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写在2015年母亲节

走过多少地方,永远留恋家乡的玫瑰园。在那里,夏季悠长而难忘,梦想任意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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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又是母亲节,记下我母亲的故事,让自己和孩子们以后可以看。

 

我的母亲叫张冬梅。河南省唐河县张店乡人。 她出生于1953年农历腊月十九,所以以梅为名。 我的外祖父母是勤劳的农民,几代人从无到有,男耕女织,勤苦致富,却不幸在日子蒸蒸日上时碰到共产党上台,被划成富农成分,土改后又一夜回到贫农时代。母亲是外婆最小的孩子,外婆生她时已经快四十了。她有一个大姐,两个哥哥。

母亲小时候的日子是很艰辛的。虽然共产党常常宣传她这代人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她只有六七岁,河南是浮夸风最严重的地区,也是饥荒的重灾区。有一天,饿急了的外公和大舅(当时十几岁)一起,把生产队的一头小牛偷偷拉回来杀了。正在煮肉的时候,生产队长来到了他们家。知道自己留下来至少得坐监(那是破坏集体财产罪,反革命罪),外公连告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就匆匆出走了,自此音信全无。外婆说后来梦到过他几次,梦里他说他很冷。外婆说,大概他离家没多久就不在了。

饥荒越来越严重。留在河南肯定得饿死。村子里的人都往外跑,多是往南边跑,因为湖北有粮食。 外婆带着儿女也往湖北去讨饭。妈妈那时饿得脸都肿了。妈妈说,记得在湖北,有次走过一家门前,外婆从人家喂狗的盆里捡起一块煮红薯,剥一剥皮,递给妈妈吃。

饥荒终于过去了,母亲也随着家人回到家乡。那时的她已经八九岁了,还没上学。她想上学,可是上一年级年龄太大了,于是就从二年级开始上。外婆是文盲,母亲没有得到任何启蒙教育。刚去学校的时候,老师出考试题,象“1+1=?”这样的题,母亲什么也不知道。她学着老师,在自己的试卷上比葫芦画瓢,抄下那些题目,然后上交。卷子发下来,老师在右上角批了个鲜红的“0”。 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她的同学告诉她,你得了0分,就是一分也没有。这时她才明白怎么回事。虽然上学很晚,母亲却是个很聪明的孩子。 不久,母亲就认识了字,懂得了数学。一个学期过后,她成为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此后一直如此。 在她有限的学校教育中,她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孩子一样,被洗脑,被共产党教育,对自己的富农出身觉得羞耻,又同时热情地学习毛主席语录。虽然和很多农村的孩子一样,常常挨饿,穷得连手纸都没有, 但共产党让她相信台湾同胞当时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大陆一定会解放台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母亲也结束了她小学六年级的教育。那时候全国都疯狂了,读书无用,学校都停课了。母亲从此没有再进学校。 我一直为母亲可惜,因为她实在是个很聪明的人,我常常觉得她的智慧应该在我之上,尤其是对于科学和工程,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我一直觉得她如果有我的机会,一定会比我优秀得多。

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少年时代的母亲却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而且她的记忆力极好。我小的时候,她常常讲故事给我听,当时家徒四壁,没有书,她全凭记忆讲给我听。后来,我上高中的时候,买了一套 “鲁迅选集”,发现母亲讲给我听的故事,有的来自鲁迅的“故事新编”。令我惊讶的是,母亲讲给我听的,与书上一点不差,连词句都没有任何出入。

母亲在一个落后的河南乡村长大,外公不在了,外婆带着儿女们辛苦度日。不大的村子却是个社会,也是母亲的大学。 她看到有的男人常常毒打他们的老婆,女人们却逆来顺受。她懂事起就常常想,为什么这些女人不反抗,还乖乖地跟丈夫一起生活?她说,从小她就发誓,一定要找个有文化,尊重女人的男人作丈夫,不然她就不结婚。

这也是为什么母亲选择了我的父亲。 他们的相遇是个很长的故事。

父亲来自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家族,祖上出了不少当地著名的文豪和官宦。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他五岁的时候,我爷爷就去世了。 那是1948年,十五岁的大姑参加了共产党,开始工作养家。奶奶从此守寡带着孩子们一起长大。父亲上学的时候碰到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走。他考上的一所造船学校因此停办。他从此没有机会再上学。后来他回到家乡当了当地小学的老师,碰到文化大革命,地主家庭出身的他受不了天天挨批斗,就毅然离开家乡去流浪。他经过湖北时碰到了一家同是河南过来的兄弟开了个小砖瓦厂。父亲当时身无分文,很落魄,就在那里帮工换口饭吃。

那对兄弟就是我的大舅和二舅。在那个砖瓦厂,父亲第一次遇到了我的母亲。那时我的父亲二十三岁,母亲只有十三岁。母亲说,记得当时父亲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干活干得很慢,二舅常常呵斥他。当时打动我母亲的可能就是父亲那温和的脾气,和广博的见识。他们相差十岁,我母亲还未成年,当时的民风又很保守,大概我母亲也只是对他有好感而已。

母亲二十岁的时候,家里给她说了一门亲事。男方是我大姨同村的,听说家境还不错。可是母亲对此人没有意思,而且此时已和在云南的我父亲书信联络,互生情愫了。 他们商量好了,我父亲从云南回来,就带她去我父亲的家乡去结婚。

于是我的母亲勇敢地同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私奔了。

母亲来到了我父亲的老家淅川九重,这里离她的家乡两百多里。 不同的口音,让她一下子就被人认出不是本地人。在当时保守的农村里, 娶外地媳妇是迫不得已的事。因为年龄的差距和地域的差别,我父母的婚姻开始的时候一直被人不看好。外婆家也是很生气,因为母亲是私奔的。这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改善。

1974年,我出生在一个破旧的茅屋里。两间屋子,我的奶奶睡在外间,我的父母在里间。那年父亲31岁,母亲21岁。就在这个茅屋里,我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相继出生。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我们小的时候,都打扮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虽然物质贫乏,母亲却想了办法让我们不至于缺乏。周围有的小孩没有鞋子穿,我们却从来没有光过脚。等我们三四岁了,母亲就开始教我们认字,学算术。我曾经去上了几天学前班。可是因为我在课堂上说,“老师,你教的东西我都懂。” 老师就跑来找我母亲说,你的女儿在课堂上讲话,让我没法上课。于是我不再去学前班。秋季开学,不到六岁的我上了一年级。很快我就成为老师的宠儿,成绩一直很优秀。我自己很爱学习,母亲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学习汉语拼音的时候,为了帮我,从未学过拼音的母亲跟我一起学。 母亲小时候学的是四角号码的检字法。 后来我的作业常常要组词,造句,母亲一边做家务一边帮我组词。

我上小学不久,也是农村政策发生巨变的时候。我的父亲自幼在城市长大,没有种地的经验。在集体里干农活的时候,人们只需听从集体分配的工作,不需要什么都懂。可是包产到户之后,每个家庭就是一个独立的单位,过去在集体混日子的人们,不得不开始自己打算,自己计划种地了。也就是在这时,我母亲的聪明智慧才得以体现。

开始的两年,最小的妹妹和弟弟相继出生,我的奶奶当时又去世,所以母亲不得不在家照顾两个幼儿,大部分田里的事情是我父亲干的。有次母亲问,“今年咱们家种的黄豆怎么样?”父亲刚从地里巡视一遍回来,喜滋滋地说,“很好,很好,叶子绿油油的,一定有个好收成!” 秋天到了,父亲却发现那些黄豆只长秧子,却不结种子。一亩半地的黄豆,只收了一背篓的黄豆。他很沮丧地说,“种子买错了,大概买到公的黄豆了。” 母亲却发现了问题的所在,是因为父亲舍不得间苗,黄豆种得太稠了。 母亲开始下地工作之后,一边工作,一边摸索,我们家的地种得越来越好,很快赶上了那些有经验的老庄稼们,让邻居们都羡慕不已。

我还记得上小学的有一年暑假,父亲有天带着我们全家一起去黄豆田里捉大青虫。见过那种豆青虫的人应该记得,它巨大无比,跟大人的手指一般长,象小指那么粗,浑身碧绿,动一动它,它的头会猛然一摇,挺凶的样子。 我们每个人提了一只大桶,拿着一把剪刀,用剪刀把虫头剪掉,再把虫从豆叶上扯下来,扔到桶里。那块地的虫灾太可怕了,一棵豆秧上,目光所及就至少有十几条大青虫,一半的叶子已经被吃光了。我们一家人捉了半晌,每个桶里有至少半桶虫,但我们只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地面,而且我们发现捉过的地方还有很多漏网之虫。我和弟弟妹妹们倒是玩得很开心,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还记得那一天。

我母亲到家之后就去了街上的农业商店里。她知道光靠手捉是肯定不行的,但也不知道该买哪种农药。 她看了店里的农药,看到有一瓶上面写着“可杀蚕类,蛾类”。 她心想,这种大青虫应该是蛾类。于是果断地买了那种农药。第二天早上,母亲已经背着喷雾器在豆田里了。药到之处,虫子纷纷落下。到了中午,一条条原本肥大的大青虫相继死去,在太阳下变得萎缩枯干。 我们的黄豆那年秋天收成很好。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没有母亲的果断和英明,那块地会颗粒无收。

    包产到户之后,人们种菜比较多了,因为种菜赚钱比较多。但是种菜是很辛苦的,人们常说,一分园,十分田。我们家也种了些菜。收获季节,每天早晨都要去集市上卖菜。我曾经在暑假中,每天清晨五点钟和她一起去田里摘菜豆角,然后拉了一大车的豆角去集市上卖。虽然我们家是住在镇上的,但是从地里拉过去也很辛苦。母亲头脑聪明,算账很快,但人很厚道。她常常说和气生财,卖菜时价格很灵活,不图多赚,但生意反而很好。现在每次去农贸市场,看着那里卖菜的老挝人,就想到我的母亲,和我自己的童年。

八十年代后期,我的家乡开始种植朝天椒。这是一种很费时费力的作物,但经济效益很好。我们家每年也种。 开始一亩多,后来就是好几亩地。从种植,到除草,到秋天拔出辣椒棵晒干,到采摘分类,每个人都得上阵。那时我去县城里上高中了,只有暑假能回来帮帮忙。父亲还有一份林业局的工作,常常外出。母亲是我们家最主要的劳动力。院子里堆着高高的干辣椒垛,整个冬天,母亲都在一个个地摘那永远摘不完的辣椒。与此同时,她还要给孩子们做饭,喂家里的猪,羊,和鸡。 那些年,真不知道她是如何过来的。

靠着母亲种辣椒的收入,我读完了高中,考进了大学。家里不富裕,但父母却从未让我缺过钱。回想高中时代,住校的我常常在外面餐馆吃饭,想买什么零食就买什么,每月在理发店剪头发,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后来才意识到,我那时每个月花的钱快和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差不多了。

在我之后,弟弟妹妹们也都相继上了大学。我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学校有生活补助,可以为家里减轻负担。大学毕业后我又继续读硕士。大妹是1995年上的大学,那时中国的大学已经开始收费。小妹妹和弟弟上大学时则是全面收费了。弟弟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大妹已经在工作,大妹从父母那里接过这个责任,资助弟弟上完了大学。

我后来到了美国。儿子出生时,我还在读书。儿子5个月就和3岁的女儿一起到了厦门。孩子的爷爷奶奶家在厦门,我的弟弟妹妹们也在厦门。为了就近照顾孩子们,我的父母安排了老家的事情之后就去了厦门。每天照顾着孩子的饮食,休息,运动,学习,母亲在我的儿子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以至于我的儿子现在还记得,他小的时候一直认为外婆是他的妈妈。 儿子在外婆的教育下,还不会说话就开始认字了。不到四岁,他已经可以看懂报纸上一半的字了。

在厦门,母亲和父亲一起认识了神,成为基督徒,开始读圣经。母亲超强的记忆力让她很快就出口能诵圣经上的金句。 我们在一起时我发现,虽然我信主比她早,她懂得的圣经却不比我少。

后来母亲来美国与我一起生活过半年。母亲有一双勤劳的手,走到哪里都不会闲着。那半年里,她每天做饭,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同时把我的后院经营成了一个绿意盎然的菜园。她种了西红柿,黄瓜,豆角,空心菜和南瓜,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青菜吃。那时我的儿子六岁,母亲开始教他乘法口诀。前几天,我告诉父亲,儿子要去参加全国的数学竞赛。父亲说,都是他外婆的功劳啊,那时候教了他乘法口诀。让我哭笑不得。我想告诉他,我也有功劳啊,好几年来,我常常和他一起做竞赛题。

     现在母亲和父亲住在厦门,帮我的弟弟照看他的两个孩子。在厦门住了十几年,他们已经喜欢上了这里。他们每年也回一趟老家,收拾收拾老家的房子和院子。老家的房子现在是一栋宽敞明亮的两层小楼,那是五年前父母回去请工程队修的。去年暑假,我的妹妹们带着孩子,我带着儿子和女儿,第一次回到了孩子们听说过无数次的“老家”。 母亲对我和妹妹们说,要是你们小的时候,能住上这样舒服的房子多好啊。

     我对母亲说,我们小的时候,你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就是一个温暖和幸福的家。是你,让我成为一个勤劳的人,让我明白了教育的重要性,也教会了我做一个好母亲。感谢你,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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