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範
十一月中，車二場的幾千畝棉田終於收摘完了，全隊轉到車一場再戰鬥半個月，然後回師部奎屯，學習總結過冬。
早就聽說一場的條件比二場差，但我們在一場場部下車，還是吃了一驚。四周光禿禿的大地，再沒二場那樣鬱鬱蔥蔥的林帶，地表積有厚厚一層白花花的鹽鹼，乾燥鬆散，寸草不生，寒風捲起一柱塵土，吹得新蓋的場部辦公室門前幾株弱小的樹苗嗦嗦打顫。
我們中隊被分為兩批，男生去九隊，女生去二隊。當時建設兵團的編製，各農場有八至九個生產隊，以場部為中心順序排列，二隊接近場部，條件較好，七、八隊已地處偏遠，九隊則是勞改隊，兵團各農場都有一個隊專門囚禁全國各地解送來的勞改犯人。
我們所去的正是這樣一個勞改隊，一百多名勞改犯拚了命也收不完三千畝棉花，這才讓我們這些革命青年開了眼界。這裡已是車排子墾區的邊緣，向西三百公裏直至中蘇邊境，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戈壁，任何越獄的犯人不是半途飢渴而死，就是充當狼群的獵物。
當我們爬下拖拉機拖鬥，展現在眼前的是無盡的不毛大地，隻有一排灰黃班駁的土屋，另一邊是座石砌的碉堡，頂上一個身穿破爛棉軍服的士兵，蜷縮著雙手，坐在一挺機槍旁抽煙，身後的木架上，是三隻麵對不同方向的高音喇叭。
我們被領去住處，前方的地麵向上隆起，一支支煙囪豎在坡地上，正冒出縷縷青煙，再向前走，地麵上出現一個洞口，一側挖成梯階，由此步入下麵的大地室，原來這就是「地窩子」。
當年由於缺乏建築材料，軍墾戰士們在地下挖個大坑，架上木樑，鋪上葦桿草泥，便成了簡陋的營房。現在地窩子大多已為土坯屋所取代，隻有在勞改隊，這種地窩子不但構建簡便，而且等於一座密封的囚室，隻要一個士兵守住洞口，任你在下麵造反也不怕。
我們被領進地窩子，裡麵兩排地鋪足夠容納百多人，中央幾隻汽油桶改成的火爐，正熊熊燃著乾燥的玉米芯。這原是囚室，現在，犯人們被遷出在露天帳棚過夜，把這溫暖的地窩子讓給我們這班來革命的青年。
我們的來到，無疑使深受孤寂之苦的隊長和警衛戰士們喜出望外，平時這一個排的戰士，除了麵對一隊凶神惡煞般的囚徒，連鳥都見不著一隻。我們有幸處身神祕的勞改營，自然又緊張又好奇，隊長和戰士們也樂以他們的見聞換取我們的驚歎和不斷的追問。
在勞改營接受「改造」的有兩種人，一種是正服刑的，穿黑色無領衣褲，稱「勞改員」，另一種是已滿刑的，穿黑色有領衣褲，稱「新生員」，但他們仍須和勞改員一起勞動，一起生活，所不同者是每月有十五元工資，偶然也可請假外出，去二十公裏外的場部看看大好形勢。
「新生」，多麼動聽，多麼詩意，雖然他們早已刑滿，「恢復自由」，但還不是和勞改員一樣穿黑衣、一樣剃光頭、一樣在警衛看押下走向大田？隻要你一旦被認定有罪，就永世不得翻身，哪怕「痛改前非、從新做人」也徒勞，哪怕「新生、再生」也枉然。
「記住了，不能叫他們『同誌』，叫『勞改員』或『新生員』，要嚴密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隊長告誡我們，並賦於我們崇高的使命。
不幾天，下了當年第一場大雪，氣溫降到零下三十五度，我們再沒工作，躲在爐火熊熊的地窩子裡寫勞動總結，隻有開飯時才鑽出去打飯。
當我們捧著飯碗和戰士們聊天時，勞改員們從大田回來了，一個個蓬頭垢麵、目光呆滯，排著隊從操場中央一個大鐵桶裏盛一碗水煮白菜、拿兩個玉米窩窩頭，蹲在地上狼吞虎嚥地吃起來。
犯人中有幾個腳上戴著鐵鐐，三節拇指般粗的鐵練，每節半尺長，一定十分沉重，中間一節須用一根麻繩吊著提起，方能開步，每跨一步便發出鐵鍊撞擊的鏗鏘聲。他蠻悍地昂起頭，雖步履艱難蹣跚，仍兩眼射出可怖的凶光。警衛告訴我們，這是多次越獄的重犯。
在營裡，新生員相對自由一些，若「表現好」，還會穫派輕鬆些的工作，如在廚房幫工。我不忍心像有些「革命青年」般擺出一副惡狠狠的姿態，還和一個在廚房挑水的新生員交上了朋友，一個姓範的上海人。
他其實不過三十出頭，十多年勞改生涯，荒野的毒日，戈壁的風沙，在他臉上刻蝕下深深的印記，粗黑蒼老，習慣了佝僂的腰，像個五六十的老農。我們在水井邊席地而坐，談上兩句。他告訴我，當年在上海一家車行做事，因偷賣自行車零件，給女友買禮物，三五反運動中作為新生資產階級判了十年，去年剛剛「新生」。他不知道上海五三年後的天翻地覆，隻記得當年南京路的仙樂斯、霞飛路的有軌電車。他平靜地訴說著過去，對未來心死如灰，他此生注定不能再離開這裡了，隻有當我問起他為之付出了畢生代價的女友時，眼中霎時閃出異樣的光。十多年冷酷的囚犯生涯並沒能泯滅他心中的愛火，奪走他夢中的伊甸。
快過年了，我們終於從農場回到了師部，但我再不能忘懷老範那深沉的眼睛。
萬萬沒想到的是，僅僅過了兩年，文革開始了，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就在造反派要求將我判刑十五年的報告書送到公安局的當口，公安局的造反派和我單位的造反派為了到底應該先砸爛哪個走資派的狗頭打了起來，讓我逃過了勞改隊的鬼門關，否則，我也許又和老範見麵了。
(1995年8月22日記於洛杉磯)
農七師 車排子一場 勞改九隊
筆者作于196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