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此为司马光亲自书写的原本。 这本作品约 29 行，460 多个字，记录了西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 322 年）的事件。 卷背有陈谢状5行，24字，亦是司马光手笔。司马光为人行事都很严谨，黄庭坚谓：“余尝观温公《资冶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迄无一字作草。”近人马宗霍云：“司马温公性端重，《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故十九年始克成书。”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仁宗宝元初（1038）中进士甲科，除奉礼郎。仁宗末（1036），迁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英宗时（1046-1067），进龙图阁直学士。治平三年，以所撰《通志》八卷进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王安石得政，行新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不断反对新法，迫使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哲宗即位，元佑初（1086）拜尚忆左朴射兼门下侍郎 ，遂废新法，恢夏旧制，是为“元佑更化”。年六十八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光所著《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取材除十七史外，尚有野史、文集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光自云编此书“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全书年经事纬，史实系统宗整。此外尚著有《稽古录》、《涑水纪闻》等，诗文有《司马文正公集》。
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局部）
纵33.8厘米，横130 厘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司马光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不多，他的字瘦劲方正，一笔一画都写得十分规矩，即使是长篇大幅，也毫不马虎。如此端劲的书风，与他忠直严谨的个性也是相似的。
司马光是以正书和隶书为主要书体的，且正多于隶。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在横划的入笔出锋处，时常带有隶意蚕头凤尾的意图和造型,明显融入了隶书传统。而隶书的特点则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风致。（《中国文物报》唐冬冬文）
司马光之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具有对书画和金石的学识与鉴赏之能，并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于一炉，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这在宋人书法中无疑是自成一家、独树一帜。
黄庭坚《论书》就曾评价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黄庭坚是一代大家，最重视作品的气韵，能得到他的激赏，说明司马光的书法成就的确过人。宋高宗也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司马光 隶书《王尚恭墓志》
司马光 隶书《王尚恭墓志》 开封博物馆藏
刊于《中国书法》1999年第2期
《王尚恭墓志》于１９３６年在洛阳北陈庄出土，刻于宋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十月。志石呈正方形，长、宽均为７７、厚１５厘米。志文为隶书，分上下两列，每列４１行，满行２０字。《王尚恭墓志》全称为《宋故朝议大夫致仕王公墓志铭》，其志文由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撰文，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书丹，李稹镌刻。《王尚恭墓志》是一方宋代名志，具有较高的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
王尚恭，《宋史》无传。《王尚恭墓志》志文在《范纯仁文集》中有记载。另外，在《宋史翼》和《宋元学案补遗》两本书中，有关王尚恭的事迹皆来源于志文。可见，《王尚恭墓志》是了解、研究王尚恭最翔实、最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可补史料记载之缺。
司马光《天圣帖》
楷书，纸本，纵30·3厘米，横48·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凡十七行，每行字数不一，共一百五十一字。司马光此件为陈省华手书诗稿所作跋语一则，亦称《天圣帖》。文中所称“先太尉”，乃司马光之父池，“故相国庞公”，乃庞籍，“故省副陈公”乃省华。
司马光这幅跋语以工整的小楷书写。通幅结体端正、严谨，横平竖直的笔画中，隐隐可见些许隶书的波磔之美。而在起笔收笔或勾挑处的用笔与唐代大书家颜真卿相似。事实上，北宋士大夫书家的书风，大多受颜真卿影响。司马光的这件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释文 ：天圣中先太尉与故相国庞公，同为群牧判官、故省副陈公与庞公善，光以孺子得拜陈公于榻下。元丰二年，八月乙丑晦。陈公之孙法曹过洛，以公手书诗稿相示，追计五十年矣。乌呼！人生如寄，其才志之美，所以能不配于后者，赖遗文耳。苟无贤子孙，其湮没不显于世，可胜道哉！光窃自悲，侍公之久，今日乃得睹公之文，又喜法曹君之贤，能显融其先烈，是敢嗣书于群贤之末。涑水司马光。
北宋 司马光 神采帖页 上海道明2010秋拍
此帖应为司马光壮年时所书，其时司马光虽已步入仕途，然官阶尚未很高，其以极谦卑之措辞，问“太师”之身体状况。此太师或为文彦博（1006-1097）。文彦博加检校太师的制词，即由司马光起草。
信札所反映的，应该是司马光壮年仕履生涯的状况。该信起首“昨与同列俯伏门下，未获奉望颜色”云云，乃指司马光和同僚一起去拜访一位政界前辈，在不获接见之后，又以如此谦卑的措辞向该前辈致函，可见当时司马光本人虽然已经进入仕途，但官阶资历尚未很高，当在其壮年时期。
这位收信人，司马光称他为“太师”。检司马光文集，在司马光可能接触到的前辈官僚中，可以被称为太师的人，有杜衍、文彦博、富弼、王拱辰、曾公亮等人。杜衍致仕很早，嘉佑二年就去世了。司马光和王拱辰的交谊，可见于司马光《传家集》第十五卷所保留的两首挽词。但王拱辰加检校太师，是在哲宗登基以后，那个时候，司马光已经是名满天下的重臣了，与信札内容不符。其它几人，根据时代背景和政治立场来判断，文彦博或富弼的可能性更大。富弼加检校太师，可能是熙宁初致仕时。文彦博加检校太师的制词，是由司马光起草的，保存在司马光文集内。本帖应该写于司马光担任翰林学士这段时期内，也就是治平末熙宁初这段时间。熙宁二年以后，司马光离开了开封。此后在洛阳闲居时期，司马光和文彦博、富弼都有很多交往，与文彦博交往尤其多。这封信的收讫者，为文彦博的可能性较大。
信中有“亲近良医药物”一语，并说“前岁秋间……曾以此言进”，看来这是司马光较常用的句式。今检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别刘孝叔杂端手启》，有“唯冀亲近药物，益自爱重”云云。“亲近药物”虽不是特别词句，但在北宋人的文集中，仅见于司马光给刘孝叔的这封信中。
将这封信与传世的司马光墨迹对比，如国家图书馆所藏《资治通鉴》残存手稿，可以发现，这封信的笔迹，不如晚年修《通鉴》时老辣、紧凑，这与第一条所说可以相互印证，即所体现的是司马光早年事迹。
释文：光再拜，太师台座， 昨与同列俯伏门下，未获奉望颜色，私心县县，左右既知台体达和，故不及接见宾客。伏计即日复旧，神采胜常，但须亲近良医药物，善自将息，以补益□□□鼎重，回忆前岁秋间，太师下□□，曾以此言进□，寻即差愈幸。保爱不仆。光启。十□月□谨□。
转自中国书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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