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用母语说“我爱你”吗

从小就说方言的人，请闭上眼，用自己的母语默念一下“我爱你”这三个字，看你能否顺畅地说出来。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很难用自己的母语说出“我爱你”这三个字，南方人尤其如此。用方言说“我爱你”这三个字，越是郑重便越是别捏，它似乎天然就只适合用普通话来说。

因为“我爱你”这种表达方式，原本就不是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它是近三十年来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我们是从电影和广播中听到这三个字的，而电影广播说的都是普通话。

同样，如果在本地电视新闻中突然出现有人说方言，你会不会觉得它比你平时听到的要显得土甚至是刺耳？如果谈的内容有很强的公共性，尤其是跨地域性的话题时，比如谈奥运会上某个外国运动员，大概除了广东等少数地方，都会对自己平时使用的母语出现在电视上时犯尴尬症。而且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容易对自己的母语犯尴尬症。

因为我们习惯了现代传播工具只使用普通话，电视、电影、广播不用说了——各地完全以本地市民为服务对象的广播节目，操着本地方言的热心听众电话打进来，主持人也会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应答。虽然粤语区和一些吴语区城市会有少量本地方言节目，但其影响只是局部性的。

一档全沪语节目

即使是本地报纸，也用的是普通话，最多偶尔出现几个方言代词或形容词。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对自己的母语犯尴尬症，是因为他们对现代传播工具的依赖性更高，重要信息都来自普通话。

现代传播工具越是发达，方言承载公共性话题的功能就被剥离得越彻底，而且越是出现较晚的越是如此。而更“高级”的一些信息，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奥尔罕·帕慕克、岩井俊二、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这样的名字，用方言念他们的名字，有时会让人产生一种大不敬之感。

粤语区是唯一的例外。因为有香港的存在，粤语没有像其他方言一样，被普通话剥离了传递现代知识和现代信息的功能。而且对外来人名和部分地名，它有一套根据本地读音翻译的系统。在其他方言区，用方言念那些平时只出现在普通话中的外国人名、地名时，确实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普通话在粤语区推广时导致部分粤语使用者强势反弹，图为捍卫粤语行动中的标语

普通话显然要占领一切使用喇叭发声的场合——在人工播报站名时代，各地公交车是用方言播报站名的，但自动语音服务出现后，绝大部分城市的公交系统车就只会说普通话了，有些城市甚至会有英语——虽然绝大部分中国城市公交系统很难遇到一个只懂英语的游客。

越是设备先进、现代的地方就越歧视方言。ATM机除了统一使用朝阳区普通话外，全都有英语语音服务，甚至会有日语，但不会有方言语音服务。广州、深圳的地铁会用粤语报站名（广州做的并不好），而上海只在16号线上试用沪语。至于机场这样的场合，深圳一度有的粤语播音趋于消失，广州后来才开始有粤语播报，除此之外大家都只说普通话和英语，部分城市还会有日语、韩语。

显然，方言作为一种可承载的信息类别急剧降低的工具，正在加速消亡，根本无需官方大力推广普通话。你甚至不用担心粤语区，因为按今天的趋势，粤语在香港迟早也会变成一种无法承载“高级”信息的语言。

方言消失，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但是，请注意，它有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普通话在短短几十年内横扫各地方言，借助的是现代传播工具，而现代传播工具只讲普通话，是因为推广普通话是国家意志，而现代传播工具一直都掌握在国家手中。





普通话推广标语往往频繁出现于校园



但现在不是了。因为有了新媒体。

新媒体的语言选择，体现的是市场和社会意志而非国家意志。

那么方言会有广泛的社会和市场需求吗？当然有。十几年前出现了网络聊天室，尽管是用文字聊天，但本地人的聊天室，往往都会不自觉地倾向于使用方言，那些与普通话差异大的地方越是如此。

虽然除粤语区外，各方言区原本都不能用汉字直接表达本地方言，但在非北方语系的地区，本地聊天室的使用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发明出一套用汉字表达方言的系统来。由于往往需要被迫大量使用带口字旁的非常用汉字，甚至经常会用普通话读音的汉字来标注方言读音。人们愿意发明一种如此费脑子的语言，足以说明它的需求。

没错，我们所受的教育会让我们不自觉地鄙弃自己的母语，但这种后天灌输的观念，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消灭母语会唤起的亲切感，尽管中国各地的方言都变成可只能传递“低阶信息”的工具，但这种“低阶信息”却承载着我们最基础的情感，就像童年时期妈妈做的菜一样，它无法被消磁。

今天我们在谈新媒体时，很少会注意到那些本地化的新媒体可能带来的革命。

传统媒体时代，两个经济规模相当的地方，并不意味两者可供媒体生存的广告资源也相当，如果把几万北京上海人，分散到农村居住，只要人口密度降得足够低，由于高昂的运营成本，这些财富不变的读者会变得没有任何广告价值。

运营成本决定了，传统媒体最小的辐射范围不低于一个地级市，甚至这种规模的媒体基本上都不是市场化媒体，要靠财政拨款才能生存，纯粹的市场化媒体，往往需要覆盖到一个省级单位的范围才能维持运转。

新媒体则正好相反，不但成本极低，而且成本不受发行范围和人口密度的影响，它可以仅靠辐射一个县，一个乡，甚至只占领一个村就能存活。另外一个或许更重要的特征是，本地化的新媒体，辐射范围的上限是地级市，试图成为一个覆盖全省的地方性新媒体，定然是找不到读者的。

因为本地化的新媒体，必然要契合于一个地域共同体。而能让人产生真正地域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地域范围，不会超过地级市。超出这个范围，会在口音、生活习俗上存在明显区别。更重要的是，只有在这个尺度内，人们才会因为有对某座山、某条河，甚至某条街道、某座建筑的共同地理记忆，因为某个餐馆、某个大排档的共同味觉记忆，甚至因为进入公共记忆的某件事某个人，形成一个有强烈情感认同的共同体。

如果一个共同体，人们在谈到过去的某个时间点时，可以用某件事发生的那一年，而非公元纪年，这样的共同体就是很难再分割的。至于省份认同，实在很难想象一个常州人会被徐州市的信息触动，一个梅州人被潮州市的信息触动。

一个试图在本地扎根的新媒体，必然会响应这种共同体的情感需求，不自觉地扮演重建本地文化认同的角色——这是国有媒体不可能干的事。那些成为本地公共记忆和情感纽带的素材，比如不可能出现在本地传统媒体上的无名小山、小河，甚至某个曾经的餐馆、消失的街道，会因为新媒体，而从口头进入现代传播工具。

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新媒体不但会使用方言，而且将再造方言——新媒体正加速由图文形式向视频化发展。操方言的新媒体视频必然会不断拓展方言传递信息的宽度和深度，虽然它一开始会以搞笑甚至低俗的方式大量运用，但假以时日，它必然会让方言承载越来越多的“高级信息”，从而不自觉地完成方言的再造。

移动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最惊心动魄的贡献，在我看来，也许就是逆转方言被消灭的趋势，再造方言和地方共同体。

只可惜，我不会任何一种方言，只能呆在北京做我们的大象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