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卡门自传（二）---1937年访问中国

1937年6月，我结束了在苏联的讲座，取道西伯利亚前往满洲里，开始中国之旅。当时华敦德（Frank Wattendorf，冯卡门前学生，时已在清华大学担任空气动力学教授）打电报给我说他会到边境来接我，并带来去北京的票。我所知道的是这次去中国主要是去清华大学讲课，并视察华敦德所在的航空工程系的进展情况。离开莫斯科旅馆的时候，我发现身上没钱了，感到很尴尬，就告诉了一位苏联朋友。他听后说没问题，我帮你解决。我到车站的时候，一位男士在那等我，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大叠卢布，点也没点就塞进我手里，这件事暗示着，苏联的审计制度不是很严格，不过我没什么意见。

我在山海关入境中国，正在过海关的时候，开来一辆军车，一队日本兵跳下车四处布哨。华敦德来接我，带我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车上，他告诉我此行的真正目的，原来所谓访问清华及其航空工程系不过是个掩护，实际上是要帮助中国政府建立一支现代空军，蒋介石希望以此来阻止日本的进犯。中国的现代化国防策略不是建立铁路系统，而是直接进入航空时代。中国空军的基地在南昌，飞机主要是从美国和意大利购买。为了把国际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此处我的翻译略微歪了点楼），中国决定在南昌郊区建立自己的飞机厂，清华大学被选中来主导这项工程，华敦德负责提供科技指导，他提议中国要建一座风洞，他设计的风洞，具有国际标准，中国方面担心费用，于是想请冯卡门来访，并作荣誉顾问，给他们的建议增加份量。有意思的是，我对日本的航空业的帮助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认为我能理解一个落后国家在科学和工程上要进步需要的是什么，既然现在日本已经超越了中国，那么中国也想赶上去。我的主要使命，是说服蒋介石和宋美龄（宋当时是空军司令），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进行这项建设。

我是1937年7月6日到北京的，在北京饭店的楼顶上与政府官员和大学领导进行秘密会谈，结束时他们说会安排我会见蒋宋。会后我参观了清华大学，我在1929年来过。清华产生于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把她的那部分赔款存入纽约的Chase National Bank，用于中国人才培养教育。中国航空学科的第一门课程始于1929年，是我提出的建议，这次回来，我很高兴地发现，这一门课已经成长为清华的一个系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正如我在日本感到的那样，学生们要想得对航空科学中的重要问题有所感受的话，必须把理论与实验相结合。我强调指出，对于中国的航空事业来说，这种方法比单纯从外国获取制造飞机的许可，即复制外国的设计要好得多。我说，中国航空业成败的关键有赖于未来的大学生们，取决于他们的研究和实验能力。我们西方人知道，中国人擅长于数学理论，却因为他们的传统，不太容易接受实验方法。华敦德举了个例子，他让学生们用一种试管（Pitot tube）测量流过一段管道两端的流体的流量，然后他就离开实验室去作其它事。一小时候他回来的时候，学生们都走了，桌子上有一张学生留的条子：“教授，实验作完了，你没有进一步指示，所以我们回家了。”华敦德把能通知到学生的全叫了回来，“谁说作完了？你们的横截面图在哪呢？”横截面（traverse）图能表现一段流体中不同地点的流速的图像。华敦德耐心解释道：“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显示你们不能作理所当然的假设，实际情况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因为管壁的摩擦力，流速并不是常数，会逐渐变小。”学生说：“当然，我们知道，那是因为不理想状态，我们以为你只对理想状态的规律感兴趣。”这就是儒家思想，中国人习惯于绝对的推理，也就是只考虑纯粹性和完美性。所有不完美的，都是大自然的缺陷，不需要太在意。他们总是说：“如果你要找缺陷，你总能发现它们。”华敦德说，这种世界观在他的学生中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其中一名学生跟他家里闹翻了，因为他家里反对他学工程专业。这件事发生后，华敦德专门给学生们布置来自实践中的实验问题，学生们很不情愿，但是这样做，却能使学生们在当工程师以后遇到实际问题时有所准备，包括南昌风洞建设和运行中的问题。我也经历了类似的中国思维方式的实例，在南京我在中国官方的要求下，提交了一份设立一个科学研究所的方案，某领导看了以后说，这方案行不通。第一个研究所应该是天文研究所，你把它给忽略了。我反驳道：“中国不需要天文研究。为什么不从实用的东西开始？”领导说：“朋友，在中国，你要想建立一个教育机构，你必须得从最老的学科和科学的皇冠开始，也就是天文学。”我知道南京有一个明代建立的天文台，所以，我算老几，能跟六百年的传统对抗呢？我改变了计划，纳入了天文学。

我在北京待了一天，然后在1937年7月7日登上“上海快车”前往南京和南方的其它目的地，参观防空学校和其它航空方面的设施，这些设施蒋介石还在对外界保密。上海快车连夜向南方飞驰，早上我们被一声大吼和吵闹声惊醒，这里是济南府，在北京和上海的中间，站台上人们跑来跑去，在报摊上争着买报纸，互相之间大嚷大叫着。我问一个车上的服务员是怎么回事，他说打仗了，一名日本兵在卢沟桥被打死了，日本借此发动了战争。天津以南的铁路都被切断了，北京已经与南方隔绝了，华敦德与我坐的是北京到上海的最后一班快车。当天晚上我们到达浦口，坐轮渡过长江进入南京过夜。当时长江上没有桥，南北方不能很好地来往。第二天早上在南京我们与周将军会见，他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美国的空军部长（应该是周至柔）。星期六（查日历，星期六应该是1937年7月10日）我坐飞机去了南昌，视察了空军基地。基地的规划很好，但是按照欧洲的标准还比较原始。风洞建得跟西方工业国家的风洞不相上下，当地工人住在工地，三班倒，每天不过三毛钱的工钱。我还参观了一家飞机厂，这是由意大利人建的，已经开始出产飞机，但是空军基地的指挥官毛将军（与毛泽东没关系）告诉我的，证实了我的猜想：外国飞机对于中国人来说太复杂了。

我还记得一件事，某天，毛将军告诉我，他在南昌一家店里看到一些罕见的古瓷瓶，他知道我和我妹妹对东方艺术的爱好，所以他问我是否愿意去看看。那些瓶子确实好，我给我妹妹买了一两件。但是有一件非常漂亮的瓶子太贵了，我没买。我把这事跟毛将军说了，第二天，我在我房间里看到了那个瓶子，是毛将军送的。多年后，我在首都华盛顿又遇到了毛将军，他是中国国民政府的使节。后来他却突然不辞而别，因为中国政府开始怀疑托付给他用于购买军事器材（一直没有运达）的两千万美元的下落。当他在墨西哥被逮捕的时候，他正在享受奢侈的生活，家里有4个佣人。他辩解说，这笔钱他不拿，政府里也总会有人挪用。听说了这些我就在猜想，买那个瓷瓶的钱是从哪来的。

我的中国之旅的最高潮是与蒋介石的会见，那是在庐山牯岭。我们是坐一架三引擎的意大利轰炸机到九江，那天很热，我们每个人都坐上由4个赤脚苦力抬的轿子上。在那一天里，我们真的是经历了最现代和最古老的交通工具。上山的时候，每当竹子作的轿子上下颠动，苦力们娴熟地借助于竹子的弹性的时候，我担心的不是他们的技术，而是这些竹竿是否经过科学检验。大约2小时，我们抵达蒋府，别墅的房子更像是西式的，看着很舒适，却不奢华，门口有2名武装哨兵把守。宋美龄出来迎接我们，她是韦斯理毕业生，说一口漂亮的上流英语，她把我们介绍给她丈夫。蒋穿了一身简单的长袍，很瘦，脸色苍白，我们听说他还没从西安事变中完全恢复过来。午饭时，蒋宋两人坐在桌子的两端，我靠宋美龄坐，华敦德靠着蒋介石。那位神秘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坐在中间。宋美龄给她丈夫翻译，但是我怀疑蒋能听懂英语，我感觉他是不想说不连贯的英语，这样的话会在外国人面前暴露他的弱点。午餐吃的是美国西餐，这是我在中国吃的唯一的一次美国西餐，显然宋美龄喜欢美国餐。我们谈起不久前发生的卢沟桥事件，但是蒋介石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他认为日本不会发动全面战争，他会诱敌深入，直到他在中国南方的力量足够强大，他把希望全放在空军上了。最后，话题转到了航空研究上，这是我访问的主要目的。空军司令宋美龄很优雅地说道：“现在我终于跟大师面对面了，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风洞。”我尽力解释了一番，风和飞机的相对运动，风洞是在实验室模拟飞机在空中的飞行状态。她听的很认真，完了后，她微笑着说：“我不敢说我全听懂了，但是您谈到风洞时的那种投入让我相信它们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同意，中国也需要一个风洞。”我的感觉是，她其实完全听懂了，我心里想到：真会说话啊，多聪明的女人。这说明我已经让蒋宋认识到了继续建设中国空军的必要性。我又强调，实验和研究应该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必须同步发展，没有经验的人需要实验。

回到上海后，别人警告我们不要回北京，因为日本人就要发起进攻了。我还有些行李留在北京饭店，后来是一位大学生帮我把行李拿过来了。1937年我跟华敦德离开中国去日本，我计划在东京帝国大学举办讲座。朋友们经常问我，走动于两个马上就要开战的国家之间有何感想，尤其是其中一个国家被美国和欧洲视为侵略者。我觉得，我对我的朋友们作为个人的同情，超过了国家行为谁对谁错的评判。我期望着与10年没见的日本朋友重逢，也想看看在我以前的访问研究中播下的种子，长成了什么样的树苗。在东京住的旅馆外的街上，我听到响亮的“万岁”声，不禁想到，我更喜欢20年代的日本，那时的日本人很开放，有哲理，热心于科学进步。过去的10年间，民族主义在日本生根，且疯长成恶性肿瘤。征服中国，成为很多日本人的梦寐以求的目标。跟日本人交流的同时，我一直有种不安的感觉，就在旅馆我的房间里，放着我和华敦德讨论过的中国报告的初稿，我们谈到中国人的武装是如何的落后（北方军队不少战士还背着大刀），而他们又是那么迫切地想发展他们的空军来抵抗日本。

在跟川西家的人们交谈了之后，我对国际形势的感觉好了一点。川西家族仍然掌控着日本最大的飞机制造厂。他们父子在政治上都是温和派，他们对日本局势的发展感到担忧。他们的观点让我感到，日本并不是在极端份子的全面掌握中。不幸的是，日本不是由川西家族统治，他们的观点被淹没日本的备战狂潮中。我的观点是，我们要用长远观点看事件的发展，科学发展最终会征服暂时的动乱，并让所有人带来长久利益。

我在东京大学的讲座很受欢迎，在回答问题的环节，我又一次注意到日本人是如何的重视读书，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也非常尊重老师。跟德意志帝国一样，日本教师是天皇的教授，仅次于神。在选择美国体制--在美国教授是很普通的--还是德国-日本体制--教授是圣者--之间，我倾向于走中间路线。我在离开日本前，大学为我举行送别宴会，食品很可口，但是餐后甜品我不知道是什么，于是我问边上的日本人。不知道他是否本人就是个不喜欢直接了当的人，还是语言的障碍，他看着我沉思道：“这就像是你们美国的奶酪，但又不完全是。”这类模糊的回答让我不满意，但是怕冒犯他，我没说什么。当我告别的时候，这位先生问我对日本航空研究的看法，我说：“我可以实话实说吗？”“请说。”“日本的航空研究就像是美国的航空研究，但又不完全是。”

几天后，我还在回美国的途中，华敦德非要回被日本占领的北京，他觉得他是美国公民，日本人不会伤害他，他想留在那里保护他花了那么多心血的风洞，不让日本军队毁了它。他坐日本船到天津，然后坐火车去北京。后来他告诉我，大多数同事都逃走了，或者隐居了。日本人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大学里的书桌边。带队的日本军官看了他的护照，然后还给了他并向他道歉。他说他带部队来清华，就是想保护新建的风洞不落入中国匪徒之手。他对华敦德说，资产没收只是暂时的，他让手下取张纸来，在上面镇重其事地写了个实验室和风洞的收据。把收据交给华敦德的时候他说，实验室会完璧归赵的。华敦德说他是世界上唯一从侵略军手中拿到实验室和风洞收据的人，他愿意在收回它们的同时，交还收据。

1937年8月，形势更加严峻，日本人下了最后通牒，限中国三天内投降，否则将对南京进行24小时不间断轰炸。中国拒绝了最后通牒，日本人对南京开始轰炸。华敦德正是此时，来到南京，口袋里装着相当于清华大学全部资产的一张30万美元的保付支票和一小瓶镭。他后来得了重病，辗转回到美国，病治好了，但留下了走路略有点跛的后遗症。

今天中国的航空业的状况很难估计，因为美国跟红色中国交恶，但是我的海外朋友时不时会告诉我中国发生的事情，比如，科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北京大学有6千学生，还有一个航空研究所，满洲里也有一个类似的研究所，清华大学也扩大了，他们仍然在使用华敦德建立的风洞，1962年的估计说学生数量在10年里翻了一番，中苏科学家的来往已成常态。

我不理解为什么美国有成百的专家在监视苏联的活动，却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有曲指可数的人在监视中国。我相信中国已经打破了过去束缚科技发展的枷锁，一旦他们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解决了，其潜在的科学发展威力将会充分释放出来。

同一本书中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