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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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冒了

我又感冒了。不是春天那种流点儿鼻涕,打几个喷嚏,像过敏似的。是真正的感冒,扑天盖地,来势凶猛:喉咙先痒又疼,然后嘶哑说不出话;流清鼻涕,准备一卷纸巾(paper towel  而不是tissue )备用,然后一张接一张往垃圾桶里丢;喷嚏一组一组地打,惊天动地,牵动着五脏六腑;从胸部深处爆发的咳嗽,不得不蜷缩身体;头闷头痛剧烈,让人坐卧不安,。。。喝水,猛灌水,虽然平时我的水瓶从不离身;少吃或吃清淡点儿,虽然平时我就吃不多,还时不时减去一顿,怕食重积食;畏寒,浑身酸痛,不能去走或骑车了,这时开始严重怀疑平时那些锻炼都去哪了?头痛吃tylenol也不济,只好置“毁容”而不顾,借助咱老祖宗的办法,拔火罐。对,你没听错,是拔火罐,在额头上。额头上一左一右拔了两个。火罐吸得很紧,也很疼,就鬼哭狼嚎叫老娘救我。老公受不了了,直说取了吧、取了吧。坚持了不到十分钟,心里麻烦,心跳加快(这是岁数大了才出现的现象),取了火罐,额头上两个有黑没红,或者说红得发黑(不是红得发紫)的印记赫然显现。随着两个“军功章”的出现,头痛头闷减轻了一半。但心跳还是快,一查,每分钟112次。难怪呢,平时80次/分钟以上我就不舒服了。呀,不行了,得赶紧上卫生间!虽然这时的尿看似水一般,也不能撒在裤子里或者床上呵!

从小我就得这种感冒,特别是春夏、秋冬季节交替时。感冒一来,所有的步骤一个不少。那时国内没有什么纸巾,用的手绢根本不管用且接不上,妈妈就给我找来旧的被单、被里,剪成小块(听上去像给婴儿剪尿布,是不是?),以助供不应求之急。天冷时洗过的“手绢”一时干不了,就把炉子上架的烟筒擦干净,把“手绢”裹在烟筒上,很快就干了。开始头疼时吃阿司匹林、正痛片,把胃吃坏了(有一次我居然注意到舌头上一层厚厚的舌苔)头痛却没有减轻。在我们当地,人们生病头疼拔火罐很常见,看到额头上有红印,就知道对方病了而且头疼,少不了嘘寒问暖,饮食起居嘱咐一番。小孩子额头上顶着红印去学校比较少见,特别是从外地转来的学生,看到后吃惊得很。正是因为如此,我就得了一个临时性的绰号“四眼儿”。说是“临时”,因为一个星期后红印就消失了。“四眼儿”也不确切,因为有时候我会在额头拔超过两个火罐,那就成了“五眼儿”,甚至“六眼儿”了。再就是“四眼儿”是那些小小年纪就戴上“二饼子”的专属绰号,我只是借感冒之机,“享受”了一下。

上面说的喊妈妈相救,也却有其事,只不过夸张了点儿,而我母亲也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小的时候生病不舒服,我倒是不会大喊大叫,而是看着妈妈说:“妈妈,不舒服了”。妈妈会用怜爱的眼神看着我,用温暖宽厚的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妈妈知道”。我知道她是在想如果我能替孩子生病就好了,就像我们做了母亲后也会怎么想而做不到一样。然后妈妈就看着我按时服药,做一些清淡的、能引起食欲的饭给我吃。当时能做的不过是汤面、疙瘩汤(我们那里叫‘拌汤’)之类的。难受不想起来吃还不行,到时候妈妈就端过来了,清清的汤上还洒了一些白胡椒粉。有一次我得了痢疾,在床上天昏地暗地躺了几天几夜。也就是那时,我知道了“里急后重”是什么感觉。妈妈尝试做不同的饭菜来调我的胃口。不知道她从哪儿听说的偏方,用晾干的全水萝卜带缨子熬水喝能治痢疾,她每天给我熬这种水喝。那个期间,我那位被打成右派的舅舅要结婚,我妈妈当然要去。舅舅那时已经四十多岁,屡次相亲,对方都被他头上的“帽子”吓跑了。这次总算成了,了却了我母亲的一桩心事,而她也早已悄悄地准备好了礼品(我知道其中有很漂亮的被面)。那天母亲安顿好了我,就走了。她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不知道。昏昏沉沉中醒来的我,大概算了一下,可能就是半天时间。“右派”分子的婚礼不会太长,而妈妈更担心在家生病的我。

人们生病时感情会脆弱。虽然感冒不是什么大的疾病,但我还是会想到母亲,想到她的耐心、呵护、照顾以及无微不至。至于我自己,还在继续不断地了解自己的身体,调整自己,还会注意饮食,锻炼身体。不过我已经警告了我老公:你下次再感冒的时候,不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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