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了舒伦堡，这篇也与德国情报间谍人员有关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赶走了所有苏联顾问，开始向德国学习军队建设。德国也派了不少军事顾问到中国，其中有von Seeckt和von Falkenhausen等。1937年日军全面侵略中国，北平很快失守，而淞沪会战中，日军对上海的进攻，打得就不那么顺利，保护上海的中国部队，就是德国训练和装备的。
据Harry Hussey写的《My Pleasure and My Palaces：an Informal Memoir of Forty Years in Modern China》（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1968）记载，抗战时，重庆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是美国人，第二就是德国人。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都很喜欢这些德国人，当中国向德国宣战后，德国政府要求在华德国人撤回德国，但是相当多的德国人已经深深地爱上中国了，他们选择辞职而留在中国，这让日本人很不高兴。顺便说一下，Harry Hussey是加拿大建筑师，20世纪初来到中国，设计和建造了协和医学院，然后他也深深地被中国所吸引，一直待到1949年。Hussey性好交际，接交中国的上层人士和驻中国的外国人，因此他们家有时成了非正式外交活动场所，据他书里的描述，他几乎亲身参加了那段时间中国的所有重大事件，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但是他的这本书，却是顾维钧给他作序的，又给他的叙述增加了可信性。
另一本书是讲纳粹间谍的，David Kahn所著《Hitler's Spies：Germ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World War II》（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78）第395页里提到一位纳粹情报机构的上校Friedrich-Adolf Krummacher，他是经历过一战的老兵，1929年随德国军事顾问团被派到中国，在中国住了9年，就是上面Hussey所说的那类德国人之一，即使1938年回到德国，他也还是保留了在中国养成的习惯，早上上班时穿着色彩鲜艳的中国服装，让他的同事们眼花缭乱（不过他是同性恋）。如果不是他情报工作方面的才能，他习惯的那种悠闲的东方文化肯定要被他超级勤奋的德国人同事认为是懒惰。这本书还提到另一位纳粹特工，Reinhard Gehlen将军。书里没有讲Gehlen与中国有什么来往，受到什么影响，但是一张照片却很说明问题，下面这张照片来自E.H. Cookridge所著《Gehlen: Spy of the Century》（Random House 1971）一书
注意后面墙上，居然挂了一幅中国对联（只看到一侧的），最后三个字“無不治”清清楚楚。仅从专业角度说，Gehlen是非常优秀的谍报工作者，战后美国让他继续为西方工作。这样一位军人，竟然在办公室里挂中国对联，毫无疑问是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了解的明证。照片下的解说词：Gehlen少将桌子后面的中国格言是一位德国军官办公室里意想不到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