学校搞成市场，逼着学术腐败不可。后来，87年从中国科大开始的学潮在全国广为传播以后，校长给我打招呼，要我收敛一下，
当时，在教研室政治学习，党支部书记宣读教委主任李鹏讲话，要教师到学生中对学生进行疏导，李鹏说，要告诉学生，中国只能由中共领导，否则就是一盘散沙，第三世界国家只能由共产党
领导，不然就不能独立，摆脱殖民地地位······，文件还没念完，我马上就发言反对，我说，照这样说，我们怎么对学生开口，学生反问我们，中国几千年，共产党才领导几年，没有共产党
领导，中国不是也有汉唐盛世，不是也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世界要有共产党领导，看看周围的国家，有几个国家是共产党领导，不就是越南朝鲜吗，四小龙那一个国家是共产党领导，不是
也创造出经济奇迹吗？政治学习马上进行不下去了。像我这个样子，党自然不会再那么喜欢了。以后，我数次参加自然科学基金委二审专家组，有一次还担任学科组的副组长，92年还作为基
金委的访问团成员去韩国访问，虽然每一次聘书上都明明标注，任期两年，但是因为独立性太强，都只干了一年。最明显的一次当然是坚决反对魏于全的那个重大项目申请课题。试想，如果
我能随和一些，能比较听话，和自然基金委搞好关系，我得到科研经费的机会也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但是，世界上的事物就是这么复杂多样。有些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学得来的。我一辈子，都没有学会嘴上一套，行动上另一套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那种本领。对于这一点，我也心知
肚明，也有朋友劝过，但就是学不会。我对此无怨无悔，反而心安理得。觉得这一辈子靠业务吃饭，不仰人鼻息，活得光明磊落，干干净净，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倒也泰然自若。
刚退休时，我还对我所辛辛苦苦建立的实验室，在我之后眼看着快速衰败，还对我曾经所梦想的建立一流病理学科成了泡影感到过百无聊赖。但是，现在想来，这完全是多余的杞人忧天。也
完全是高估了自己。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北大，清华不也是没有保持住昔年的荣耀，何况我那个小小的本来就不出名的学科。就是我的老师，莫东旭曾经是研究大骨节病和克山病的一
面旗帜，因发现缺硒和动物白肌病的关系获得国际无机元素学会奖，两项国家科学大会奖，荣任国家北方地方病领导小组副组长，不也是在他退休以后，他的实验室完全垮掉了么。不过，人
类社会从蛮荒走向文明是谁也阻挡不住的。任何人都只能完成自己能尽力完成的事情，也就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谁也别想包打天下。
回想83年回国，正是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时候，84年基层人大换届，高校教研室主任换届，实行竞选制度。西安地区比较保守，但是迫于形势，基层也得实行民选。当时老百姓心里很热，我们教研
室的同事们也有急于改变面貌的决心，也想把教研室和一院病理科联合起来，上书给校领导，建立病理学科。这样，校领导同意校部教研室与一院病理科联合统一产生一个领导班子。学校领
导心中的当然人选是那位一直受重点培养的党员，教研室党支部召开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会议，进行了认真布置，但是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我是最合适的人选。选举那天，急于想改变
教研室面貌的年轻人也充分的动员起来，把几个休产假和病假的人也都动员来参加选举。这样一来，支部书记一进会场，就觉得气氛异常。但是又不能不选，只好硬着头皮，静观事态发展。
投票结果，支部书记大失所望，我的票数最多，另外两个都是一院病理科的高年资医生，也都是党员。由我们三个人组成教研室领导班子。但是人事处不予批准，只任命我们三个为副主任，
我是第一副主任，主持教研室工作。经过我们三个人的酝酿，决心带领大家尽快把教研室各项工作赶上去，进入全国一流水平。此后不久，校长找我谈话说，要我接受由XXX担任教研室主任。
对于校长的意见，我自然无法接受，明确表态说，我们两个人的思路差异太大，根本无法合作。我宁愿不担任这个工作，也不能答应和他一起负责教研室工作。当时，我想着，把我在匹兹堡
大学病理系的管理模式引入我们教研室，加强教研室师资培养，开展学术活动。组织年轻人学习英语，利用一切机会帮助年轻人联系出国。到89年我们教研室已经有10个人出国学习，其中除
两位年龄50岁以上的是学校公派的以外，8个年轻人都是我一手联系的自费公派生。我想，等这些人学成回国以后，我们很好的团结一起，努力工作，一定能实现创立一流教研室的美梦。但是
，人算不如天算。形势比人强。谁知道，邓小平先是来了个学校和机关单位都要创收，接着又是反对自由化运动，我这个代主任的工作就越来越难。因为一院病理科的创收远比校部教研室容
易，病理科医师和教研室教师的轮换就难以贯彻，一院病理科和教研室再也无法联合。因为帮年轻人联系出国又引起另一个后果，有人借此打报告给校领导，说我在教研室培植私人势力，独
断专行，试图把教研室搞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为此，学校曾专门派人到教研室调查，最后不了了之。北京风波以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工作的决定》，学校任命那位心
目中的党员做教研室主任，我是副主任。原来出国的8个人只有一个回国。1990年，因为教研室工作安排无法协调，我的研究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我也无法容忍，只好联系其他单位。于是校
领导宣布免疫病理研究室独立，自此，不仅一院病理科和教研室彻底分开，我们几个人也另起炉灶，教研室更是每况愈下，我的振兴教研室的美梦彻底破灭。96年，我年届60，从免疫病理研
究室主任岗位退休，研究室由一位年轻人出任。2000年，李岚清搞大学合并，西安医科大学并入交大，交大成立生命学院，把免疫病理研究室合并入交大生命学院。至2006年，学校宣布我退
休后，又继续工作了一年，2008年春，我坚决结束我的学术生涯，彻底告别了我的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