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陕甘回变（1862年－1873年），是於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戰亂和民族仇杀。这次战争的起因主要是回汉矛盾，战争主要表现为失去理智的民族仇杀。同治回乱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结束，持续10余年后才被清廷完全镇压。
这场戰亂除了在陕西及甘肃外，还波及宁夏、青海及新疆，对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史料顯示，陕甘两省共损失人口总数估計约2,000餘万。
战后清廷将許多投降的陕甘回民强制迁移到西部更偏远的山区和土地贫瘠的地方。
目录
林则徐
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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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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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回乱
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发生回乱，其中杜文秀攻占大理，杜文秀任大元帅，辖属18大司，大理政权十八大司中，回族大司7人，而汉、白、彝族就有11人之多。杜文秀本人一直使用大元帅称号，所有关于苏丹的传言都非出自杜文秀本人。驻军在中缅边界的刘道衡谎称自己是杜文秀义子，并以苏丹亲王的名义向英女王献上四箱云南大理石块，但据考证当时的大理城已经被团团围住，杜文秀并没有能力知晓还有多少司未被攻破，更不可能临时册封自己为苏丹，册封刘道衡为亲王。苏丹亲王之事是刘道衡和英缅当局协商后，为了赴伦敦时有体面的身份杜撰的。云南回乱迅速波及到贵州、四川，乃至回民聚居的陕甘。云南回民头目任武在这时前往陕西鼓动宣传。
清廷压迫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的官僚和地主对西北人民施行沉重的田赋附加的剥削。清代的田赋附加，起於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之上加徵“耗羡”二钱，以为政府办公费和官吏津贴之用。乾隆年间，加征 “平餘”，巧立名目，摊派重叠。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正赋一两之上，“正耗”、“平餘”加至一两五六钱之多，换言之，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的160%。陕西田亩，除了民田之外，还有元明时期留下来的“屯卫田”、“更名田”，都是官产，农民种官田者，必须缴纳 “本色”、“样粮”、“土粮”、“餘糧”等，仓吏收租时，巧立名目，把十多个项目摊入租赋之中。在同治年间以前，以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收入的徵粮不过十八万石，而官吏对纳粮百姓的剥削量就有二十几万之多。贫苦农民，无论回汉，已经无法生存，还有忍受附加之外的差徭。西北地区，清代一直战事不断，自从统治者发动新疆、西藏、金川、镇压白莲教等战役以来，兵差特别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为供应索伦锡伯军队过境，陕甘八个州府供应的军需物资，派遣了一万一千九百头马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需要筹措大量军费镇压各地农民起事，因而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更为加重。陕西地区，在回民暴动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第一次是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县渭河以北的农民，反抗盐课摊派而“交卸农具”，它是类似工人罢工的消极反抗办法，后来很快就被官府瓦解[6]；第二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潼县李桥人杨生华号召村民起义，渭河以北几个大镇都参加了，与官兵相持数月后失败，杨生华全家被杀。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割地赔款，财政负担加重，开始加剧了赋税和徭役。自太平天国蹂躏江南以来，清廷丧失了最大的财政来源，财政压力就被转移到了北方。随着咸丰末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直隶遭受威胁，河南山东捻军的爆发以及云南贵州等地回民战争的加重，其财赋之压力更转移到了西北及山西等地。陕西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被视为饷源所在，成为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主要基地之一。《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西省接济。”湖北巡抚严树森说：“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三府又为精华荟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陕西协饷聊以支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盈于此。”
陕西防务空虚
当时南方和中原发生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陕西清军大部奉调南下，陕西清军空虚。
野心家趁机起事
当时前江西巡撫张芾因母亲去世，丁忧在家，咸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與捻軍進逼陝西，清廷起用張芾協辦團練抵禦。[9]回民起事初期，陝西籍的張芾在當地素有聲望，遂自告奋勇，親身调解回汉冲突，他点名要回民头目任武出面，任自當時發生回變的雲南來，率领回众绑架张芾，并声称在张的坐轿发现“秦不留回”的传单，将张芾杀死，又为消除回民疑惧，杀死自己的妻儿[10]。新老教派的教宦门阀也趁机纷纷起事。
信仰压迫
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后，逐步本土化。从中国清真寺建筑风格等方面可以看出；在明朝甚至出现了以儒家学说解释《古兰经》的现象。在18世纪，甘肃籍的神职人员通过研究神秘主义派别——苏菲派（该分支源自麦加和也门），在中国西北回民中创立了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派，称为“新教”。新教派的创立引发中国伊斯兰教内部争斗，1781年和1783年的“新教”与“老教”爆发武装冲突，但被清政府及时平息。到同治年间，清政府残酷镇压新教穆斯林群众的宗教自由，这为新教反抗清廷压迫埋下了伏笔。虽然回民就教义内容还存在一些争议，但随着后来清廷对全体穆斯林宗教信仰的压迫，穆斯林与清廷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叛乱过程
圣山砍竹事件
圣山砍竹是发生在回變前夕的一次严重的回汉械斗。旧史籍认为戰亂是由砍竹事件引起的。“四月发贼从大峪出，渭邑（渭南）赵权中曾募回勇五百防刘峪口（在华县南），至是溃逃沿途滋事，经圣山村砍竹，瓜坡斗殴，回勇赴州控诉，濮公（华州知州濮尧）询其理屈，堂谕：‘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快头秦英回民也，忿忿下堂谋变益亟。”巡抚瑛棨奏折中也称：“查此次汉回起衅，由华州回民购买竹杆，因汉民增价居奇，互相争闹，遂致毙伤回民。”
地主团练血洗秦家滩
有华阴汉民欲将华州之秦家村回庄烧毁，经华州学正孙曾前往劝阻，业已听劝允息。而华阴乱民于四月二十四日，仍将秦家村并沿河回庄烧毁。二华地主团练烧毁秦家滩、乜家滩等沿渭一带回村后，又于各处飞递传单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蓄意扩大事态，煽动各地团练屠杀回民。
亂事擴大及清軍反攻
1862年五月張芾被回民殺害後，回民武装发展迅猛，于1862年6月底围攻陕西省城西安。同年回民馬占鰲、馬桂源、馬文祿等各自在甘肅（省境包括今寧夏、西寧市）境內起兵，哲合忍耶派教主馬化龍也在金積堡（在今寧夏吴忠市境內）起兵。1862年五月，清廷命令多隆阿督辦陝西軍務，可是多隆阿的部隊在途中被太平軍所阻，清廷於是另派勝保帶兵入陝。勝保被回軍擊敗，卻謊報戰勝，清廷只好再命多隆阿進兵陝西。多隆阿於十一月抵達潼關後，勝保就被清廷解職及逮捕回北京審訊，由多隆阿負責在陝西與回軍作戰。1863年二月，多隆阿攻佔回軍在同州的兩個重要據點羗白鎮和王閣村，九月攻佔蘇家溝和渭城灣，殺死敵軍一萬七、八千人。至此陝西回軍被迫向甘肅撤退。多隆阿又攻擊當地「順天軍」藍大順部，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收復盩厔，进城时遭流弹击中，延至5月18日伤重不治。
回民起事後，大量漢民從鄉間逃入有清軍和民團防守的城市逃避殺戮。1863年正月，回軍攻陷固原城，「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1863年八月，回軍攻陷平涼府城，「官員死節者百餘，士民死者數十萬」。1863年十月，回軍在寧夏府城屠城，「漢民十餘萬被屠殆盡」。同月馬化龍的回軍進攻靈州城，有城內回民作內應而攻陷靈州城，「屠戮二萬餘人」。同年巩昌府「城內回民二千餘人，俱為漢民殺盡」。1864年二月，回軍攻陷渭源縣城，「屠毒生靈以數萬計，滿城官員皆死之」。
膠着
多隆阿死後，清廷任命楊岳斌為陝甘總督接手鎮壓回軍。陝甘地區此時除了戰亂更有旱災，境外接濟又不足，當地清軍糧餉短缺，多次發生嘩變，楊岳斌無法解決問題，遂於1866年請辭，清廷改派左宗棠接任陝甘總督。
1866年，回軍攻陷靖遠縣城，「漢人死者男婦約十萬」。1867年四月，回軍攻陷合水縣城，「人民杀毙饿死者十有六七」。
回軍敗亡
左宗棠接任陝甘總督後，認為「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1868年西捻軍被平定後，左宗棠回到陝西進攻回軍。有鑒於前任楊岳斌因糧餉不足而一籌莫展，左宗棠計劃推行屯田，以及從外地買糧運入陝甘。左宗棠的軍隊大量配備西式槍炮，是後來成功消滅各地回軍的重要原因。左宗棠派劉松山進攻陝北，1868年十二月，劉松山軍擊敗以陝北為根據地的漢人武裝董福祥軍，董福祥遂率領部眾逾十萬人归降，劉松山擇其精銳編成清軍三營加強兵力。
陝西
陕西回民武裝在甘肃东部成立了“十八大营”，反击陕西。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陝西回軍馬正和、白彥虎等部以董志原（今甘肅宁县）作為主要根據地，總兵力約二十萬人。1869年二月，左軍攻佔董志原，收復慶陽，是役回軍損失超過二萬人，至五月已肅清陝西境內的回軍。陝西回軍向甘肅北路回軍马化龙部的根據地金积堡撤退。
寧夏
左宗棠派刘松山從陝北向金積堡進軍，追擊陝西回軍，另派雷正綰等從董志原等地向固原進軍作為支援。马化龙在1866年向清朝請降後，仍然保留武裝，繼續經營以金積堡為中心的地盤，並援助其他回軍。左宗棠認定馬化龍不是真心歸順朝廷，馬化龍也知道左軍不懷好意，亦增購軍火彈藥和加強防禦工事備戰。1869年八月，劉松山進攻靈州一帶的回軍。馬化龍此時面對清軍逼近金積堡，代陝回求和不成，又重新反叛。1869年九月，馬化龍的回軍在靈州屠殺漢民十餘萬人，而漢民的財產及婦女被回軍據為己有。同月劉松山攻佔靈州。劉松山繼續向金積堡進攻，遇到抵抗清軍的回民堡寨時，經常在攻破後即不分軍民全部屠殺。1870年正月，劉松山戰死（一說在接受回軍投降时被刺杀）。回軍乘機反攻，再進入陝西境內。清廷命令李鴻章協辦陝甘軍務，增派淮軍二萬多人入陝西。左宗棠起用劉松山的姪兒劉錦棠接掌劉軍，繼續進攻金積堡。1870年三月，陝西境內的回軍又被肅清。
1870年五月發生天津教案，李鴻章被召至天津善後，及後更出任直隸總督，淮軍也從陝西撤走，鎮壓回軍之事由左宗棠繼續。在清軍的封鎖下，金積堡糧食短缺，遂放出平民向清軍投降以減少糧食消耗。1870年十一月，堅守金積堡多時的马化龙糧盡援絕，向清軍投降。馬化龍投降時承諾交出全部軍械，其後清軍在金積堡內掘出馬化龍私藏的大批洋槍，左宗棠因此在1871年正月處死馬化龍，並杀死他的親屬及部眾約二千人，其他投降回民則被分開押往不同地點安置。
河州
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陝西回軍殘部從金積堡逃到河州，後來再逃到西寧。1872年四月河州回军头目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117-118
西寧
左宗棠下一目標是盤據西寧的馬桂源、馬本源兄弟。1872年十月，清軍收復西寧城。1873年二月，馬桂源、馬本源被俘，後被處死。以白彥虎为首的殘餘回军被迫退出青海。白彦虎逃到新疆投靠阿古柏，后来又逃至沙俄并最后死于俄国。
肅州
1873年九月，甘肅西北部肅州回軍首領馬文祿在堅守肅州城兩年後也接近糧盡，向左宗棠投降。肅州城曾經有漢民三萬餘人，經歷回軍殺害精壯、擄掠婦女後，到清軍收復時只剩下老弱者一千多人。左宗棠在同月處死馬文祿，清軍並杀死投降的回軍一千多人及城內除老弱婦女外的殘餘回民數千人，同治陕甘回变就此告终。
清廷的善后措施
清政府在严厉镇压回民暴动的同时也对放弃武装的回民进行一定安抚绥靖处理，其目的是为了维持陝甘地區穩定，防范回民再次暴乱。其善后措施主要有：
左宗棠安置投降回民時，把他們與漢民分隔安置，避免回漢雜居，並且分散安置。清政府限制被遷移的回民不得遷回原居地，回民如需遠行，需要向官府申請「路票」，限期返回。
马化龙降而复叛，终为左宗棠所杀。马占鳌因为在“新路坡”战斗中打死了左宗棠悍将傅先宗、徐文秀，并使进驻新路坡的四十营湘军全部溃散，一战成名。战胜后的馬占鰲派自己的儿子马七五等十名战将的儿子——“十少爷”，赴定西左宗棠中军大营请降。接下来，马占鳌、馬海晏等十二名首领亲赴兰州，夜宿在锈河沿清真寺。在去见左宗棠时，马占鳌还专门身带铁锁，以示负荆。而左宗棠不但去了他的夹锁，还与他彻夜长谈，夸他“明大义，懂军事”，为马占鳌网开了一面，没有像其它地方一样进行严厉的善后。
从此，马占鳌换来了西北马氏七、八十年的“世袭军阀”，馬家軍左右中国西北政局一直到1949年才结束。
第一集团就是马占鳌和他的后人马七五（左宗棠亲自为马七五改名为马安良）、马廷勷，三代三人。
第二集团就是马海宴家族，他的后人马麒及马步芳、马步青，三代五人，成为“青马”，世代镇守西宁。
第三集团就是馬千齡家族，成为“寧马”，他的后人们就是马鸿宾、马鸿逵。
主要影响
这场战乱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回民对汉族等非穆斯林民族进行屠杀。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戰爭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此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全省人口总数约为1945.9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1455.5万人，其中絕大多數為汉族人口。损失比例为74.5％[3]。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17年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17年中，因战争原因造成的人口损失约有520.8万，在全部损失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达83.7%，而灾荒期间损失的人口不过101.2余万，占全部损失人口的比例仅有16.3%[2]。回族在这次战乱中的损失也相当大。战乱过后，陕西省原有的70-80万回族最后仅剩下西安城内和陕南的2-3万与其他6万余安置于平凉、凉州的投降人口，有人估計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死去三分二的人口。[18]:96一部分回民随白彦虎叛逃至俄国，演变为今天所謂的东干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