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徐景贤逝世二周年祭
王绍玺
景贤去世迄今已两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久久萦绕在我的脑际。由于他是文革时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结束被判刑十八年。司马迁说过，“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落井下石，历来如此。因为给居于下游的人泼一点污水，那是没有风险的事，第一他没有回手的余地，第二又显得自己过去是多么高明。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不断有人给景贤编造种种耸人听闻的离奇故事，而徐景贤又是一个非常软弱，委曲求全的人。他恢复公民权利以后，出版了一本《十年一梦》，诉说了一些他在上海十年文革期间一些往事。他生前不仅没有机会，也未向那些离奇故事进行反驳，出于无奈，还在自己头上套了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委曲自己以求得那些人的谅解。但是总还有一些人继续编造离奇故事，借以廉价地吸引读者的眼球。例如，有位外交家在一本有人代笔的回忆录中说：文革期间，他陪同美国记者斯诺到上海访问，当时任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宴请之时，介绍上海文革的情况，讲了上海群众揭发上海一些当权派的活动。该传记说，斯诺听了极为反感，并驳斥说，我看你们比这些走资派差远了，随即拂袖而去，云云。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如今，虽然斯诺、徐景贤及这位外交家都已作古，但当时参加这次宴请并全程陪同斯诺在上海访问的人仍在，且有接待记录，都可证明传记作者的随意虚构。有鉴于此，笔者感到有必要把所知道的徐景贤的一些往事，记录下来，可以有个比较，历史总是在矛盾的陈述中见其真相。同时以此文对景贤作一个怀念。
一．在丁香花园的亲密相处
笔者与徐景贤相识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与他亲密接触则是从1964年初秋开始的。这年8月10日，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石西民，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合办《内刊》所在地丁香花园的东楼二楼召开了一个有10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有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叶的助手王道乾及作协文学研究所的6名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还有来自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及剧作家协会的各一名青年。石西民的讲话要点如下：
1.国际反修和国内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任务都很繁重，需要从青年人抓起，建立一支能够坚持毛泽东思想路线的队伍，希望你们能边学习边战斗，听党指挥，准备长期作战。
2.你们写什么，怎么写，都由市委安排。要严守纪律，写作内容不许外传，内刊的各写作组之间也不要相互交流。
3.年轻人都住在丁香，集中精力写作，生活上由“内刊”安排。
4.这个组就叫文艺组吧，有以群负责。
5.现在交给你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批判周谷城一再宣扬的“无差别境界”美学论调，这是有意和主席的“一分为二”哲学唱反调嘛。文章要写得有分量，说服力强，由市委审查后安排发表。
由于文艺组大都是党员，成立了个党小组，我被指定为党小组长，负责抓政治学习及思想工作，挂靠“内刊”党支部，但写作内容不与他们通气。
（1）.徐景贤带领电影组进丁香及与文艺组合并
文艺组建立后约1个月，徐景贤带着被称为电影组的电影系统4个人到了丁香，在东楼西侧的那个空着的房间办公，写作内容也是保密。徐景贤和文艺组的大多数人本来就认识，又和大家年纪差不多，热情友好，再加上大家的写字桌都安放在房间前面连在一起的宽大阳台上，所以除了写作内容以外，徐景贤很快就和大家亲密无间。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电影组的写作计划撤消，人员与文艺组合并，徐景贤成为文艺组的负责人之一，我仍是党小组长。文艺组的主要负责人虽仍是叶以群，但他并不常来丁香，而徐景贤不但早已和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更因为他是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能经常带给一些上面的精神，因而大家都把他当作主要负责人。徐景贤去世前一年多，发表过一篇回忆文艺组早期活动的文章，其中说他一开始就是文艺组负责人。对此，我相信他不是记忆有误，而是因为许多人不知道文艺组的沿革，把文艺组说成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四人帮”的工具，他这样说，是为了自己独揽责任，为其他同志减免压力。但这样说反而给相关同志造成很大压力。
（2）.“才子”“才女”风波
文艺组与电影组合并之前，由叶以群主持讨论对周谷城“无差别境界”的批判，共同议定了一批题目，每人承担一篇批判文章的写作。文章陆续写成，叶以群审定后分送《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打了清样，报送市委。原先听说可以陆续发表，过了一段时间，叶以群传达说，对周谷城的批判不搞了。不发批判无差别境界的文章是对的，因为周谷城讲的艺术欣赏上的境界，与哲学上不承认矛盾是二个不同的的概念，我们把它混同一个概念了。这说明我们这些青年人，学养不高，搞大批判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领导这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市领导专业的水平也不高，文章写出来了，才发现自己站不住脚。初战受挫，大家都很沉闷。但不久，叶以群又传达石西民的指示，上海拍摄的《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两部电影，都是宣扬人性论、阶级斗争息灭论的大毒草，要写一批有水平的批判文章。为避免撞车，共同议定一批题目后，分头撰写，很快在解放日报或文汇报的重要版面陆续发表，署的都是各自的实名，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此战告捷，大家都比较兴奋，不免相互开玩笑。
丁香花园虽很精致，却没有供年轻人娱乐活动的设施，资料室书刊很少，空闲下来，也只能闲聊逗笑打发枯燥的写作生活。一次，汤大民（南京师大教师，随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读研究生）说：“戴厚英的文笔漂亮，是位才女。”戴厚英立即回应：“敝人无才，我看你倒像个才子。”两人斗嘴，引起大家一阵笑声。这本来是青年人之间的善意戏谑，没有恶意，也没有以才女才子自居的意思。但是，此话不知为什么传到了周源冰（主持日常工作的“内刊”负责人）那里，他怒气冲冲地说：发了一两篇文章，就自封才子才女，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这么严重，怎么能当无产阶级理论队伍的战士！文艺组要好好整顿思想。“内刊”党支部书记林学渊向我传达了周源冰的批评，要我召开文艺组的生活会，认真开展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我实事求是地解释说，他们只是开玩笑，并没有以才子才女自命。林连我也批评上了：“他们有名利思想，你不严肃批评，还看得这么轻描淡写，你的认识也有问题。要按领导指示在组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思想。”
我回组向叶以群汇报，他先是皱了皱眉头，又笑笑说：“你就主持开个生活会，把他们的话传达一下，叫大家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我请他主持会议，他以作协有事推脱。我只好开生活会，传达了周源冰和党支部的意见。大家都想不通，一句玩笑话，怎么能这样上纲上线？会上并没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约定，以后说话谨慎，不要再开可能使领导误会的玩笑，组内的气氛顿时沉闷起来。我没有向支部汇报开会的情况，支部也未主动过问，但我感到他们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文艺组，思想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压力。
徐景贤进入丁香以后，我把才子才女的事对他说了，原来他早已知道此事，并告诉我，周源冰发脾气，实际上是要给叶以群颜色看。周源冰的领导欲很强，他认为叶以群虽是著名理论家，但到丁香后没有主动拜访他这位土地爷，写作内容也对他保密，是对他的大不敬。而在叶以群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石西民有言在先，文艺组的工作是石西民亲自掌管。石西民也早已知道了才子才女的玩笑，只是笑笑，不以为然。徐景贤还告诉我，不要因为讲句笑话，就把大家搞得谨小慎微，但不适当的笑话还是少讲为好。他的话，使我消除了思想压力。
（2）.电影画报事件
电影组与文艺组合并后，又被周源冰整了一次。事情的起因是，电影组为了写文章的需要，把电影局收存的一些上海30年代出版的电影画报带到了丁香。画报中有不少30年代电影明星的照片、剧照及轶事短文，其中也有蓝苹即江青的轶事和照片。文艺组的人都知道江青的这段历史，只是因为，当时刘少奇主席多次带夫人王光美出国访问，报刊上的照片很多，出于好奇，也想知道从不正式露面的毛主席夫人江青是什么模样，便翻看了那些画报。大家都很敬重毛主席，看过画报，并没有进行议论。又不知是谁向周源冰报告了，周这次更是暴跳如雷，说是文艺组偷看重要国家机密，对毛主席大不敬，必须好好整风，还要查是谁带的头，要严肃处理。“内刊”党支部传达了周源冰的指示，并说文艺组连续出问题，一定要好好整顿。我解释说，大家看后，没有议论，也没有外传，再说，上海电影界的老一辈都知道这段历史。党支部书记说，都知道，也是重要机密！你们必须好好整风。
我向徐景贤作了汇报，他先作自我批评：这事我有责任，既然文章不写了，应当把这些画报及时送回电影局。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光是开会人人唱自我错，没有多大意思。市委很重视培养青年理论工作者，我们可以结合全国都在学习雷锋，利用这个事情，在如何进行思想革命化的问题上多动动脑筋。他提出，他和我先个别在组内征求一下意见，好好开个民主生活会，做一些决定。
（3）.学习雷锋好榜样
经过充分酝酿之后，文艺组在徐景贤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会，大家畅所欲言，最后共同议定了以下几条加强自身革命化的措施：
第一．积极响应向雷锋学习的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克服名利思想，做毛主席的忠诚文艺战士。
第二．以后写重要文章，均由集体讨论共同修改，确保文章的质量，并以集体名义发表。为此，拟定了丁学雷、方泽生等几个集体笔名，意思是丁香花园的文艺青年学习雷锋精神，起步做毛主席的小学生。
第三．以后发表文章，不再收取稿酬。
第四．文艺组进入丁香花园时，就决定不享受每人每天1元的伙食补贴（当时在食堂的伙食费，每人每天大致是0.5元），是完全正确的，以后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不向党和人民伸手的精神。
第五．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和保密规定，组内要加强团结，互相帮助，不对外传播组内的写作活动。
就这样，徐景贤把一件上纲上线的事件，化被动为主动，很顺利地解决了。
发表文章不署真名，不取稿酬，后来在文革期间成为风气。文革后，有些人写文章嘲笑说，躲在优美的丁香花园里，吃着优厚的伙食补贴，独霸报刊，挣高稿费做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还自称学习雷锋，欺骗世人，真是虚伪透顶，等等。我想，只有习惯于胡编乱造的人，才会写出这类完全与事实不符的文章来。
由于形势的变化，丁学雷和方泽生两个笔名，一直到66年初；文艺组为配合批判《海瑞罢官》写的一些文章，才陆续使用，并有一定社会影响。文革初期，上海市委的领导，为了表示自己紧跟毛主席，在一次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广播大会上，指派徐景贤以丁学雷的名字在大会上发言，引起种种议论。文革以后，有关领导又倒打一耙，声称丁学雷写作组是跟“四人帮”搞阴谋的，与他们毫无关系。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径，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两面派。
二．在清查“5.16”运动中的接触
1971年3月21日，我本来正根据朱永嘉的布置，借住在文汇报社，和几个同志一起，整理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提供的理科大批判资料，深夜忽然接到徐景贤秘书通过报社转来的电话，马上到康办贵宾室开会。我赶到后，房间里除王洪文、徐景贤外，还有几个人都不认识，而且似乎都互不相识。经王洪文介绍才知道，一是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空军二师师长刘忠朴，二是市专案市批办负责人翁默清，三是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成员郑惠仪，再就是我。王洪文说，找你们开这个小会，是因为出现了紧急情况，朱锡琪（文汇报造反派头头，市革会常委，因1967年4.12炮打张春桥被挂职）在干校听说要清查“5.16”畏罪潜跑。清查“5.16”，北京、江苏早已开始，声势很大，我们一直没有动。张春桥要我们马上行动，今天就有个任务。此时，王的秘书小廖把文汇报革委会主任艾玲带了进来。艾玲本来是市里的大红人，她发现王、徐都一改平常的客气态度，板着面孔，又看到其他人除我以外都不认识，显得惊恐不安。王洪文说：“艾玲，今天找你来是要你交代问题，你向党隐瞒了重要问题！”
王洪文不知再说什么，就示意徐景贤讲话。徐景贤似乎还没有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虽也板着面孔，却用低沉平和的语气说：“要你交代问题，是春桥同志提出的，你要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不要心存侥幸。你交代问题不论涉及什么人，都可大胆实事求是地写下来，自己密封，指定交给春桥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我们保证按你的要求传送。”
小廖把艾玲带走后，又把文汇报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邵传烈带进室内，他已经很紧张，王洪文仍然趁机敲打：“看见艾玲了吗？你要端正态度，大胆揭发并交待自己的问题。”徐景贤则安抚说：“你也犯过错误，但和他们不同。当务之急，是把报纸办好，千万不要出什么问题，你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要大胆揭发。”王洪文说：“曾经和艾玲一起在北京办事处的，要拉到报社外办学习班，不用你们掺乎。”徐景贤问：“原北办的人都去参加学习班，对报社工作有何影响？”邵传烈说不会有影响。徐景贤又细心地说：“有什么困难及时与我们联系。你要振作精神，把报纸办好。”整个谈话过程，徐比王更注意政策，关心报社工作，态度也很温和，没有故意整人的样子。
邵传烈走后，王洪文向与会的人宣布了以下事项：
建议成立一个清查“5.16”的工作班子，因已有一个专案办，就叫二专办。领导小组由翁默清、刘忠朴（后改为空八师师长刘志明）、王绍玺及将从工总司调来的一个人（后确定为李恩承，王洪文的笔杆子）组成。翁抓总，办公地点在宛平路11号的一幢小楼里。他强调，班子要精干，目前只设一个艾玲专案组。各系统的清查由他们自己负责，你们只负责联络沟通。
当夜，王洪文派翁默清和我到文汇报社，向报社造反派头头之一周国荣宣布市委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我们发现，周因参加报社劳动扭伤了腰，行动不便，要向王洪文报告。王的秘书小廖却不予理睬，将周带走。后来我才知道，周和艾玲都被关在上海少教所。
次日，根据王洪文的指派，我和郑惠仪一起，在外滩市革会大楼里，向文汇报北办的10多名人员宣布，市委决定对他们举办学习班以揭发艾玲的决定，然后，郑惠仪把他们安置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原苏联领事馆）底层的房间。说是学习班，实际上也是隔离。其中有当时与我一起工作的写作班人员朱维铮，王洪文曾特别交待，朱1967年在北办工作，是艾玲的得力助手，要重点注意。当时我猜测，王洪文是借此对徐景贤搞小动作，因为朱维铮是徐景贤派往北办的。
二专办成立后，大家对什么是“5.16”并不清楚，几经要求，王洪文提供了周总理及纪登奎、李作鹏等关于清查“5.16”的讲话稿，均非正式文件，且是节录，我们看了仍如在云里雾里。这时，徐景贤告知，清查“5.16”的最重要依据，是毛主席为姚文元1967年8月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的一段文字：5.16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反动组织；主要罪行是制造分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数不多，但隐藏很深，背后有黑手操纵指挥；活动以北京为主，有的已分散隐藏到各地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清查的依据是有了，但“5.16”隐藏在哪里，仍然心中无数，因而各系统都缩手缩脚，只是根据北京，江苏等地已大规模清查而提供的外调材料，进行调查。
王洪文决定召开全市大会，制造清查声势，指定我为他起草讲话稿。我感到他是做姿态，就以不熟悉他讲话风格为由，推给一直为他写讲话稿的李恩承，他倒爽快接受。大约因为王洪文要徐景贤帮他为讲话稿把关，过了几天徐景贤通知二专办领导小组，讲话稿基本可用，但修改了一些地方，如说到“克服麻痹思想，你们那里，没有5.16，也可能有5.17呀”等。他说，“5.16”就是“5.16”，提“5.17”必然扩大化，引起混乱，不能乱提口号。他还提出，要严格照毛主席的指示清查，“5.16”只是极少数，不可能很多。北京、江苏的清查大搞群众运动，都触动了许多万人，已陷入被动，你们要谨慎。徐景贤的这些意见，对二专办领导成员启发很大，李恩承更是由衷地叹服：景贤同志的政策水平，就是比工总司出来的一些人高，不能不佩服。
上海清查“5.16”进行了不满半年，就因林彪事件而陷于停顿。72年11月，张春桥回沪，听取各组办汇报工作，清查“5.16”的问题由我汇报。我先概述了一年半的清查情况：全市被群众大字报点名批判的有1000人左右，各系统立案的有100多人，审查重点近40人。但怎样才算“5.16”，还吃不准，如果按照既有三反（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解放军，反省级以上无产阶级政权）罪行，又有秘密组织及黑手操纵的标准衡量，上海还没有查到一个像样的“5.16”，我还提到，艾玲的案子也没有进展，查不下去。这时，张春桥突然板起面孔，气呼呼地说：“怎么能说一个没有？艾玲总算一个把，朱锡琪也总算一个吧！（朱锡琪出逃抓回后未交二专办审查）他换了一支烟，可能火气太大，划了几次火柴，才把烟点着。我正等着继续挨批，徐景贤趁机插话说：“在领导面前，你们讲话怎么能这样随便！你们要好好领会春桥同志的讲话，回去认真分析总结工作！”徐景贤讲话语气的严厉，为我以前少见。但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徐景贤这样讲了以后，张春桥没有再为“5.16”问题发火，改听其他方面的汇报了。
在张春桥这次讲话之前，全市各系统对所立案审查的“5.16”嫌疑对象，都已经因为难以认定，希望早早结案，予以解脱。那次会议以后，案件都拖了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才都一风吹。全市确实没有定过一个“5.16”分子。这时听说，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交出一封张春桥给她的信，里面说，毛主席认为艾玲是“5.16”，应当慎重。可见张春桥在这个问题上前后也有变化，若果如此，艾玲平反后指责徐景贤把她当作“5.16”迫害，实在是一大误会。
三、 我当学马列辅导员时的接触
1973年5月，朱永嘉、王知常因为工作繁忙，动员我离开专案办，回到写作组，策划出版《自然辨证法》杂志，并出任写作组党支部书记，后来又称为写作组领导成员。
1970年秋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号召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著作。上海市委常委跟得很紧，建立了集体读马列的学习制度。常委中的王少庸、马天水文化水平较高，但长期担负领导工作，认真读马列的时间不多。新干部如造反起家的王秀珍，以及少数劳动模范，文化水平有限，连马列著作中的一些文字都不认识，更谈不上领会精神了。徐景贤文化水平颇高，似乎也不曾仔细阅读过六本专著。常委们对自己制定了个集体阅读六本马列著作的制度，每星期一至六的上午10时至12时，集体阅读，星期四分头下基层。为了阅读顺利，常委们指定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几个撰写大批判文章的权威，做他们的辅导员轮流伴读。73年夏天，朱永嘉王知常在为《红旗》、《人民日报》组织撰写重头文章的同时，又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月刊，还办了一批学习班，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太忙，便鼓动我代替他们伴读。由此，从1973年9月，到1976年10月初，我伴读了三年多，和徐景贤几乎每天都有二小时的接触。这个期间，徐景贤处理的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廉洁自律。有一次学习开始前，王秀珍见经常参加学习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冯国柱和张敬标都到了，拿出一条很漂亮的腈纶毯展示说：“这是某工厂试制成的新产品，陈阿大送来的，请领导试用，看看是不是需要改进。”她显然担心我外传，又说：也给王老师一条试用。马天水摆摆手：“我们懂什么，不要试用。”徐景贤趁机说：“试用，还不就是无偿占有，化公为私！我们试用了，下面就会有很多人伸手。我看，是有些人自己想试用，让我们带头，做他们到处伸手的借口。听说，陈阿大他们试用、试吃的小动作不少。革命不是为了谋私，这个风一定要刹住。马老的意见对。新干部更要廉洁奉公。”徐景贤这么一说，王秀珍立即转弯，表示把毯子退回去，好好训一训陈阿大，但陈阿大等只是多吃多占，后来也未查出经济上有什么大问题。
据我观察，包括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所说（我陪读休息时，经常与他们闲聊），徐景贤及马天水、王少庸等人，都很注意清廉自律，生活俭朴。徐去世时，有副挽联说他“用权不谋私”，是很贴切的。
这也是时代风气。当时的官场，虽然派性严重，一些造反派起家的干部干了不少坏事，但公开大肆贪污受贿者还没有。广大干部，特别是掌有一定权利的知识分子干部，大都还是廉洁自律的。拿写作组来说，从朱永嘉、王知常起，到经学习班进入的小青年，日夜忙于写作，除了0.2元的一顿夜餐外，全都没有一分钱的经济补助，全心全意工作，靠的是信仰、精神和党的传统作风的熏陶。四人帮粉碎后，写作组被当成重点审查对象。查政治，所写的大量文章，有不少是毛主席的亲自批示，有的也有上面讲话为据，不是自己的发明，查不下去。上面又指示，查他们的经济问题；大张旗鼓地查了一通，没有任何收获。又查所谓生活问题，也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上面又发话了：经济上不贪，生活上不烂，说明他们一心搞反革命政治，更要从严处理。上面还气急败坏地威胁说：他们没有问题，岂不是我们有问题了！这种语言背后，恰恰表明，以清廉自守，是当时在位者的风气。
2.为事谨慎，不主张自我张扬。1975年秋天，张敬标对我说，像上海市委常委这样集体学习马列的，全国还没有第二家，他要我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报道，争取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心里想，你们天天学，成效并不显著，写这种东西，更涉及到对上海市全面工作及常委个人的评价，没有把握，不想写，却推脱不掉。无奈之中，我问徐景贤怎么办。他先承认，各地像上海这样坚持学习马列的确实不多，上海的形势也比较好，但这很难和天天读挂上钩，因为全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又说，写这样的报道，有自我表扬之嫌，不好，春桥同志肯定也不同意，不写为好。我要他向张敬标打个招呼，免去这苦差使，我还告诉他，我曾建议请新华分社记者来写，我写有自我表扬之嫌，可张敬标不肯。徐景贤说：那你就去找他，说写报道需要素材，请他提供（张敬标兼市委办公室主任），将他一军。后来我请张敬标提供素材，他再也不提写报道了。
又有一次，马天水说，他陪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参观江南造船厂，齐奥塞斯库看着途径的河南路一带说，上海这十几年似乎没有变化。王秀珍在学习室大叫，他算和我们很友好了，竟这样污蔑我们！马天水说：“河南路一带确实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建设的新项目都在四郊，他没有看见。市区的一些地段早应该改造，但我们现在还力不从心。”徐景贤感叹说：“我们这些年虽然成就很大，但马老经常说，我们的生产，是在拼老底，发展上海，任重道远。我们不能总是自己唱颂歌，看不到困难和问题。”看得出，他当时对他们在上海的工作，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3.读马列，能够注意联系实际。1975年秋，常委们阅读《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张春桥的大文章《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发表了，两者都提到打破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便合在一起讨论。马天水说，张春桥要他组织人调查匡算，有没有可能实现解放初的供给制，打破包括等级工资的资产阶级法权。经过几个单位测算，即使实行解放初那水平很低的供给制，财政支出也要比现在的工资制多四至五倍，根本做不到。王秀珍对王少庸、冯国柱说：恢复供给制，你们老同志的工资要降低了。冯说：那时也有等级，吃饭分大中小灶，结婚要“二五八团”（满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王少庸说：那时日子比现在好过，生孩子就配保姆，三个孩子两个保姆，我在青岛（当市委书记），吃饭有特供，专职炊事员，抽烟喝茶、穿衣都有特供。徐景贤感叹说，一月革命，搞上海人民公社，以为夺了权，一切都容易解决，根本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时头脑发热，想问题很简单。口口声声说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为自己旗帜举得很高，现在想想，对马克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要好好学习。遇到问题，不能只抄几条语录……
4.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陪读时，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都搬进康平路大院，王洪文已去北京，家属也留在大院里。初进大院，这四家的孩子都是上小学的年龄。常委们学习时，从不谈论自己的子女，也不讲大院里的孩子们。但有一次，王秀珍带着几分气愤地说：洪文的儿子太不像话，因为肝炎，特地安排住在华东医院，他不肯吃药，医生好心开导，他就骂人。领导亲自劝说，他竟说，我有了权，先撤你的职。医院里没有办法，根娣（王洪文妻子崔根娣）叫我想办法，我去做工作，他也不理睬。我打电话问王洪文怎么办，洪文说叫小廖回上海收他的骨头。小廖去抽了他两个耳光，安静了几天，又闹起来。王秀珍问徐景贤：你和文元同志的孩子怎么那么文静，懂礼貌？徐景贤笑笑说：“女孩子嘛，总会文静点。”王秀珍说：我那个丫头，总是跟着洪文的儿子疯，洪文的儿子住院了，也安静不下来。王少庸忽然问我：“老师，马克思对子女教育有什么重要论述？”我知道他是要转移话题，就说：“有本《马恩列斯论教育》，可惜没有大字本（当时供领导干部阅读的马列文本书，都是正文用四号字的大字本）”马天水说：“教育子女，我们都是不合格的家长。景贤、金瑛（姚文元妻子）管得比较好。反正不能老子英雄儿子好汉。”
徐景贤和姚文元的孩子在大院里有口皆碑，康办的工作人员多次对我说，这两家的孩子很懂道理，有礼貌，从不惹是生非。王洪文的儿子，则从刚搬进大院的小呆瓜，很快变成小霸王，人人摇头。父亲显赫的地位，对子女的成长不一定有利，王洪文跌倒了，对他儿女成长反而有利，因为可以在艰难中奋起。后来王洪文的儿子反到比较争气。徐景贤地位变了，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但孩子在文静中成长，缺少霸气，反而不利于他在逆境中奋起，事务总是相反相成的，这大概也是辩证法罢。
5.徐景贤对我很关心体贴。我刚刚陪读时，非常担心出事，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马列著作也不熟悉，这个问题只要认真备课，遇到难题，写作组的文史哲经各组都有能人，随时帮我解决，容易对付。我最担心的是，常委们学习时如果议论了他们认为不宜外传的事情，偏偏他们自己（如王秀珍）泄露给了小兄弟，或者恰巧被外面猜中，造成被动，他们中有的人为了推卸责任，很可能拿我当替罪羊，下场很惨。为了防备这种情况发生，我发现常委们开“无轨电车”时，就装着上卫生间。徐景贤很细心，几次以后，他就问我，是身体不适，还是有稿件急需处理？我讲了自己的担心。他叫我放心，说学习时不谈重大工作机密。常委们了解你的为人，不会这样做。即使遇到问题，他也会帮我做工作。一次，马天水拿着一本刚出版的大字本《自然辩证法》杂志说：“内容很好。”徐景贤趁机说：杂志的主编就是我们这位王老师，还说我是儿童团出身的“老革命”，做事谨慎。经他这么一说，本来对我了解不多的王秀珍、张敬标和冯国柱，也开始和我热络起来。徐景贤还对我说，以后如果遇到我应当回避的情况，他会提醒。后来，有一次学习中，赛福鼎夫人突然到学习室拜访，他是带领新疆歌舞团到上海演出的。我起身要走，徐景贤说：“你也听一听，新疆客人来上海演出，还需要你们写文章宣传呢！”不过，赛夫人只是礼节性拜访，后来只发了消息，并没有要写作组写文章。又有一次，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未通报就来到学习室，我看他那严肃神情，似有话要说，立即起身要回避，徐景贤向我点点头，意思是我做的对，我就离开了学习室。
四人帮粉碎后，上海大清查，有人曾说我是最重要的材料袋，三年间天天和马、徐、王等见面，比他们秘书的接触都多得多。我奉命写了陪读的见闻，没有多少他们想象的重要材料，被斥责态度坏。后来审查者从马徐王等常委及他们的秘书那里反复核对，证明马徐王等的所谓阴谋活动，确实都没有在读马列著作时进行，我所受这方面的重压，才得到解脱。能够如此，和徐景贤的细心关照有极大关系。
徐景贤去世时，我在匆忙之中，用欧阳修、刘禹锡的话，写过一副挽联：“天下名花唯牡丹，人间声价是文章”我相信，徐景贤的一些优秀作品和自传式的《十年一梦》，都会长久地传扬，他的人品和理想，也会使识者愈益感到犹如牡丹的芳香。这只是从总的方面讲，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景贤也有不足之处，尽管他碰到难题时，处处想做好人，结果还是在工作中得罪人。他总想委曲求全，但如果从全局看，他是很难周旋于方方面面，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尽管他始终没有丝毫恶意，但弄不好反而会把自己摆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他的遭际，有时候真如《红楼梦》的回目所言：“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对于这一点，朋友们也只能以无奈两字来体谅他了。（完）
二○○九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