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紀事(二)
秘密聚會地下黨 殃及無辜城池魚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开進租界，上海全部淪陷。國民政府退守重慶，上海進入最艱難的八年抗戰。章榮初1963年作的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手稿未出版)中寫道﹕
1944年4月﹐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來電話說﹐他想借我家裡請幾位銀行家吃飯﹐到這天旁晚﹐陸陸續續來了二十多人﹐但不是銀行家﹐而是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人員﹐吳開先﹑吳紹澍等。這頓夜飯吃到十時多﹐又打沙蟹﹐還有兩桌麻將﹐一直到天亮才散。
其實這是國民黨地下組織的一次會議。
1937年八一三﹐抗戰全面開始﹐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大部份委員參與了汪精衛的所謂「和平運動」。蔣介石震怒，1939年8月派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潛回上海﹐重建在上海的地下組織﹐成立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吳開先任書記長。1942年3月因叛徒告密﹐吳開先被捕﹐經潛伏在敵偽內部的唐生明將軍營救﹐返回重慶﹐43年底再度負命到上海﹐與戴笠協調地下力量﹐於是就有了在章榮初家舉行的這次會議。
吴開先（1899-1990）松江人，上海法政大学經濟科第一期畢業生，北伐時參加共青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與陳雲等在上海成立中共外圍組織青浦旅滬學友會，從事革命活动，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事變後成為國民黨CC系主要骨幹。1927年后，先後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委會常務委員、組織部長、社會局長。1936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抗戰時任國民黨中委、組織部副部長，和杜月笙發起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抗戰勝利後﹐吴開先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書記﹐與先後擔任上海市长的吳鐵城、吴國楨，合稱三吴。吴開先和杜月笙私交極其密切﹐和錢永銘(新之)﹑潘公展﹑黃炎培等都是「恆社之友」。1950年杜月笙在香港逝世﹐吳開先和錢新之﹑陸京士等六人是杜月笙指定的遺囑執行人。吴開先的女婿就是胡適學生﹑著名歷史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唐德剛。吳開先1990年1月30日病逝於台北﹐终年92。
關於吳開先的「黨籍」問題﹐有多種說法﹐有說他先加入中共﹐再轉為國民黨員﹐也有說法是他在1922年先加入國民黨﹐25年再加入中共﹐不論怎麼說﹐吳開先曾是國共兩黨早期黨員﹐乃是事實。
吳紹澍 (1906～1976）松江人﹐杜月笙弟子﹐恆社社員。畢業于上海法政大學，先後就職於國民黨南京市及漢口市黨部。1939年﹐國民黨中央派他回淪陷區上海﹐籌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和三青團上海支部﹐任第七戰區中將司令﹐兼國民黨中宣部東南戰地宣傳辦事處主任﹐從事抗日地下活動。抗戰勝利後﹐任上海市副市長兼國民黨市黨部主任委員、三青團上海支部幹事長﹐自以為在國民黨內羽毛豐滿﹐與杜月笙反目成仇﹐不久又失寵于國民黨主流派﹐政途落魄。1948年12月﹐他與中共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吴克堅取得聯係﹐表示願為上海解放出力。1949年他策動滬西﹑南市两個獨立旅起義。上海解放后﹐他協助軍管會辦理敵產及各類檔案的接收工作。1950年1月到北京任交通部参事。1957年這個政治投機份子被劃為右派﹐文革中遭迫害﹐1976年6月在北京去世。文革後獲平反，骨灰安放八寶山革命公墓。
吳開先和吳紹澍﹐都是上海抗戰時期的風雲人物﹐又都先後週旋於國共兩黨之間﹐吳開先台北壽終正寢﹐吳紹澍北京死于非命。我們不能簡單看生死﹐也不應簡單論成敗﹐民國人物﹐生死成敗都與國家民族的歷史相關連﹐令人唏噓。
章榮初繼續寫道﹕
到了這年6月﹐徐采丞打電話告訴我說﹕「萬墨林和一批人被捉到憲兵隊去了﹐聽說這些人在你家裡吃過飯﹐所以也要來捉你﹐這幾天你還是避避開吧。」
我當時聽了不當一回事﹐萬墨林請客﹐不過借我地方罷了﹐與我沒有關係。不料就在下一天早晨八點﹐來了七個日本人﹐把我捉到貝當路(現在衡山路)日本軍部憲兵隊。
一個日本憲兵軍官審問我﹐在紙上畫了兩個大圓圈﹐表示兩隻圓檯﹐旁邊畫了許多小圓圈﹐表示凳子﹐問我請了多少客人﹖什麼人坐在什麼地方﹖我說﹕「我只認得萬墨林和吳開先﹐就是吳紹澍也經萬墨林介紹後才知道的﹐其他人連名字都不知道。」審到十時多﹐叫我到樓上一間大房間去﹐一個日本憲兵坐在中間一隻寫字檯上﹐對面有一隻椅子﹐這個日本人用手把電鈴一按﹐那隻椅子就震動起來﹐我知道這是電椅﹐一會兒來了四個日本兵﹐拿了十幾塊夾板和繩子﹐把我拖到椅子上去﹐我心裡非常害怕﹐以前聽人家講過坐電椅子後﹐人就變成了殘廢。正在他們把我硬拖上電椅時﹐忽然門一開﹐來了一個日本人對裡面的日本人說了幾句日本話﹐坐在寫字檯上的日本軍官對我說﹕「你不肯坐嗎﹖那換一個花樣吧﹗」他們幾個把我的兩隻手綁起來﹐腳沒有綁﹐在這個房間裡四角立四個日本人﹐先把我拖到一個角裡﹐一個日本人就用力把我一拋﹐我跌倒了﹐他們哈哈大笑﹐又來把我拉到另一角裡﹐交給另一個日本人再拋。這樣到了下午一兩點﹐對我說﹕「已經決定了﹐明天槍斃你。你寫一張遺囑吧﹗」我說﹕「橫豎要死了﹐寫什麼遺囑。」他舉起手來打了我一記耳光﹐就把我關到牢房裡去。
這牢門只及我腰高﹐要鑽進去。鑽進去看到裡面已經有一個人﹐也是杜月笙的門生叫王先青﹐上海救濟會總幹事﹐那天會議他也是參加者﹐對我說﹕「章先生你也來了。」看守叫我睡在毛坑旁邊﹐地上幾塊又破又臭的毯子﹐牢房牆外﹐許多狼狗叫得人心驚肉跳。過一會﹐送飯進來﹐一個大毛竹筒當飯碗﹐裡面粥不像粥﹑飯不像飯的﹐一股餿酸味令人惡心﹐哪裡吃得下去呢﹖王先青對我說﹕「你還是吃吧﹐這一頓以後要到明天十時再吃了﹐我第一天也不吃﹐第二天餓得要命。」我說﹕「寧可餓死也不吃。」大約到四點左右﹐一個日本人叫我出去﹐我跟他走到外面一間﹐桌上放着一碗蝦仁蛋炒飯﹐我問他哪裡來的﹖他說﹕「你朋友送來的。」原來是徐采丞送進來的﹐我吃完後又回牢房去。
過了個把鐘頭﹐外面又來叫﹐走出監牢﹐看見徐采丞同一個又高又大的日本人一起﹐叫阪田大將﹐中文說得很好﹐陪我去謝了憲兵隊長。徐采丞送我回家﹐路上我問他這次吳開先也被憲兵隊捉去了嗎﹖徐笑嘻嘻對我說﹐吳是不會捉的。
當時徐采丞組織了一家「民華公司」﹐把淪陷區的重要物資﹐如棉紗﹑棉布﹑紙張等運到重慶去﹐再把內地的重要物資如桐油﹑牛皮等運進淪陷區﹐賺頭極好。我弄不懂日本人為什麼對徐采丞眼開眼閉﹐徐采丞露過一句口風﹐說日本人希望通過杜月笙和戴笠叫蔣介石求和﹐就是要蔣介石投降。在上海凡是日本人事情﹐徐采丞都兜得轉﹐日本人還允許他有一隻私人電台與重慶聯係﹐吳開先在上海是由徐采丞掩護的﹐因而日本人不會捉吳開先﹐還拉攏吳開先和阪田見過面。他們之間的勾勾搭搭﹐徐采丞從來不肯講的﹐只是偶爾露些話風而已﹐我對這類事情也怕牽連﹐所以也不多問。
徐采丞為我這件事情花去了卅根大條﹐後來他兒子結婚時﹐我買了卅根大條的首飾送他。
徐采丞﹐瑞士洋行買辦﹐原是《申報》董事長史量才的得力幹部﹐1932年一二八事變﹐十九路軍奮起抗戰﹐史量才﹑杜月笙組織上海地方協會﹐史杜分任正副會長﹐徐采丞的組織才幹深得杜讚賞﹐史量才被暗殺後﹐徐采丞接替黃炎培任地方協會秘書長﹐成為會長杜月笙最倚重的助手﹐從此列入杜氏門牆﹐成為杜月笙對外打交道的代表。當時杜門有「內務萬墨林﹑外交徐采丞」之說﹐
徐采丞深藏不露﹐處事稳重﹐善于利用各方面關係﹐有功不居﹐淡然寵辱﹐這是杜月笙最欣赏的個性。1937年11月杜月笙經香港轉赴重慶﹐指定徐采丞作為他在上海的正式代表﹐「恒社」一切事務﹐包括萬墨林在内﹐都聽他調遣。身為杜在上海的全權代表﹐徐參與了蔣﹑汪﹑日之間很多秘密事務。
當時日本陸軍部在上海的特務組織﹐主要有三個﹐最高特務機關是阪田誠盛大將負責的「田機關」(對外稱田公館)，其次是大場茂負責的「大場機關」(對外稱大公館)，還有森政一負責的「森機關」(對外稱森公館)。
阪田誠盛是长期生活在中國的日本浪人，說一口流利漢語。1900年生于大阪和歌山縣，17歲到中國，入北京民國大學政治科，1928年畢業後進日軍參謀本部做特務在中國收集情報。九一八後進關東軍第一課當特務。1934年初東京「滿州鴉片供需會議」確定熱河省60萬畝土地由「興亞院」開闢為鴉片種植區，開設海洛英工廠，大規模生產毒品，毒害中國人，此罪惡勾當既由阪田誠盛負責。1935年他受關東軍特務長土肥原賢賞識，活動範圍由華北擴展到京滬。(農偉雄《日本對華毒品侵掠》,李恩涵《三十年代前後日本對華毒化政策》)
1938年12月，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下達「對華經濟謀略實施計劃」，代號「杉工作」，偽造中國貨幣，破壞中國經濟，在上海設立「杉機關」，由阪田負責，1939年初阪田以私人名義在上海註冊「誠達公司」，資本一億日元，實施對華經濟作戰。
阪田誠盛深知杜月笙在中國政治上的能量﹐及與蔣介石非一般的關係。抗戰前阪田就和徐采丞往還密切﹐上海淪陷後﹐徐采丞憑一張「田公館通行證」﹐在上海通行無阻。日本人為了拉攏杜月笙﹐進而說服蔣介石放棄抗日﹐允許徐采丞保留私人電台與重慶聯係。但蔣介石和杜月笙抗戰的堅決態度﹐令日本人的企圖始終無法得逞。
1948年面臨覆滅的蔣介石派密使﹑何應欣的親信參謀王武少將到日本，聯絡原侵華日軍各位特務長，組織「日華反共合作」，包括大特務阪田誠盛和警視總監渡晃雅美。
1949年7月，被蔣介石保護過關的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和第一軍司令澄清田睞四郎為首簽下血盟書，集合當年侵華日軍殘餘份子組成「白團」，報效蔣介石集團。同月蔣介石設立「革命實踐研究院」，與「白團」建立聯係。
1950年，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戰犯岡村寧次和阪田誠盛等﹐被蔣介石聘為國民黨的反共顧問。(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許介麟《蔣介石幫助日本軍國主義再起》)
1949年5月，徐采丞隨杜月笙到香港。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臨終前﹐徐采丞與錢新之、吳開先、陸京土、顧嘉棠、金廷蓀六人，應杜之邀，作為遺囑執行人在杜月笙遺囑上副署。1954年徐采丞在香港銅鑼灣國泰酒店自殺身亡。
左：吳開先，右：吳紹澍
阪田誠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