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雷洋还是做范华培
一剑飘尘
我没有关注雷洋。有什么可以关注的呢？这种案子每天都有，只是不同人名、不同地点、不同情节罢了。网络上哪天不是群情激愤？哪天不是义愤填膺？但是有几个人看得出来、又有几个人敢于喊出来：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体制的问题，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问题！
雷洋的案件能够被这样大规模地报道，能够被网民们如此放肆转发，其实也是这个体制的纵容而已。看起来，这个体制、这个执政党也对这样不公不义的事件零容忍了，也容许屁民们关注生命权了——谢天谢地，总算知道人命关天。实际上，不过是因为这个政权、这个体制知道：这样的舆情发泄有利于它的执政罢了。
这种选择性容许人民发泄情绪，并非始于雷洋的案件，也并非源于执政者突然的良心发现，而是源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驭民术。中国无论官民几乎没有不知道这句话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战国时代左丘明的《国语》中的话。但是官民双方解读却大相径庭。民，常常用这句话要说明畅通的民意表达的重要；官，常常以此警示，想尽办法封杀民口。从战国至今，几千年中国历史，都认可这句话的重要性，但是都找不到解决办法。而雷洋这类事件的新闻能够发酵、网络民意能够畅所欲言，不过是当今官方对于民意的选择性释放而已。左丘明就在其后说过：“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但是其立足点还是在于替“为民者”出谋划策，也就是替“治理人民的人”想办法：让人民可以讲话。显然，从左丘明以及中国几千年的统治阶级的角度看，人民可以讲话与否，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这与西方文化的“言论自由”，有本质的区别。对于言论自由来说，人民发声，是天赋人权，不是政府的恩赐。所以，西方国家严禁政府拥有媒体。因为言论自由是人权，不是政府权！更不是政府予取予求的恩赐。
所以，我并不关注雷洋案件。我既不关心雷洋是不是体制内的良知，我也不关注便衣警察是不是有上峰的必杀令。薄谷开来，连一个大英帝国的国际友人都可以毒杀，我们还奇怪什么呢？中国权贵之胆大妄为，在薄谷开来一案中，难道没有被揭开吗？
雷洋之死，死在权力失去了控制，死在这个体制让公权力成为少数人欺压多数人的工具。而今天雷洋案件能够被曝光本身，就是这个体制的表现之一，虽然在一些人眼中这是所谓“好”的表现。不信，你百度一下“巴拿马运河”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文件”。体制需要民族凝聚力，所以会不断开放钓鱼岛争端、南海纠纷给人民消遣。但绝对不会告诉人民长白山、夜莺岛都是当朝送出去的。体制也懂得让人宣泄情绪，所以就会让雷洋等等事件暴露。所以，无论是中国梦，还是中国噩梦，都是这个体制说了算。跟着起舞，最后就是筋疲力尽。而这，显然就达到了体制希望的目的：当大家纠缠于雷洋案的细节的时候，为他是否嫖娼、嫖娼是否有错争论不休的时候，就中了圈套了。
最应该在这些个案的细节上纠缠的，是雷洋的家人。如果实在有人对于此案的细节愤恨不平，做范华培去。在我看来，范华培是和杨佳一样的英雄。有人一定说了：一剑，你这是公然鼓励暴力，挑战法治。
不！我挑战的是法制，是专制体制下奴役人民的法律制度！在一个新闻不自由，言论会被封杀的国家，在一个权贵可以动用警察局长毒杀外国公民的国家，有什么法治？只是人治下的法律制度罢了。这样的法制，没有公平正义可言。
我不喜欢暴力，但是我知道我没有权力阻止他人用暴力的手段伸张原始正义。实际上，法治的基础就在于：人人都有伸张原始正义的权力。这也是美国这样法治民主国家，却依然容许百姓拥枪的理由：当社会或者政府违背了人人平等的正义原则的时候，民众至少还保留有武力反抗的手段。
关注雷洋，就应该明白这是又一起体制杀人的案件。如果仅仅认为是个人的冤屈案件，那么，去学习一下范华培吧。杨佳名言：你不给我说法，我就给你说法。实际上，这个专制体制一直在清楚地给我们说法。包括公开雷洋案件，也是给我们说法：就是要维护、建设一个人人不平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权贵之外的屁民没有选择。要么是雷洋，要么是便衣，要么是范华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