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並没有人正式宣布停课，但不约而同地，全北京市的小学、中学、大学都前后停了课，从七岁的小学生，到二十几岁的大学生，每个人都在认真地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无暇顾及自己的学业，国家都要变成修正主义了，党内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都要亡了，还上什么课呢？
随着赵同庆校长被揪出，我们那所中学的党支部其他五、六个人，也都靠边站了，理由很简单，赵同庆是黨支部书记，书记“黑”了，下面的人哪有个好的？
党支部黑了，附属它的人事科、总务科、后勤部的头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学生们转瞬就把它们都“占领”了。这其中，人事科存着全校师生员工的所有档案，是最重要的部门。
没过几天，几名出身不好的老师，或以前加入过国民党的老师，也被写上大字报，贴在学校醒目的地方，那些老师立刻成了缩头乌龟，跟赵同庆一样穿上破旧的衣服，在学校扫院子、扫厕所，干最劳累的活儿。
文化大革命像洪流一样，势不可挡地在全北京市开展起来，我真是庆幸自己生得那么逢时，能亲身参加这么一场伟大的革命，当然我也时刻都没忘记我那可诅咒的出身，我在心中暗暗祈祷着：
但愿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令我与我的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令我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党的忠实好女儿！
我们学校在东城东安门大街上，从学校回家，须经过东华门大街、王府井大街。那天，下学回家，经过王府井，赫然见到一大群人围在“亨得利”钟表店前，一个穿着黄军装、束着皮腰带的中学生说：
“什么‘亨得利’，就是一哼就得利嘛，一付资本家的嘴脸——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允许资本家一哼得利？拆了它！”
这时已有几个人爬到“亨得利”的招牌上面了，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不消几分钟，亨得利的招牌已被拆下来，扔在地下。
“踩它！踩它！”一个女中学生用穿布鞋的脚在“亨得利”上踹了几脚，立即有很多人出来响应：
“我们让它永远不得翻身！”
这时，亨得利钟表店的店员拿着一张写着“红旗钟表店”的大红纸出来，恭敬地说道：
“我们非常欢迎革命小将的造反行动，这是我们新改的店名。”
“好，贴上去吧。”那个穿黄军装的中学生走出几步，忽然想起了什么。“哎，你们这儿名儿改了，里面卖的货也得改改，不许卖外国表！那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只许卖咱们的上海表天津表。”
“是，是，一定照办！”那店员顺从极了。那中学生领着一大群人走了，我跟在人群的后面，心里激动得要发抖——这是一场多么伟大的、荡涤旧势力的革命啊。以前我每天都经过“亨得利”，从来也想不到这名字原来含了那么反动的意思。
人群向前移动，在“全聚德”烧鸭店前停下了，黄军装中学生往店门一站：
“你们经理哪儿去了？”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一个五十多岁，穿白短袖衫的男人，一边跑着一边擦汗一边应着。
“你们这全聚德，聚得是哪家的德？是封建主义的德，还是资产阶级的德？”
“这名儿不革命，不好，我们改我们改，马上就改。”
“改成什么？”
“改……”经理想了一会儿。“叫北京烤鸭店吧！”从此，全聚德真的在北京消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直到八十年代中，才改回全聚德的老字号。
如此这般，北京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王府井大街改成了人民路，我们家住的那条干面胡同则改成瑞金路十六条，瑞金，是当年的革命根据地。北京市所有街道名称，全部改为革命名称。还有人建议“天安门”改为“革命门”，只因毛主席不同意，未有改成。现在想来，“天安”真的好过“革命”呀，虽然“天安”有些唯心论、唯神论。
记得有天给朋友寄信（北京电话少，通讯只能靠写信），写了她的未改的胡同名——马大人胡同，结果信给退回来了，邮递员拒绝投寄这样的“封建”信件。
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其浪潮席卷着每一个角落。
我跑回家去，望着家里的钢琴、沙发、硬木桌、大柜发呆，我想起家里还有十几本厚厚薄薄的相册，那上面的“四旧”简直数不清。但母亲还未下班回家，按我一贯的教养，是不敢随便轻举妄动的，但毛主席说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
现在要破除“四旧”，其实就是在进行一场革命，我怎么能“那样文质彬彬”呢？
想到此，又想到毛主席前几天接见红卫兵的時候，问那女紅卫兵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
“哪个彬字呀？”主席问她。
“文质彬彬的‘彬’。”
“不要文质彬彬嘛，要武嘛。”
这位女红卫兵从此变“宋彬彬”为“宋要武”了，毛主席的话虽只两个字——“要武”，但已把文质彬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多么大快人心。
对，要武，要武，对反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定要“武”，“武”得它们无地藏身。我转身跑到房间里，打开那个有花梨木雕花门饰的大立柜……。正在这时，院子里有响动，我犹豫了一下，向窗外望去：
“啊，二姐回来啦！”
一个月没回家的二姐，脸瘦得拉长了，但却显得精神奕奕，见我飞奔出来，一面将自行车放好，一面问我：
“现在中央号召破四旧，咱们家破得怎么样了？”
“我正在破呢。”我兴奋地回答。
“好，咱们一块干！我正是为了这，才回来的。”
大柜的东西全被我们翻出来了，全是旧衣服，有些是母亲解放前穿的旗袍，七改八改改成了我们的小棉袄，这不能算四旧吧，要算也得算艰苦朴素啊。
掀开大柜的底盖，我伸手向深处摸了摸，一个长长、硬硬的圆棒子。把它扯出来，原来是一幅水墨画，一幅著名画家吴作人的金鱼图，红与黑的配搭，寥寥几尾，却恍似金魚在鱼缸中游水。
“这是吴作人送给爸爸的，”二姐告诉我，“吴作人现在受到美术学院学生的批判——专门以画花鸟鱼虫来恶毒攻击党，他送画给咱爸，说明爸爸与他的黑关系不同一般。”
我听到这儿，简直恨死了父亲——你怎么还跟这种反党人物来往，黑画家画黑画，这就是四旧嘛。
哧，我把这张北京美術出版社，曾以此作為新年贺年卡的金鱼图一撕為二，哧，一撕分四……。那几尾新鲜活泼的金鱼，立刻“瘫”死在我的脚下。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
街门响，母亲回来了。这些天来，即六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母亲的血压一直在一百八十到二百之间，耳朵总是嗡嗡作响，听力越来越坏，我每每要大声嚷她才听到。
父亲走后，北京的形势几乎一天一變，但母亲的神色却越来越暗淡，问她怎么不开心，这么伟大的革命沐浴着我们，党内又揪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不开心？母亲只是推说她头痛，血压总是降不下来。
我对刚迈进房门的母亲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我们正在咱们家进行一场破四旧的行动呢。”我几乎是带着骄傲的神情向母亲宣布。
母亲看着凌乱的房间，怔了一会儿，疲乏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然后对二姐说：
“敏敏，回来了！”
“嗯，回来了！”二姐头也不抬地应付道。
母亲忽然发现脚下的“金鱼”碎片：
“你们怎么把这张画也给撕了？”
“四旧呗，不撕怎么行？”二姐的口气冷冷的。
我赶紧把吴作人是黑画家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木然，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便以为母亲默许了。
“相片簿呢？”二姐问妈。
“要那干嘛？”母亲一脸不解。
“那里面有好多是资产阶级的。”我快步走到带玻璃柜门的橱柜前，把那几本三、四十年代上海精致的相簿出来，“啪”地扔在地上，散落的相册中跌出几张发黄的旧照片。
“这是什么？”二姐眼急手快，一下子就把一张照片拾起来，我凑过去看，是一张父亲与一个外国人的合照。“这洋鬼子是谁？”二姐质问母亲。
“他是你爸爸当年留学美国时候的导师。”母亲不动声色、又无可奈何地答道。
“我不信，他一定是个特务！”
“别胡扯了。”母亲这时也有些动怒了，想跟二姐要回那张照片。“把它给我，我把它撕了还不成？”
“不行，我要拿回学校去，向组织反映。哼，我以前以为爸爸只是个右派，没想到他还隐瞒了这么多的问题。要不是中央让我们破四旧，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说着，又一本本的相册翻查起来。
屋子里没有人说话，只有“蟋蟋嗦嗦”翻相册的声音和“喀吃喀吃”剪照片的声音——我们把所有照片裡洋人穿西装的照片都剪掉了，好好的相册剪得七零八落，露着一个个空虚的黑洞洞。
母亲机械地剪着，将剪下来的“四旧”收集在一起，拿到院子南墙根下，烧。一股白色、刺鼻的烟味儿立刻腾然而起。
“哎哟，这是什么味儿呀？”大街门是虚掩着的，邻院的王大妈拐着一对小脚走进院来，她是街道的积极分子，平时只管检查卫生、熏蚊子、逮耗子的事，文化革命运动一来，她几乎凭空多了好些权利——窥探人家家里干什么，看看人家家里来了什么人，甚至还要打听谁家里炒鸡蛋、燉猪肉之类。
母亲一听有外人来，立刻警觉起来：“谁呀？”
“王大妈。”我转身向外面大声应道：
“王大妈，我们在家破四旧呢，中央不是号召破四旧、立四新吗，我们先在家带头破，瞧，这些照片尽是四旧东西，我们把它烧了。”
“噢，这么回事。”王大妈狐疑的眼睛在那堆化成灰烬的照片之中扫来扫去，一面掩着鼻子，一面唠叨着，“哎，我当是什么呢，这么大的怪味儿，你们家的四旧还不少哩。”
“进屋坐呀，王大妈。”母亲向王大妈招呼着。
“不啦，我还得回家做饭哩。”王大妈平时最爱往我们家走动，借着检查卫生的机会，在我们家这儿看看、那儿摸摸，看不够的样子，这回，请都不愿进来了。
二姐负责挑四旧照片，我負責燒，好大的一堆，藍紫色的火苗，蛇信子似的舔着那舊得發黃的黑白照片，舔到的地方，先是泛黄，旋即便乌黑一片。
我在那本封面上印着毛泽东的亲笔题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日记本上，记下了这难忘的一天：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我今天在家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把我的资产阶级家庭破了四旧，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我出生在这样一个万恶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极右派，母亲卻跟他划不清界限，我们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一代，当然要与他们彻底决裂，脱胎换骨，做毛主席的好青年。”
二姐收拾好东西，背着书包又要走了，母亲叫住了她：
“吃完饭再走吧？”
“不！”二姐的回答似没有商量余地。
“嗯，那张照片你还是别拿回学校了……”
“不行，我们要对组织忠诚老实，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能隐瞒一点儿。”二姐的眉头皱得锁成一堆。
“砰”的一声，二姐关上大门，径直走了，若大的北屋只剩下我们母女俩。
“妈，咱们家干嘛住这么多房子，多资产阶级啊，我们班同学出身工人家庭的，人家一家子六口人才住两间房，多好！哪像咱们家住一个四合院，咱们把房子缴公吧，要不，人家该说咱们是房产主了。”我央求着母亲。
“胡说，什么房产主，我们家这房子是我跟你爸用工资攒钱买下的，自买自住，有什么错？”母亲有些愠怒。
“反正你有钱买房，你就是资产阶级，人家无产阶级就没钱买房！”我几乎是哭叫着向母亲撒泼。那时候，“有钱”是一种无名的罪恶，我恨我家有房子、有整个四合院、有比穷苦人家过得好的生活，甚至恨我自己从小被迫学了钢琴——这资产阶级的玩意。
天色黑下来了，母亲一声不响地走出去，没有告诉我她去哪儿。屋子里没有开灯，清冷的月光，穿过院子的树枝，斑斑点点地照进屋里，我呆坐在椅子上，鼻子里充满烧焦照片的臭味，满屋“破四旧”后的凌乱，我忽然觉得有些恐惧——母亲不会出去寻短见吧？
想到此，泪水禁不住淌下来：我不是成心想惹你生气的，谁叫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呢，这样一个整个社会都不能容忍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