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毛泽东被围困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是集恩师、战友、同志、君臣、合作、挑战于一身的极为特殊的关系，它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正面的看，在他们的关系良好时期，促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胜利，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起点，反面的看，当他们的关系破裂后，导致了共和国曲折历程长达二十年。
毛刘的良好关系始于延安。当时，经过长征后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央红军，势力大损，他们选择延安这块偏僻的地方安营扎寨，以便养精蓄锐以利再战。之所以选择延安作为大本营和根据地，一是延安的北面更加荒漠，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也就是说无后顾之忧。其他三面，则是阎锡山的晋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的西北军。他们和蒋介石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矛盾，谁也不愿意和红军作对，因为他们打不过红军，也不愿为此消耗力量。这就使得坚决反共的、视红军为肉中刺的蒋介石的军事力量不能和红军直接对抗，红军由此能休养生息。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共产党巧妙地在其中斡旋，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的民族要求。共产党由此获得政治，军事上的合法地位，为日后夺取全国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的形势转危为安了，可是毛泽东在党内仍然是危机四伏。毛泽东的地位是由他的高超的军事指挥天才和娴熟的政治手腕以及谦虚包容的态度争取来的。遵义会议后，他只是军事三人小组之一，直到1936年12月7日，方才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初到陕北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一个可靠的贴心人，党的总负责（相当于总书记）是张闻天，红军总司令是朱德，后来又来了一个斯大林的钦差大臣王明。他们对他施以掣肘策略，使得他的方针和意图得不到彻底地贯彻执行。
请看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参加者：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这十三个人中，王明、张闻天、博古是王明集团的首领；康生和陈云刚从莫斯科归来，与王明的关系密切；张国焘和项英是坚定的反毛人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凯丰，对毛泽东若即若离，表面上徘徊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实际上，支持王明的成分多。比如周恩来，他此后就和王明一道，就统一战线问题，以长江局的名义，屡屡对党中央发出挑战。只有刘少奇一人坚定不移地支持毛泽东，但他还不在延安，在北方局担任书记。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政治局内形单影只的孤立处境。
再看十二月政治局通过的由十六人组成政治局委员名单：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据张国焘回忆，这份名单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由王明在会上宣读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还改组了遵义会议确定的、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组成的书记处。新成立的书记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从这份名单看，毛泽东的孤立处境非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变得更加孤单了。特别是书记处的组成，留苏派占据绝对多数。嗣后，毛泽东的正确观点一直得不到贯彻执行，特别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抱团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反对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和八路军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有关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根源，在于斯大林想利用国民党的力量开展抗日，藉以拖住日本，使得它没有力量再对苏联实施进攻。王明一伙是斯大林的应声虫，一切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根本不把中国的革命事业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这样的奴才，失败是必然的。再如中共如何抗日的重大问题上，王明一伙也是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希望八路军开展运动战，更好的吸引日军的注意，藉以迎合斯大林关于拖住日本无力再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战略。问题是，经过长征后的红军仅有几千人，经过几年发展，也只有区区三万多人，用这点力量开展运动战，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可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一些久经考验的军事家，也附和王明坚持的开展运动战的提法，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主张。在周恩来的策划下，1937年九月，已经进驻五台山的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一五师在右翼配合阎锡山军作战，又命令一二〇师在左翼驰援在雁门关的闫军。之后又在十月份，命令八路军三个师全部出动，配合闫军发动的忻口战役。1937年1月至1938年2月，彭德怀指挥的八路军为配合阎锡山“反攻太原”，继续采用了集中作战的运动形式。周恩来则在1938年6月从汉口发电报给毛泽东，提议八路军集结较大兵力于一些较大城市附近，以调动日军和打击日军增援部队。
由上述一系列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内以及军队的控制有限，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抵制毛泽东。他们不顾共产党在遭受国民党残酷围剿，已经精疲力竭的事实，去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毛泽东的话，他们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经常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特别是在使用游击战还是运动战的战略上，他们和毛泽东的分歧很大，他们都在按照王明（斯大林）的路子走，这个路子就是倾全力和日本人打平原运动战，藉以把日本拖在中国，使其无力向苏联进攻。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稍不谨慎，就会断送中国革命的前程。为保卫苏联而去葬送中国革命，这个问题不用想也能明白，可有些人就是揣着聪明装胡涂。这个问题一直到21世纪头两个年代也还在争论，右翼人士一直拿此问题攻击毛泽东，说毛为集聚实力而不积极抗日。秀才们可以无关痛痒地说风凉话，领袖则不能昏了头，因为他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和亿万条生命。谁都知道以卵击石的结果是什么？可偏偏有人却坚持这样做，是愚蠢，还是别有用心？只有天知道。但两者必居其一，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事实能证明其人其心。
应当指出的是，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或者“平原运动战”的战略选择争论，后来成为延安整风一个焦点，很多人为此做了检查，包括周恩来和彭德怀。用彭德怀用粗俗的语言说，“在延安，你操了我４０天娘，……”现在的右翼文人，动辄就把彭德怀当砖头来砸毛泽东，看看彭德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许是愚蠢的历史），以及在庐山会议上的举止，毛泽东整肃他不能说没有道理。一个人，耿直得有度，超过这个度，事情就会走向反面。即便是在西方政界，对领袖的言语也有限制，冒犯了，要么卷铺盖走人，要么被解职，里根、克林顿、布什绝不会容忍一个貌似耿直实则另有所图的人在身边喋喋不休。毛泽东是共产党领袖，是共和国领袖，你只有服从的义务，挑战必须付出代价。须知，四十年代是国共斗争最为严峻的时刻，五十年代的共和国是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令行禁止当是一条基本政律，来不得半点含糊，否则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最终背负土匪的名声被绞杀殆尽，或者被国内外反华势力大卸八块，一如1991年的苏联。在共产党的政治中，以反对领袖来博得众人喝彩，缺乏基本的从政素质，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尚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政客。像彭德怀这样魏延似的人物，也只有毛泽东这样胸怀宽阔的人能容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坚定地主张保留彭德怀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就是最好的证明。看一看邓小平和陈云如何对待文革造反派（他们是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的）、看一看陈希同于江泽民、陈良宇于胡锦涛温家宝的关系，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儿，毋庸讳言。区别仅仅是，大多数的造反派和陈希同陈良宇都被判了重刑，而彭德怀却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在京郊吴家花园赋闲。谁仁慈、谁残忍，一目了然。
1940年前的毛泽东，在虽然取得了重要的话语权，但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反对派如果利用一次会议来推翻他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全凭高超的军事智慧和老道的政治艺术来维系自己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地位来源于他的杰出天才，他们既害怕他又离不开他，因为没有他，革命会失败，他们将背负土匪的名字而被绞杀；给他以名副其实的位置，又怕他一旦得势会将他们统统从领导班子扫除。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处于被“战友们”围困的状态，这些战友既包括王明、张闻天、博古，也包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由此，他的抱负得不到全部施展，他所作的任何决定必须要通过他的反对者或者是游离观望者来执行，效果大打折扣。一代超人毛泽东为什么不能用组织措施来解决反对派围困他的问题？是因为毛泽东被一座高山围困在里面，这座山就是“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在遵义会议上做出的，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认可。翻越不了这座山，他只能继续被他的“战友们”围困，继续在山坳里打他的太极拳，何谈大展宏图！
孤独的毛泽东在最为困难也是最危险的时刻，有人对他伸出援手，帮他翻越了围困他的大山。这个人就是刘少奇。刘少奇支持毛泽东，不仅仅是口头，关键是用行动。他选择的突破口是否定共产党在1927年以前以及1927年以来十年间，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想以此来清除党内的教条宗派主义（唯斯大林马首是瞻的人）。
刘少奇选择这个重大问题作为突破口，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先说智慧，那个时期的共产党是一个近似于宗教的组织，大多数成员信仰马克思主义，抱着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建立一个强大的祖国的信念投身革命，他们相信党、并无条件地服从党。在这样的环境下，没人怀疑党，也没人会想到党会犯错误。所以，大革命失败以及中央苏区根据地丧失，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也没人对党提出质疑，还是坚定不移的跟党走。刘少奇之所以能独具慧眼，指出党犯了政治路线错误，是因为他认识到党在十年内所犯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是由党在每个时期的领导人制定并执行的，有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指令。刘少奇提出党的政治路线错误，并没有指名道姓，这就是他的智慧所在，先说错了，以此来获得大家认可，这样才有日后追究的可能。如果指名道姓地说是某人犯了错误，而此人现在还是党的领导人，那是存在风险的。在中共历史上，上级迫害下级的事例不在少数，为此掉脑袋的也不在少数。因此，把这样重大的问题提出来，是需要勇气的。
导致了大革命失败以及中央根据地全部丧失的恶果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怎么说都令人难以信服，倘若真有神灵，连那些死去的数十万冤魂也不会接受这个定论。但一代豪杰毛泽东却接受了，这令人费解。实际的情况是，遵义会议是在危亡之之际召开的，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冲出重围，不被敌人消灭，这是与会者的共识。毛泽东也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被选进常委，成为军事三人小组之一。长期受王明集团压制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遵义会议上翻身，是因为他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党内高层多数的认可。王明集团由此而分裂，张闻天、王稼祥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抛弃宗派选择大义，力鼎毛泽东进入领导层。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提出否定党的政治路线，于毛泽东而言等于是政治自杀。尽管毛泽东后来逐步取得了很大的权力，有了很大的威信，但“党在1927年以来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的结论，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毛泽东如果连想一想都会头疼，因为当时的领导班子主要成员都是这个时期成为党的领导人的，如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原来的领导人如周恩来朱德，也一直担任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参与了路线的制定和具体实施，否定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就等于否定这帮人。同时，这个问题也一直得到中国的顶头上司——共产国际的支持。现在人们说起共产国际，也就轻飘飘的一句话，以为它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但在那时，共产国际就像一座山压在各国共产党组织头上，它的一个指令，就可以解除某一国共产党领导的职务。因为，多数国家的共产党依靠共产国际的财政支持开展活动，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拿人手短，吃人口软，陈独秀反对和国民党合作，特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苏联人坚持这一观点，他只能服从，因为党的活动经费是苏联人提供的，这个耿直的教授，只能弯下他那高贵的腰，勉为其难地接受苏联人的主张。问题就这样严重和不容调和。
1937年2月20日和3月4日，刘少奇就党的历史问题给张闻天写了两封信。信中对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的结论提出质疑，尖锐地指出1927年以前和1927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犯了极左路线的错误。信中触及了三个禁区：A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不仅是陈独秀的右倾主义，而且还在于左倾错误，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广州以及武汉的工人及民众运动的左倾已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B 反复抨击中共十年以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形成一种传统；C 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
刘少奇的信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在张闻天等人的眼里，这无异于洪水猛兽。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两次召开会议讨论白区工作问题。党的总负责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意见不以为然，也许他故作此态想淡化此事。其他人“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张国焘影响。对于刘少奇有关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错误的看法，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声中，只有毛泽东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第二章）毛泽东之所以说刘少奇没有野心，是为了让占居领导高位的人安心，说他只是就事论事，无挑战他们的地位之意。
毛泽东的态度，无疑是对刘少奇的鼓励。在5、6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面对面地向张闻天发起挑战。在5月17至26日的第一阶段会议上，刘少奇在题为《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中，着重批评了十年来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左”的传统。刘少奇的报告激起了强烈反响，王明集团中的张闻天、博古，以及凯丰、陈赓等都表示难以接受刘少奇的意见。认为刘少奇的批评充满托陈（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攻击共产国际、攻击中共的观点。更多的代表反对刘少奇提出的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少奇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由于会议出现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休会。
6月1至4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博古和凯丰在发言中都否认刘少奇提出的有关白区工作存在一贯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的说法，只有列席会议的彭真支持刘少奇的意见，一时形式对刘少奇明显不利。由此可见党内守旧势力的强大，牺牲了那么多人，丢失了全部的中央苏区，整个中央和中央红军像流窜犯一样只顾逃命，不仅不主动辞去职务，还腆着脸说自己是正确的，人之厚颜只能如此。在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明确表示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上有丰富的经验。说刘少奇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甚至称赞刘少奇“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
毛泽东这番讲话艺术高超。他避而不谈十年政治路线问题，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在谈了党的优良传统后，他话锋一转，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由此全面地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由于规避了十年政治路线这个敏感话题，毛泽东的讲话得到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在会议的第二阶段，张闻天抓住了毛泽东讲话中于己有利的部分，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共在白区工作众所犯的错误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法中的某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接着，张闻天又反驳刘少奇对党在白区工作中的领导方针的批评，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意义。”。他还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地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的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不要任便给同志‘戴大帽子’”
张闻天的报告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刘少奇被迫退却，做了自我批评。其实，张闻天的报告，通篇都是狡辩。他把流血的失败说成是“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就是不说极为关键的话——什么人应当承担他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样狡辩居然能获得一致的拥护，可见领导层的无耻与麻木到了何种地步！那是造成几十万条生命丧失、数十年成果毁于一旦的大失败，这么大的损失难道不应当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吗？这和二十二年后的庐山会议何其相似，当时，彭德怀也是怀着和当年刘少奇一样的心情上书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心里清楚彭德怀想做什么，无非是用大跃进存在的问题做文章，来清算一线领导（刘周邓），将他们赶下台、取而代之。毛泽东本想将此事压下去，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可一线领导不愿意了，他们以彭德怀非礼毛泽东为名义，迫使毛泽东在8月2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将彭德怀打倒。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另据李锐说，在8月1日预备会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93页）毛泽东此时和二十二年前的态度相同，都是活稀泥，区别仅仅是，在延安他感到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大，面对实力强大的守旧集团，他们没有绝对胜算，风物长宜放眼量，因此息事宁人；而在庐山会议上，他为了保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不得不忍痛让彭德怀赋闲。牺牲了原不该牺牲的，保护了不该保护的，悲剧由此而产生。这个悲剧的主角是彭德怀，赋闲不闲，心情郁闷，还在文革中遭受了非人的待遇；配角是毛泽东，为此背了打击忠良的黑锅，一些人心理黑暗，把本不是他的恶（打倒彭）生生地安在他头上。彭德怀的信和二十二年前刘少奇写给张闻天的信，是出于同一种心态，先说错误然后伺机清算，造成借机上位可能。张闻天对挑战者刘少奇的态度是据理力争，没有利用权力将其往死里打，可刘少奇对彭德怀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是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嗣后，他在路线斗争中失败，悲愤而亡，不亦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