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时空的差距，没有文化的差异
记者: 师兄，您觉得应该如何为自己创造并保持优势？
谢盛友: 我自己有最经典的论述：“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糊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诗，其中的故事，有多少现在的学子可以体会、可以承受?
显然，我们处于劣势。后发有其劣势。我落后，虽然可以模仿先进，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某些好的成绩，但是长期来看，我个人还是很失败的。如今在欧洲，留而不归，留而不学。 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知识很远，竟然担任过德国班贝格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巴伐利亚工商会顾问。
记者: 师兄，您刚到德国时，遇到过什么样的文化冲击，您是如何克服的？
谢盛友: 我个人觉得，只有时空的差距，没有文化的差异。到德国后第二天我骑着那辆破旧的黄色自行车到班贝格劳工局找工作。在很远的地方，我就看到劳工局门口前面的德国国徽，真是威严。我提心吊胆地走入劳工局，看门者叫我站住，问我干吗的。我说：“找工作！”
“找工作？不可以！”
“这里不是劳工局吗？”我刚到德国，自己判断，是自己的德语水平不够好，听错了。
“是，这里是德国劳工局。”看门人还不算很坏，知道我是外国学生，然后慢慢地为我解释道：“外国人在德国找工作，必须有劳工许可。一个工作位置，德国劳工局先满足德国人，再满足欧共体 (现在是欧盟)国家的人，然后才满足外国人。您是外国学生，在假期里可以打工两个月（现在三个月），可以直接到 Bosch（博世）这样的大公司找假期工作，这里劳工局没有您的份。”
左一个感谢右一个感谢看门人后，我懊丧地离开劳工局，再次看到那个庄严的国徽。我心里暗地发誓，德国劳工局，我终将再来，不是来找工作，而是作为老板，来要工人。
到达德国第一个震撼是，我有强壮的身体，希望劳动，但没有工作许可证。“入国问禁，入乡随俗。”融入德国社会，“既来之则安之”，我就认同德国的价值体系和法律制度。
第二个震撼是，星期天马路上空荡荡，后来发现德国人都在教堂里，那我也跟着去教堂，儿子出生后也带儿子去。
我于1996年4月认识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他对中国《三十六计》信手拈来。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传统买卖契约》，1971年至1981年他在台大学习法律与汉语，他在出版的留台日记《一个瑞士人在台湾》里写道：“要了解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的真面目，唯有通过语言与文字，而像中国拥有的那样一个既古老又相当独立自主的文化资源，是非常值得以第一手数据去开采、去受哺的。中华文化可以说是能给与当代西方人很多‘文化维生素’的精神食粮基地”。日耳曼民族是一个善于理论思维的民族，胜雅律教授对中国的三十六计进行了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军事学上的探讨，在欧洲已到了“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的地步。
胜雅律认为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较少涉及谋术，但其实《圣经》中有许多运用智慧的故事，证明连上帝也不放弃智谋这种良方，因此使用计谋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特点。
智谋很重要，三十六计虽然是中国人所发明的智谋之学，但其实它的内在意涵早已超越了语言、文字、国界与民族，成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生活智慧与体验。
胜雅律学贯中西，引经据典，而且收集了不少当今中国、台湾、日本与欧美的例子加以解读，具实用性且趣味盎然，使我们对三十六计有了全新视野。德国西门子电器、欧洲第一大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日本松下电器、韩国三星公司等各大集团皆引用《三十六计》的智慧，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教》中专注于探索中国社会里那些和西欧不同的地方 — 尤其是与清教徒的对照，他并且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发展呢？韦伯专注于早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诸子百家和战国，在这个时期主要的中国思想学派（儒教与道教）开始突显而出。到了公元前200年，中国的国家体制已经从一个松散的封建制度国家的联邦发展为一个统一的、以世袭制度相传的帝国。如同在欧洲一样，中国的城市成为了要塞或是领导者的居住地，并且也成为了贸易和工匠的聚集中心。然而，与欧洲不同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自治权，其市民也没有特别的政治权利或特权。这主要是因为亲戚关系的紧密连结造成的，而这种连结则是出于宗教信仰里的祖传观念。另外，工匠的同业公会彼此竞争以向皇帝争宠，而从来没有试着联合起来争取更多政治权利。也因此，中国城市的居民从来没有组成一个如同欧洲城市一般的独特社会阶级。
韦伯没有去过中国，中国人的标会在法律上为合会，是民间一种小额信用贷款的型态，流行于中国南方。民间为了规避风险，通常把标会建立在亲情、乡情、友情等牢固的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之上。随着理财商品越来越多后，标会已慢慢没落，但近年有人应用互联网科技来运作，复兴了互助会，称为网络标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